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天阴得像块拧不干的湿抹布。我在厨房收拾鱼,手上全是腥味,就听见院门口“哐当”一声响,接着是行李箱轮子在水泥地上咕噜咕噜地滚。
抬头一看,我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姐姐站在铁门外,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红外套,身后跟着姐夫和俩孩子,四个箱子、两个蛇皮袋,跟搬家似的。姐夫嘴里叼着烟,孩子手里还提着塑料袋,里头塞着方便面和矿泉水。
“小妹,开门呀!”她笑得亮堂堂的,“我们来住一周,就一周。孩子放暑假,想来看看你。”
我擦了擦手走过去。不是去开门,是往门框上一靠,两条胳膊往胸前一抱,把门口堵得严严实实。
“姐,你们回吧。”
那笑就僵在她脸上了。姐夫的烟叼在嘴边,忘了抽。院里静得能听见隔壁王婶家的鸡咯咯叫,远处谁家的收音机还咿咿呀呀唱着戏。
“你胡说什么。”姐姐的声音拔高了,“大老远来的,火车上站了六个钟头!”
“那你们就再站六个钟头回去。”
说这话时我嗓子发紧,眼眶发热,手在裤腿上蹭了又蹭。可我一步没挪。
我妈走的那年冬天,我守在ICU门口签了三回字,给她打电话,她说家里离不开人。我爸瘫在床上三年,屎尿都是我端的,她还是那句“我这边也难”。从那时候起,这条巷子里的人就嚼舌头:一个在城里当孝顺闺女,一个在老家当不孝的。
现在她来了,还带着一脸笑。
雨点子砸下来了,一粒一粒打在铁门顶上,叮叮当当。隔壁王婶探出头瞅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这门,今天你别进。”我把手一横。
就这么僵着的时候,我慢慢看清了姐姐的脸:眼窝青着,嘴唇干得起了皮,头发也是乱的。姐夫那件衬衫领子磨得卷了边。四个箱子角上都贴着别处的行李条,一层压一层,像是贴过很多回。
“我不瞒你。”姐姐终于低了头,声音一下子哑下去,“老周的厂子倒了,房子抵了债。我们……是真没地方去了。”
风从巷口灌进来,把门口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吹得哗哗响。雨顺着屋檐往下淌,在青砖上砸出一排小水坑。我盯着她,心里翻江倒海——一半是恨,一半是疼,扯得人骨头缝里都发酸。
“妈咽气那天,你在哪儿?”我问。
“我在火车站,没赶上那趟车。”她眼泪掉下来,“这话我憋了六年,你信不信,都由你。”
我没接话。其实我心里那根刺,还不止这一桩。前年老家卖宅子,七万块钱,她一声不响就办了手续,我还是从别人嘴里听说的。
这两年村里办白事,到场的都是六十往上的老头老太太,年轻的脸一张也瞧不见。人往外走,家就剩个空壳子。
晚上我男人跟我嘀咕:“一家人,你别太拧。”我把被子一掀坐起来:“当年我爸做手术要两万,我卖了三头猪,她连个电话都没有。现在一家子来蹭一周,你让我怎么笑得出来?”他没再吭声,翻个身,呼噜打得山响。
最后我还是把门开了。不是原谅,是我做不到让两个孩子睡车站。铺床的时候,我翻出我妈留下的那床蓝布被,棉花都板结了,一抖,扑出一股太阳味儿。
那一个星期,我照常做饭,照常上街,只是不跟她多说话。饭桌上四双筷子碰着碗沿,叮叮当当,谁也不提从前。有天夜里我起来喝水,看见姐姐蹲在灶台前,就着一点光替我刷那口黑锅,刷得手背通红。小外甥女端着碗跟在我后头,小声说:“小姨,我妈这几天老哭。”
王婶来串门,坐在门槛上说了句闲话:“你们姐妹俩小时候,一碗面都要分着吃。”我笑了笑,没接。有些话,接了就散了。
走的那天清早,她把屋子扫了两遍才出门。我收拾枕头,摸出个手绢包着的小布包——两千块钱,还有张纸,上头写着:“欠妈的,我还不上;能还一点是一点。”
我拿着那块手绢,在院子里站了很久。天还是阴的,太阳到底没露脸。
巷子里的人说,亲姐妹之间隔的从来不是一扇门,是那些没人认领的旧账。可我后来也想明白了一点:姐姐这辈子进不了我这扇门,往后还有谁肯替她开门呢?
那两千块钱,我趁她上厕所,又塞回了她的箱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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