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月,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接到一封湖南来信。写信人名叫谭世瑛,是他少年求学时期的同窗。信中既有多年未见的问候,也有对家庭遭遇的申诉。毛泽东看完后,没有把信搁置一旁,而是交代身边工作人员尽快联系,请谭世瑛进京相见。
工作人员提醒:“主席,您这几天的安排已经很满了。”
毛泽东却说:“他从湖南赶来一趟不容易,不能让他空等。”
这份重视,并不只是因为一封来信。谭世瑛的父亲谭咏春,曾在毛泽东人生转折处伸出过手。
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准备报考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此前,他因年龄和籍贯问题,在湘潭报考时甚至没有进入考场。到了东山学堂,他写下《言志》,文章立意开阔,颇受几位教员称赞。
然而,录取并非顺利。当地一些人认为毛泽东不是湘乡人,又觉得他的衣着朴素、年龄偏大,不适合进入这所学堂。争议之中,谭咏春站了出来。他认为,办学的要务是选拔人才,不能因地域和出身拒绝学生。
校务讨论时,谭咏春据理力争。校长李元甫看过毛泽东的文章后,也认可其才华,最终同意录取。谭咏春还安排儿子谭世瑛与毛泽东同班,生活上多加照应。
当时的东山学堂,许多学生家境优越。毛泽东带着一床旧棉被来到这里,口音、衣着和生活习惯都与周围同学不同。谭世瑛没有旁观,而是从家里搬来,与他同铺而眠。对一个初到异乡的少年而言,这种照料比几句客套话更实际。
毛泽东在校期间曾患重病。谭咏春担心送信回家会耽误救治,便请人用竹床将他连夜送往县城医院。病情缓解后,又把他接到家中照看。师生之间的关系,也由此超出了课堂范围。
谭咏春看重的,不只是毛泽东写文章的本领。他发现这个少年勤于思考,愿意接触新学说,于是设法让他认识更多同学,还介绍萧子升、萧子璋兄弟与他交往。毛泽东的交游范围由此扩大,思想也逐渐从乡土天地走向更广阔的社会。
东山学堂的学习时间并不长,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影响。他开始大量阅读报刊,关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一次作文中,他采用新式文风,保守教员只给了较低分数,谭咏春却认为文章见识不凡,破例给出高分,并支持学生接触新思想。
谭咏春后来与毛泽东渐渐失去联系。1928年,谭咏春病逝,没能看到学生日后走上更大的政治舞台。1949年冬,湘乡解放后,谭世瑛给毛泽东写信叙旧,并寄去自己的诗作。毛泽东很快回信,还询问他的生活状况。
谭世瑛家境困难,毛泽东曾给他寄去钱款,也在信中以教师身份劝他寻找合适的工作。几年间,双方保持着书信往来。这种帮助有私人情谊,却没有改变毛泽东处理公事时的尺度。
1955年,谭世瑛因眼疾前往汉口求医,后来在谭政安排下到了北京。他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见面。毛泽东得知后派人接他到中南海,两位旧友再次相逢。
谈及谭咏春,毛泽东感慨道:“没有他,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许还走不出韶山冲。”
叙旧之后,谭世瑛谈起自己的遭遇。他曾在旧政府任职,两个儿子也曾参加国民党方面的武装或反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初期,两个儿子因犯罪受到法律惩处,谭世瑛本人也因对相关问题态度不当,受到过管制。对此,他心中一直不服,认为自己受到了牵连。
毛泽东没有因为私人交情立即替他下结论。他一面安排谭世瑛治疗眼疾,一面致信湖南地方,请当地核查情况。这一步很关键:老同学可以诉苦,但事实必须由调查说话;领袖可以关心朋友,却不能越过法律替人开脱。
地方调查后,将结果上报。谭世瑛的两个儿子确有罪行,而且在得到宽处理后仍继续违法,因此依法处置并无不当。至于谭世瑛本人,地方对他的管制主要针对其处理问题时的态度,期限届满后已经解除,县里的评语也属公允。
毛泽东在回信中没有回避这些结论,明确告诉谭世瑛,不能把亲情当成免罪理由,也不能只看到自己的委屈。他劝谭世瑛改变旧有观念,服从政府法令,听取干部意见。
谭世瑛读完信后,终于明白,毛泽东对自己的帮助有情分,对案件的判断却有原则。1956年,当地根据他的表现,重新安排他担任人民教师。那位曾经在东山学堂照料毛泽东的同窗,也重新回到了熟悉的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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