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济南一家机械厂的医务室里,一份普通的外调材料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材料涉及一名申请入党的女医生,姓名叫劳有花。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寻常的名字,会牵出一桩尘封多年的重大案件。

当时,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正在审核积压材料。看到“劳有花”三个字时,他突然停了下来。这个名字似曾相识,山东籍、女性、医护人员,几个特征叠在一起,立刻让他想起了上海解放初期那场针对陈毅的暗杀阴谋。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后,国民党方面曾策划对他的袭击。相关人员先后潜入上海,试图搜集陈毅及上海党政机关的活动规律,伺机制造事端。

这类行动并非单人冒险,而是有联络、侦察和执行等环节。朱山猿、封企曾等人先后落网,刘全德也在1949年11月被捕。审讯中,公安机关获得了几名相关人员的线索,其中便包括劳有花。

雷霜很快被捕,劳有花却提前转移。她没有留下明显痕迹,原先的工作关系也被迅速切断。几次搜查无果后,这条线索只得暂时搁置。此后多年,她成了案件中始终没有被找到的人。

劳有花出生于济南,早年接受过护理教育。抗日战争时期,她曾在南京、重庆等地辗转,后来进入国民党情报系统。戴笠死于1946年3月17日后,她又转入毛人凤主持的保密系统,继续从事隐蔽工作。

解放前夕,劳有花被安排留在上海潜伏。她先后在诊所、纱厂医务室等处任职,凭借护理专业背景取得了工作机会。医务人员身份使她容易接近普通人,也便于掩饰真正的来历。

有意思的是,她并没有立刻离开上海。与潜伏网络重新接上联系后,劳有花参与搜集上海党政机关人员的活动情况,并等待所谓“来客”。直到刘全德被捕,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随即收拾行李,连夜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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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后来回到济南,投奔一位亲属。由于亲属的丈夫在部队工作,劳有花很快进入机械厂医务室。她工作认真,待人谨慎,在同事眼中只是一个懂医术、性格温和的女医生。多年过去,上海方面的办案人员已经调动,她似乎彻底摆脱了追查。

1950年代中期,劳有花逐渐融入工厂生活。她参加政治学习,积极完成工作,还被列入考察范围。对她而言,这不仅是一份荣誉,也可能意味着真正摆脱过去。她开始准备入党申请,却没有想到,申请材料需要核对早年经历,还要由有关部门进行外调。

申请表上,姓名、籍贯、职业和工作地点彼此相连。济南机械厂向曹家渡纱厂了解情况时,上海公安机关再次看到了“劳有花”。更关键的是,这个名字与当年案件中留下的姓名完全一致,山东籍女医护人员的特征也相互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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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赤波没有把它当作重名处理,而是调取旧案材料进行比对。调查人员随后赶赴济南核实。经过身份、经历和工作关系的交叉查证,终于确认机械厂医务室的女医生,正是多年前从上海消失的劳有花。

这次暴露,既不是抓捕行动,也不是旧案人员偶然认出,而是她主动提交材料后留下的线索。她原本试图对部分经历作出删改,把复杂的工作履历说成普通医护经历,可姓名和关键地点无法完全割裂,旧案档案也没有消失。

被捕后,劳有花交代了自己在上海潜伏、转移以及后来隐瞒经历的情况。围绕她的追查持续多年,案件至此补上了缺失的一环。至于她申请入党的真实动机,材料中难以作出绝对判断:可能是试图融入新的生活,也可能仍带有掩饰身份的打算。能够确定的是,那个被她以为已经过去的名字,最终成为重新打开旧案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