近日，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苏州互联网法庭审结一起涉及新就业群体的劳动争议案，审理中，法官穿透多主体参与用工、关联企业混同用工的“表象”，准确认定劳动者与对其实施支配性管理的用工主体间存在劳动关系，为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的界定明确标尺，引导平台企业诚信经营。

配送时遇交通事故引争议

2024年2月底，小何应聘成为飞毛腿（化名）快递区域分公司员工。3月8日，主管老吴为小何配置三轮车作为配送车辆。

小何跟着师傅老江正式上岗，负责站点范围内的收派单业务，时间为早上7点到晚上9点。3月16日，小何驾驶配送车辆驶出站点时摔倒受伤。4月9日，在与主管老吴沟通工伤事宜时，小何得知自己受伤无法报销。随后，小何发现自己被移出工作交流群。

同时，主管老吴表示，小何的“编制”不在快递站点，而是属于飞毛腿集团公司的关联公司的同城业务。为此，小何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确认小何与站点所属的飞毛腿快递区域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该分公司不服向法院起诉。

背后劳动关系扑朔迷离

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飞毛腿快递区域分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共享经济平台服务协议》（以下简称共享协议）。协议显示，小何在3月10日与福建某人力资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公司）签订共享协议，约定小何注册飞毛腿同城骑手平台，注册成为“众包”骑手。福建公司通过平台向其派单，并对小何的配送进行考核、支付服务费。

但小何并不记得自己曾签订过共享协议，只记得自己在培训期间完成了飞毛腿同城骑手平台的注册。为查明案件真相，法院追加了福建公司与宁波某人力资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

庭审中，福建公司称，小何在注册飞毛腿同城骑手平台时，必须与其签订共享协议才能完成注册。小何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签署协议，应该知晓协议内容。

庭审中，原告公司还陈述，飞毛腿集团有两种业务，分别为快递业务与同城业务，案涉站点的速运快递业务由其直接管理，同城业务则不归其管理。小何注册了飞毛腿同城骑手平台，属于同城业务，不是自己的员工；同时老吴和老江是宁波公司外派至站点工作的人员，也并非自己的员工。

此时，小何才发现，虽然他在站点工作、接受主管老吴的管理，并跟随师傅老江收派单，劳动报酬也通过飞毛腿集团旗下的金融平台提现。但在原告公司口中，不仅自己不是其员工，老吴、老江也不是其员工。

谁才是快递小哥“真东家”

法院经审理查明，飞毛腿集团旗下有飞毛腿快递公司、飞毛腿同城公司、飞毛腿金融公司。本案原告及原告隶属的苏州公司是飞毛腿快递公司旗下公司，小何注册的飞毛腿同城骑手平台则是由飞毛腿同城公司参与运营，小何薪水提现的平台则是由飞毛腿金融公司负责运营。

另外，飞毛腿集团还分别与宁波公司、福建公司签订合同，与宁波公司签订了《服务外包项目管理合同》，约定宁波公司派员工至其指定地点工作，老吴与老江即通过上述协议外派至站点工作；与福建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其将收派件订单在飞毛腿同城骑手平台发布，福建公司将订单分派至相应服务人员。同时，两份合同均约定协议同样适用于集团的所有下属公司，并在附件中列明下属公司名单，其中原告隶属的苏州公司在上述名单之内。

一个快递小哥申请确定劳动关系的案件中，竟出现了8家企业。回溯小何的工作日常可以发现，小何日常工作的站点、注册用于收派单的平台、发放薪水平台分别隶属于不同公司，除了签订共享协议的福建公司外，其余均为飞毛腿集团旗下公司，俨然形成了“多主体参与、关联方混同”的复杂用工表象。

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标准

新就业形态下，多个主体参与用工、关联企业混同用工，用工主体应当如何认定？法院审理后认为，判断关联企业间的用工主体，在没有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与工作实际严重不符的情况下，应根据用工事实，以各关联公司中与劳动者工作联系最密切的公司为准。

首先，在工作时间方面，根据站点主管的要求，小何在早上7点至晚上9点，需通过平台进行人脸识别上线。虽然原告公司辩称打卡与上线并非同一概念，但该行为隐性控制劳动者作业时间，小何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在线进行收件、派件工作。

其次，从工作内容和人员管理上看，小何在原告公司站点入职后，由老江带着熟悉业务，日常由老吴进行管理，两人被宁波公司派至站点工作，原告亦在庭审中自述将该站点一部分快递业务外包给宁波公司，可以认定小何在从事原告主营快递业务的相关工作，且小何有合理理由相信老吴代表原告对其进行管理。

再次，在劳动报酬支付方面，小何的劳动报酬需要绑定飞毛腿金融公司运营的金融平台提现领取，支付方为飞毛腿金融公司，与原告所属的飞毛腿快递公司同属一个集团，关系密切。

综上，虽然小何与福建公司签订的共享协议中约定，通过同城骑手平台向其派单，并对小何的配送进行考核、支付服务费，但事实上，对小何进行直接劳动管理并支付劳动报酬的是原告公司。原告公司对小何形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来源 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