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天黑得早。晚上十一点半,老周家那间厨房的灯还亮着。

秀兰坐在小马扎上,屁股底下垫着个旧棉垫。掉了漆的方桌上,一碟花生米,一碟咸菜,半瓶散装白酒。她给自己倒了一小盅,抿一口,眼睛盯着墙上那只塑料挂钟。

秒针走一下,她心里就往下沉一分。这已经是第三年了。

客厅里传来老周翻身的动静。这几天他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不是心疼她,是嫌那酒味。酒味从厨房门缝钻出去,绕着屋子转一圈,钻进被窝,钻进鼻孔。老周说,那味儿跟刷锅水似的,一整夜都散不掉。

门被"哐"地推开,老周穿着秋衣站在门口,脚上一双棉拖鞋,脸黑得能拧出水:"又喝!你看看都几点了?你当你是单身汉呢?"

秀兰没抬头,端起盅子又抿了一口。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少喝一口能死?"

"死不了。"秀兰说。

这三个字像根针,扎在老周心口上。他站了半晌,转身回屋。第二天一早,他把一张纸拍在饭桌上——离婚协议书,从镇上法律服务所拿的,纸角还是皱的。

"签吧。"老周说,"你愿意喝,一个人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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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兰捏着筷子的手顿了一下。那纸上"离婚"两个字印得比别处粗。窗外,对门王婶正端着簸箕扫雪,眼珠子却往这边瞟。秀兰知道,半个镇子的人都等着看这场热闹。

秀兰没吵,也没哭。她回屋翻箱倒柜,把压在最底下的结婚证掏出来,红本子边角都卷了,上头印着1988年。她把红本子搁在协议书旁边,说:"行,签。"

老周的手反倒悬在半空。

他本来就是想吓吓她。这话在心里排练了快半个月——前些天他跟王婶的儿子喝闷酒,那小子说:"周叔,女人天天喝到半夜,那是心里有事儿。"老周当时把杯子一墩:"她能有什么事儿?"

可真到这会儿,他看着那本红证,心里发毛。

王婶的闲话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有人说秀兰外头有人,有人说她是酒痨,还有人说老周这辈子算栽了。老周是个死要面子的,最受不了的就是上街买豆腐都有人问:"周哥,嫂子那酒戒了没?"

那天夜里,老周被渴醒了。他趿着拖鞋去厨房倒水,刚走到门口,脚就钉住了。

灯没开。秀兰借着窗外的路灯光坐着,怀里抱着一个相框,花生米一粒没动,盅子却是空的。

她对着空气说话,声音轻得像怕吵醒谁。

"小军啊,妈今天给你熬了小米粥……你小时候就不爱吃这个,说喇嗓子。"她顿了顿,端起盅子又喝一口,"妈就喝这么点儿,喝了就能梦见你。你别嫌妈身上酒味儿重啊。"

老周手里的搪瓷缸子"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秀兰猛地回头。

两个人就那么站着。路灯把老周的影子拉得老长,从厨房门口一直拖到客厅。他这才想起来——三年前的腊月十九,儿子在县城外那条国道上出的事。那天也下雪,也是这么冷的天。

这三年,秀兰白天照样五点起床,照样蒸馒头、腌咸菜、扫地抹桌,谁上家里来她都笑呵呵的,红白喜事一叫就到。街坊都说老周家媳妇心宽。只有到了夜里,她才把"秀兰"这个人放下,去做另一个人的妈。

老周蹲下去捡搪瓷缸子,捡了两次才捡起来。嗓子眼堵着东西,半天憋出一句:"你咋不跟我说?"

"说啥?"秀兰把相框翻过去,扣在桌上,"你一进腊月就咳得整宿睡不着,你比我还难受。我说了,你还活不活了?"

那晚谁也没再提离婚的事。天快亮时,老周拎起桌上那半瓶酒奔水池子走,哗哗倒了一半,又停住——到底没舍得全倒完,把剩下的藏到柜子最上头。他想着就当她不知道,让她慢慢少喝点。

后来的日子也没变多少。老周还是那个闷葫芦,秀兰到了腊月十九那几天还是闷头不说话。只是半夜她再起来坐着的时候,桌边多了一个人,两人中间摆一碗热过的牛奶,谁也不喝,就那么坐着,听风刮过窗外那棵老槐树。

王婶后来跟人嚼舌根:老周家那两口子怪得很,也不吵了也不闹了,跟两尊泥菩萨似的。

没人知道,那碗牛奶里泡着的,是谁都咽不下去的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