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胡锦涛文选》(人民出版社,2016年)、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国统计年鉴》及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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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红地毯从门口一路铺到台前。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与中外记者见面,闪光灯连成一片,亮得晃眼。

镜头对着台上最前面的人。可那一天里,还有另一个人,没有站在镜头中央。他叫胡锦涛。

说起他的十年,常听到的评语只有两个字:稳重。

这两个字像一块平整的布,盖在桌面上,看着什么都没有。

可布底下压着三件事,一件压着一件,越往下越沉,沉到后来有人提起,会下意识把声音放低。

这三件事,得一件一件掀开看。

先从最早压下来的那一件说起。2003年春天,一份疫情通报摆上了会议桌。

而当那些数字被重新核对、重新写下的时候,没有人能想到,接下来的几十天里,这座千万人口的首都会安静到连脚步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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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杯温水底下,压着三块石头

读胡锦涛的十年,难处不在资料少,在资料太“平”。

翻开那十年的新闻,很难找到几句拍案而起的金句,也很少有让人热血上头的长篇演讲。

开会,考察,讲话,再开会,像一杯放凉了的温水,端在手里不烫,也不凉。年轻时读这段历史,容易觉得没滋味。

可要是把几个年份并排摆在桌上,就会发现水底下沉着东西,分量不轻。

要看清这些石头,得先认识端杯子的人。

1942年12月,胡锦涛出生在江苏泰州。

泰州是个水乡,河汊纵横,船来船往,他从小就在水边长大。

家里做茶叶生意,日子本来过得平稳,他七岁那年,母亲去世,家里一下子紧了起来。

1959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一读就是六年。

1964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7月毕业,留校当了政治辅导员。

清华园里的日子不全是功课,他喜欢文艺,唱歌跳舞都拿得出手。同班同学刘永清,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两人1970年成家。

1968年,他被分配到甘肃,在刘家峡水电站的工程局工作。

刘家峡坐落在黄河上游,是新中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大型水电站。

他从施工员干起,后来做技术员,再后来调到甘肃省的建设部门,前前后后在西北待了十四年。

西北的风沙是什么滋味?干,硬,刮在脸上像砂纸。

那些年留给他的,大概不是诗意,是耐心。

水利人最熟悉的事,就是和水打交道:水来了要等,水走了也要等。一座水库从勘测、设计到蓄水,常常要十年二十年,急不得,也躁不得。

1982年底,他回到北京,进了共青团中央书记处,1984年12月成为团中央第一书记。

1985年7月,他转赴贵州,在山区工作了三年多,下乡多,山路走得不少,对贫困地区的日子看得真切。1988年11月,他又去了西藏,一待就是三年多。

高原缺氧,走几步路都要喘,说话做事都得省着力气。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开,49岁的胡锦涛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当时班子里最年轻的一位。

此后他到中央党校工作,管的是干部培训。

1998年3月,他当选国家副主席,1999年9月,又进入中央军委。

这样一份履历,从西北的工地,到团中央的办公室,再到贵州的山区、西藏的高原、中央党校的课堂,每一站都离基层不远,也离浮华不近。

走这样的路子,养出来的往往是一种脾气:先听,再想,后说。

三块石头分别压在十年里的什么位置,眼下先不揭晓。只说一点:它们出现的年份,都在2002年之后。第一块来得最早,也来得最突然。

2002年秋天,这个在西北吹了十几年风沙的水利人,被推到了台前。水杯还是那杯水,杯底,却开始有东西往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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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2年秋天,一副担子落到肩上

2002年11月8日,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开幕,连开七天,11月14日闭幕。

11月15日,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胡锦涛在这次会议上接过了党的领导工作。那一年,他59岁。

会议结束的当天,新一届常委走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与中外记者见面。

红地毯,灯光,话筒,一排站得整整齐齐的人。胡锦涛走在最前面,向在场的记者问好,讲了几句话。

很多年以后,人们回看这段画面,才会留意到:东大厅还是那个东大厅,十年之后,同样的日子,同样的地方,又会有一队人走进来。

接过来的是个什么样的摊子?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

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刚过12万亿元,经济连续多年保持较快增长。

沿海的工厂机器日夜转,码头上的集装箱一排排往船上装,看上去,一派热闹。

热闹底下,有几笔账不太好算。

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差了三倍多。

全国还有七亿多农村人口,大多靠种地过日子,农业税和各种杂费压在头上,不少地方的乡镇负担很重。电力、煤炭、石油的供应时紧时松,环境上欠下的账也在一年年变厚。

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写得清楚: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

这个目标不小,路要一步一步走。可路上会碰到什么,当时还没有人说得准。

新班子成立不到一个月,2002年12月5日至6日,胡锦涛率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学习考察。

西柏坡是个小地方,太行山脚下,一条滹沱河从旁边流过。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中央机关从这里出发,进了北京。

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胡锦涛在那里强调,要把这两句话牢记在心,用到实际工作里去。

新班子开局的头一站,选在这样一个地方,没有排场,也没有口号,就是去看看、听听、想想。

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层面的领导工作,也交到了他手里。党的工作,国家的工作,加起来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

按常理,新班子的第一个春天,本该是个按部就班的春天:开会、调研、谋划新一年的发展。

年初的各项指标看着都不错,工厂订单排得满,春运的火车票照例难买。

谁也没想到,一场没有人准备好的考验,正从南方悄悄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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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方来的消息

故事要从广东说起。

2002年11月起,广东陆续出现一种症状相似的肺炎病例:高烧,干咳,呼吸困难,常用的抗生素吃下去不管用。起初,这只是医院里的几个“怪病例”,没有人想到它会走多远。

2003年1月,广东多地的病例逐渐增多。到了2月,广州的医院里,病人一天比一天多,医生护士被感染的消息也开始在城里传开。

2月上旬,正赶上春运,南来北往的人流像潮水一样涌动。广州街头出现了抢购食醋、板蓝根的热潮,药店门口排着长队。

2月11日,广东方面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当地的病例情况:自2002年11月以来,全省累计305例,其中5例死亡。

在广州,钟南山带着团队在一线救治危重病人。

医生们一边救人,一边摸索:怎么隔离,怎么护理,怎么用药。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很多办法是在病床边一点一点试出来的。

3月,病毒走出了广东。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全球警报,3月15日,这种疾病被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英文缩写SARS,中文叫“非典型肺炎”,老百姓嘴里更常说的是“非典”。

这种病通过近距离飞沫和接触传播,潜伏期短,来势又急,医院成了最危险的地方。

3月25日,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的叶欣因感染去世,年仅47岁。

她在抢救病人时不顾自身安危,一直守在病房。这样的消息,在医护人员中间传得很快,也让很多人沉默了。

进入4月,局面一天比一天紧。

4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对广东和香港发出旅行警告

4月3日,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北京当时报告的病例为12例。4月8日,非典型肺炎被列入法定传染病管理。

数字在纸面上,医院里的情形却在另一头。后来的统计表明,当时北京的实际病例,比通报出来的多得多。

几家医院里,医护人员接连被感染,病房一间接一间满了,救护车在夜里一趟趟往返。

回头看这段日子,会发现一个问题:面对一种从未见过的新疾病,病例怎么统计,口径怎么统一,各家医院、各个部门之间怎么互通消息,这些原本在平时运转正常的环节,一到突发疫情面前,都遇到了新的考验。

这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部门能单独回答的问题,是整个体系第一次碰上这么大的题目。

要是这个题目一直拖着不解,会怎样?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后来显示,这场疫情最终波及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累计报告8096例,死亡774例。而在4月中旬,疫情的走向,还悬在半空。

北京的春天来得晚,4月的风里还带着凉意。就在这个当口,一份新的汇总材料,被送进了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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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那张被重新核对的表

4月,时间走得像被人按了快进键。

世界卫生组织的旅行警告发出去了,国内的各个医院里,防护服、口罩、消毒水的消耗一天比一天大。城里的人开始少出门,街边的小饭馆,傍晚时分就早早关了门。

4月12日至14日,胡锦涛到广东考察。

广东是疫情发现最早的地方,也是医生们摸索经验最久的地方。

他在那里看望了一线的医务人员,听取了当地的汇报,强调把保障群众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

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站在他面前,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

后来很多参加过那次座谈的人回忆,屋子里没有太多客套话,说的几乎都是病床边的事:怎么救人,怎么防护,还缺什么。

广东的经验,就这样被带回了北京。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多个实验室经过合作研究,确认引起非典的病原体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病因找到了,可找到病因,离控制住疫情,中间还隔着很长一段路。

那段路上,横着几个绕不开的时间点。

春运刚过,大批返乡的务工人员和返校的学生陆续回到城市。北京有数百万流动人口,高校、工地、农贸市场里,人挨着人。

再过两周,就是“五一”长假,往年这个时候,铁路、公路、机场都会迎来一年里又一个客流高峰。

一旦人群再次大规模流动,病毒会走多远,没有人敢打包票。

这时,北京、山西、内蒙古等地的病例仍在增加。

一份份报告,从各个省市汇总上来,页数越摞越厚,上面的每一行数字背后,都是一张张躺在病床上的脸。

一边是医生护士在病房里熬着,一边是需要一个更清楚、更统一的数字,和一套更有力的办法。

可数字要变清楚,需要有人做决定。办法要落地,也需要有人拍板。

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里,一个决定要经过多少道手,才能落到一个社区门口的那张桌子上、一个村口的那道路障上?

这就是4月中旬,摆在中南海会议桌上的题目。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卫生部和有关地方关于疫情和防治工作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的工作。

会议室里摊开的,是各地汇总上来的材料,一份比一份沉。

假如那一天的会议,仍然只是例行的听取汇报,仍然只是原有的办法再用力一点,疫情又会走向哪里?

那些数字背后,会不会是另一个春天,另一座城?

这些“如果”,没有人可以验证。

可有一点是确定的:从那天起,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

而当会议室的门在4月17日那天关上,那份摊在桌上的材料被一页页翻开,所有人都不会想到,几天之内,这座城市的数字、规矩和日子,都会被彻底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