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8月11日下午,法国正处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暑假季。

一辆辆汽车沿着A10高速公路向南行驶,后备箱塞满行李,很多家庭正在去往度假地的路上。在奥尔良和布卢瓦之间,靠近卢瓦-谢尔省小镇塞尔夫(Suèvres)的路段,两名高速公路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路边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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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点左右,他们在135公里标附近发现了一个东西。远远看过去,像是有人随手扔在路边的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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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以后,两人才发现,那是一条蓝色羊毛毯,里面裹着一个小女孩。她有一头棕黑色的卷发,身上穿着白色棉质内裤、条纹背心和蓝色格子睡袍,看起来只有三四岁。

但她已经没有了呼吸。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在法国暑假车流旁被偶然发现的孩子,会成为法国持续时间最长、也最让调查人员放不下的悬案之一。

接下来的31年里,无数警察、宪兵、法官和普通人都会反复面对同一个看似最简单的问题:

她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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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检查很快让案件变得更加沉重。

女孩身上存在长期遭受暴力的痕迹,包括新旧不一的骨折、断裂的肋骨、疑似熨斗造成的烧伤,以及遍布身体和面部的瘀伤,还有多处咬痕。

调查材料中的专家判断非常明确:这个孩子并不是突然遭遇了一次暴力,她很可能已经长期生活在虐待之中。

可警方首先需要解决的,却还不是“谁伤害了她”,而是“她叫什么”。

正常情况下,一个三四岁的孩子突然消失,很快就会有人报警。父母、祖父母、邻居、老师,总应该有一个人发现她不见了。

但这一次,没有。法国各地的儿童失踪信息被一遍遍核对,没有任何一个孩子能够与她对应。

她就像突然出现在A10高速公路旁一样,在当时能够查到的社会关系里,没有留下一个可以立刻把调查人员带回家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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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1987年9月9日,塞尔夫市定将她安葬在当地公墓。葬礼那天,大约20个人来到墓地送她最后一程。

宪兵却没有只把这当成一场葬礼。他们换上便衣,悄悄守在墓地周围,观察每一个出现的人。之后几个星期,墓地附近甚至日夜有人监视。

调查人员抱着一个很朴素的希望:也许把她丢在高速公路边的人会后悔,也许某一天,那个人会偷偷来看她。

可他们等了很久,始终没有等来那个能够解释一切的人。

小女孩的墓碑上,也没有姓名,只有一句:“纪念A10高速公路旁的无名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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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案件的第一任预审法官Georges Domergue当时才30多岁,离开法国国家司法学院还不到两年,这是他职业生涯最初接手的重要案件之一。

他始终想不明白一件事:一个孩子不见了,怎么可能没有任何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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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员开始挨家挨户走访,寻找可能见过女孩的人,又联系学校、社会工作机构,逐一排查儿童失踪信息。

可是1987年的刑事调查和今天完全不同。DNA技术还无法像现在这样帮助他们迅速建立亲属关系,大规模数据库交叉比对也远没有今天方便。调查人员手里最重要的工具,仍然是走访、档案和一条条人工核查的线索。

于是他们决定做一件在当时规模惊人的事情:把女孩的脸送到尽可能多的人面前。

由于她脸上留下了明显伤痕,照片先经过处理,尽量去掉那些让普通人难以直视的痕迹。

照片上方只有一个问题:“Qui est-elle?她是谁?”

寻人启事被大量印刷,出现在法国各地的学校、市政府、警察局、宪兵队、邮局、火车站和机场,女孩的信息还被传播到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在内的30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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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员甚至核查了数百名出生于1983至1984年、但当时行政系统已经无法明确掌握去向的女孩。

一个国家动用了当时能够想到的许多办法,只为了给一个已经死去的孩子找到名字。

结果仍然是空白。

几年过去,没有父母出现,没有亲戚认领,也没有一条线索能够真正把她带回某个家庭。

案件第一次陷入停滞,但有些人始终没有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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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3年,法国电视主持人Jacques Pradel推出了一档当时相当新颖的节目《Témoin n°1》。

节目的思路很直接:既然调查人员找不到目击者,那就把案件搬上电视,让整个法国一起找。

“A10无名女童案”成为节目最早重点关注的案件之一,当晚,大约900万观众坐在电视机前,一个已经在档案里沉寂多年的孩子,再一次出现在法国人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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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开始打进来,调查也因此重新启动,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要很多年以后回头看,才会显得格外令人遗憾。

根据后来披露的调查资料,在当时收到的线索中,已经有人提到了一个姓氏:Touloub。

提供线索的是这个家庭曾经在巴黎近郊皮托(Puteaux)的一名旧邻居。

调查人员确实进行了核查,资料上留下的结果指向这个家庭后来搬去了埃纳省的维莱科特雷(Villers-Cotterêts),并注明家中的女孩在那里上学。

看起来没有异常,这条线索于是没有继续往下走。

问题恰恰在于:那个家庭少了一个女孩。

只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个被一笔带过的姓氏,已经距离答案非常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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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带来的大量线索最终没有解开谜团。1995年,调查人员甚至决定将女孩遗体重新挖出,希望借助新的法医学检查找到突破口,结果仍然没能确认身份。

1997年,案件再次被作出不起诉结案处理。那个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她是谁?

真正等到答案的,不是某个目击者,而是一项还在成长的技术。

的确,随着时间的推进,法国的刑事侦查已经开始进入另一个时代。DNA技术越来越成熟,全国自动DNA数据库FNAEG也逐渐建立起来。那些在1980年代只能被装进证物袋保存的衣服、毛毯和血迹,突然拥有了过去没有的价值。

2000年代,奥尔良宪兵调查部门再次提出:既然技术变了,为什么不重新检查当年留下来的东西?

幸运的是,那些证物还在。

装着女孩遗物的证物袋,在布卢瓦司法机构保存了很多年。其中包括她当时穿着的衣服,以及裹着她身体的那条蓝色羊毛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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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检测终于从这些物品上分离出了多个遗传信息,其中包括可能来自其亲属的DNA。这是案件沉寂多年后真正意义上的巨大突破。

可新的问题马上出现了:有DNA,不等于有名字。

调查人员把相关遗传信息与法国DNA数据库进行比对,没有匹配。于是这些数据只能继续躺在系统里。一年,两年,五年……

调查人员能做的,是不断延续调查,让案件不要彻底关上,然后等待某一天,数据库里出现那个他们需要的人。

这一等,就是接近十年。然后,转折终于来了。

2017年,法国国家自动DNA数据库里出现了一名男子的遗传信息。他因为暴力案件进入警方视线,本来和30年前那个躺在A10高速公路边的小女孩没有任何明显关系。

可数据库进行比对后,系统出现了匹配,进一步的遗传分析指向一个让调查人员等了几十年的结果:这个男人,很可能是无名女孩的亲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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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向瞬间从一具没有身份的遗体,缩小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家庭:Touloub。

这正是1993年那轮电视征集线索中,曾经出现过却没能继续追下去的那个姓氏。

这一次,调查人员没有惊动这个家庭。

奥尔良调查部门专门组成了一支6人小组,在秘密状态下重新梳理Touloub一家几十年来的生活轨迹,并对女孩的父母展开监视,越来越多的东西开始对上。

父亲Ahmed Touloub和母亲Halima El Bakhti都来自摩洛哥,1980年代初来到法国。两人后来一共育有7个孩子,前三个是女孩,之后又有4个男孩。

第三个女儿叫:Inass Touloub,她出生于1983年7月3日,年龄吻合。

更重要的是,她确实曾经存在于法国的行政记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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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后,她曾出现在法国CAF家庭补助系统的资料里,名字也存在于家庭相关证件中。后来调查人员才发现,她还曾经在皮托登记过幼儿园。

然后到了1987年前后,这个孩子从家庭生活中消失了,没有失踪报警,也没有人主动向警方解释她去了哪里。

调查人员终于可以把这个名字,和高速公路边那个寻找了30多年的女孩放在一起。

2018年6月12日,法国警方分别找到已经分居多年的Ahmed Touloub和Halima El Bakhti,这时距离那个夏天下午,已经过去了将近31年。

在警方讯问中,父亲承认:A10高速公路旁发现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女儿Inass。

就这样,这个从1987年开始被法国媒体反复称为“la petite martyre de l’A10”,也就是“A10高速公路受虐小女孩”的孩子,终于有了真正的名字。

Inass Toulo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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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生于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小时候曾由外婆照顾,之后来到法国与父母生活。她去世时只有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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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负责这起案件的检察官Frédéric Chevallier后来形容,知道身份确认时,他们感到的不只是如释重负,更重要的是,终于能够把尊严还给这个孩子。

第一任预审法官Georges Domergue的感受更直接。这些年来,他有时经过Suèvres,还会去那个无名女孩的墓前看看。在他看来,一个人连名字都没有,本身就是一种“去人化”。

而现在,墓碑终于可以改了。上面不必再写“A10高速公路旁的无名小女孩”,而是:In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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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找到名字以后,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才真正摆到了面前:1987年8月,她究竟经历了什么?

根据调查材料,Touloub一家来到法国后,曾住在巴黎近郊。1985年前后,他们搬进皮托一家小食品店后面的住所,父亲经营商店,母亲则主要待在家里。

Inass此前长期跟随外婆在摩洛哥生活,幼年时期才重新回到父母身边。关于她回到法国后的生活,父母后来给出的说法并不一致。

Ahmed Touloub在调查中将主要暴力责任指向妻子。他称自己每天很早出门、很晚回家,也知道妻子会对Inass动手,却一直没有报警或采取有效行动保护孩子。

他给出的解释是,自己害怕一旦事情被社会机构发现,其他孩子也会被带走。他后来用一个词形容当年的自己:“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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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ima El Bakhti则承认曾经打过女儿,包括扇耳光,但否认实施了调查材料中指向她的全部暴力行为,也否认咬伤女儿。她曾向调查人员描述,Inass来到法国以后很不适应,经常哭、不愿吃东西,有时还会呕吐。

她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摩洛哥,她曾是一名教师。来到法国后,她成为主要留在家中的母亲,并向调查人员描述过自己的孤独和对离开故乡的痛苦。但负责评估她的精神科和心理专家认为,没有发现足以消除或削弱其辨认、控制能力的明确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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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背景能够帮助法庭理解一个家庭当时的生活,却无法自动回答最重要的问题:一个4岁的孩子为什么会遭受那些伤害?

这也是39年后的审判必须重新拼起来的一夜。

按照父亲Ahmed Touloub向调查人员提供的版本,他在1987年8月10日晚回到家时,看见Inass躺在沙发上,已经没有反应。

妻子告诉他,孩子从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上摔了下来。

但案件材料中的其他说法与这一版本并不完全一致,关于Inass究竟在哪里、如何死亡,以及最后一次暴力发生的具体经过,至今仍是审判需要厘清的核心问题。

法医材料能够确定的是,这个孩子身上留下了大量长期暴力痕迹,而部分报道援引法医意见称,其死亡可能与持续暴力造成的失血性休克有关。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已经能够拼出更清晰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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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一家人突然收拾东西,上车出发,目的地是摩洛哥。

当时只有8岁的长女后来告诉调查人员,她记得那次出发非常匆忙。车里的气氛不正常,有眼泪、有喊声,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

汽车一路向南,第二天下午,两个高速公路工作人员就在A10旁发现了那条蓝色毛毯。

父母被指在途中将Inass的遗体留在高速公路护栏附近,随后没有报警,而是继续带着家人前往摩洛哥,并在那里度过了大约20天。

回来以后,这个家庭里几乎再也没有人谈起Inass。

这大概也是整个案件最难理解的部分之一:一个家庭怎么能够让一个孩子从日常生活里消失,然后继续过下去?

Inass的哥哥姐姐后来陆续接受调查。

在她去世前已经出生的孩子,对这个妹妹还保留着一些零碎记忆。他们告诉调查人员,Inass消失以后,父母要求他们不要再谈起她。

后来出生的孩子则完全不同,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个姐姐曾经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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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18年父母被警方带走,这个埋在家庭内部31年的名字,才第一次出现在他们的人生里。

而外面的世界,其实一直没有忘记她。

塞尔夫只有一千多名居民。1987年,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女孩来自哪里,但当地人还是给她留了一块墓地。

这些年来,那座墓一直有人打理,有人送花,有人来看她,曾经负责案件的司法人员也会回来。她真正的家人对这个名字保持沉默的时候,一群和她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反而替她守着那块墓碑。

也因此,在这次审判中,塞尔夫市政府希望以民事当事方身份参与案件。当地人把自己形容成这个孩子几十年来的“心灵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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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2日,也就是本周二,法国卢瓦-谢尔省布卢瓦重罪法庭正式开庭审理此案,这一天距离A10高速公路旁发现Inass,已经过去了39年。

如今,Inass的父亲Ahmed Touloub已经74岁,母亲Halima Touloub也已经72岁。两人早已分居,当天分别抵达法院。Ahmed拄着拐杖,Halima则用围巾遮住大半张脸。由于健康原因,两名被告目前均以自由身出庭。

母亲被控“实施酷刑及野蛮行为并导致死亡,但无致死故意”,父亲则被控相关行为的“共犯”,两人最高都可能面临无期徒刑。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目前仍是刑事指控。

不过,面对法庭,两人依然否认相关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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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官询问Halima是否承认对女儿实施酷刑和野蛮行为时,她回答:“不是真的。”她还指责丈夫以及自己的女儿们“说了很多谎话”。Inass的两个姐姐此前则曾向调查人员描述,母亲对几个孩子存在暴力行为,而Inass尤其成为被针对的对象。

Ahmed同样表示:“我什么都没做,我从来没有碰过我的任何一个孩子。”但检方对他的指控并不是直接实施暴力,而是涉嫌在明知女儿遭受虐待的情况下没有阻止,因此被控相关罪行的共犯。

这场审判目前还出现了另一个变数。74岁的Ahmed称自己的记忆已经出现严重问题,有时甚至不记得自己刚刚吃过什么。

近期医疗报告则提到了存在“中度痴呆可能性”。法院因此决定,在审判期间紧急对他的身体和认知状况进行进一步鉴定。如果最终确认他的健康状况已经无法让他正常参与审判,案件接下来的程序也可能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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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场迟到了近40年的审判,法国司法系统也进行了罕见的大规模准备。

案件被法国司法部门列为“敏感审判”,法院为此投入约20.6万欧元,重新装修和升级重罪法庭,并另外设置了供公众和媒体观看庭审转播的空间,仅庭审期间增加安保力量就预计花费约4万欧元。当地检察机关也为案件重新调配人员,共有6名检察官参与相关工作。

审判预计持续至11月18日。但参与案件的儿童保护组织说,他们想要的并不只是一个刑期。

他们还想知道:为什么偏偏是Inass?这个家庭里有那么多孩子,为什么长期暴力集中到了她身上?父亲究竟看见过什么,又为什么始终没有阻止?1987年的最后一晚,那个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些问题,DNA回答不了,只能由活着的人回答。

算一算,从1987年那个炎热的下午开始,法国用了31年才知道这个小女孩叫什么,又用了8年,终于等到法庭的大门为她打开。

而她永远只有四岁了。

Ref:

https://www.franceinfo.fr/faits-divers/martyre-de-l-a10/recit-de-la-decouverte-du-corps-d-une-fillette-anonyme-au-proces-de-ses-parents-pres-de-quarante-ans-d-enquete-sur-la-petite-martyre-de-l-a10_8240227.html

https://www.leparisien.fr/faits-divers/proces-des-parents-dinass-la-martyre-de-la10-ce-qui-nous-motivait-cetait-cette-enfant-innocente-01-11-2026-NDNMJY3PDVBRTDSI7SWUYH3ZEI.php

文|闪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