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军走川西北，最棘手的不是打仗，是筹粮。
粮食去哪里找，怎么拿，拿了之后怎么给群众交代，全是实打实的考验。
1935年5月，朱德在冕宁发布布告，写得直白：“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布告里特意注明，红军尊重彝人的风俗。
7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抵达毛儿盖。8月，大部队陆续赶到。
当地群众听信谣言，全都躲进深山，村子空了，粮食藏起来，牛羊也被带走。
团政委肖锋在日记里记下，粮食短缺，已经威胁到部队生存。
青稞就在田里，伸手就能收割。红军没有直接动手。
总政治部定下规矩，哪支部队收割哪块田地，必须在田头立一块木牌。
木牌上写清楚收割的数量。群众回来，拿着木牌，可以找任意一支红军队伍结算粮款。
各班排分头收割，每一块田地都称重登记，流程麻烦，这笔账却必须留下。
这块木牌，就是大家熟知的割麦证。
上面写：“我们在这坵田内割了青稞二百斤，我们自己吃了。这块木牌可作为我们购买你们青稞的凭证。”
后面还有一句：“请你们归来以后，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银子、茶叶与你们所需要的东西。”落款是前敌总政治部。
2011年藏历新年前，毛儿盖克藏村的仁青卓玛整理老屋，翻出这块木板。
木板将近一米长，二十厘米宽，现在收藏在松潘的中国红军长征纪念馆里。
同样的纪律，也落在一户百姓的牛圈里。
1936年，红二军团走到理化，也就是现在的理塘，粮食断供，战士只能挖野菜充饥。
二连战士在一户人家的牛圈里，找到一缸青稞，户主不在家。
连队就在牛圈边上开支部会，很快定下结论：粮食可以取用，钱款必须留下。
缸里一共四百来斤青稞。战士把粮食取走，往缸里放了50块银元、12块云南造小银币，还压了一张字条，说明情况。
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某部二连全体。
分粮也有次序，伤员分八小碗，普通战士五小碗，干部只拿三小碗。
1935年5月22日，刘伯承在冕宁彝海边，和彝族首领小叶丹结为兄弟。
两人跪在地上，舀来湖水，滴入鸡血，各自喝下。
刘伯承开口发誓：“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
结盟之后，红军交给小叶丹一面“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还赠送了武器弹药。
小叶丹安排人带路，红军走了七天七夜，顺利走出彝区。
1936年，红二、红六军团进入中甸。4月29日，贺龙写信给归化寺：“本军粮秣，请帮助采办，决照价支付金两。”
八大老僧回信：“贵军有什么需要帮助，我寺定当效劳！”
贺龙当面跟他们保证：“所筹粮秣，红军当公平买卖，务请寺院放心。”
之后寺院开仓，卖给红军六万多斤青稞。
贺龙送去一幅锦幛，上面写着四个字：兴盛番族。
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见到朱德时直接发问：“你们红军是什么队伍？”
朱德回答：“我们红军是为天下穷人救苦救难的队伍。”
活佛听懂了。他主动劝说躲进山里的村民回家，还去联络周边寺庙。
只白利寺一处，就拿出近两万公斤青稞、两千多公斤豌豆。红军按价付钱，留下一张盖着李先念印章的收条。
那时候这支队伍最缺粮食，但是底线从来没有松过。
木牌、字条、收条，一件件实物留存到今天。
账算明白了，群众才愿意信任，粮食才筹得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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