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寺庙的住持贪污程度,超过释永信了。
不仅被曝侵吞3亿新台币善款,还在门口藏了800公斤金银,用十几个大铁箱装着。
11月6日,有媒体曝出台湾知名寺庙一桩丑闻。
根据报道,调查人员带着铁锹和金属探测器,走进了以东林寺为圆心的一片碎石地。
没有人能预料到,接下来从泥土中掘出的东西,会让整个台湾宗教界为之震颤。
十多只定制铁箱被逐一抬出地面,箱内分层精细,黄金与白银整齐码放。
黄金约70公斤,白银超过700公斤,总重近800公斤,市值粗估逾3.3亿元新台币。
这些贵金属的主人,正是这座“现代禅意”寺庙的住持张清羽,以及他那位已经出家的儿子张维夫。
而这一切的起点,并非一场精心部署的金融犯罪调查,而是一位年迈修行者被“抽干”的晚年。
一、一位老妇人的四年,重病期间还被拉去解存
时间回到2010年。
台北迪化街,百年鱼丸老店“进成鱼丸”的第三代经营者蔡姓负责人,彼时还未曾想到,自己的母亲即将踏上一条一去不回头的“修行之路”。
蔡母前往宜兰东林寺修行,在此后四年间,她名下的近3亿元新台币存款,被以一种近乎“营销”的方式,系统性地导入了寺庙的账目体系。
家属事后清点时发现,母亲的存款从近3亿新台币,被“抽干”到只剩30余万元。
更令他们愤怒的是,即便蔡母已经住进加护病房,庙方人员仍将她带出医院,办理汇款与一笔高达7000万元新台币的定存被解约,款项全数流向寺庙;
此外,庙方还要求老人花费1200余万元设立“长生禄位”。
2026年8月,蔡家第三代负责人正式提告,指控张清羽父子诈欺与侵占。
这纸诉状,撕开了东林寺表面禅意之下的第一道裂缝。
二、和尚开保时捷豪车,碎石地埋藏金银
2026年8月,张清羽与张维夫首次因诈欺案出庭应讯。
媒体的镜头记录下了极具反差感的一幕:
这对身披袈裟的父子,从一辆要价近500万元新台币的保时捷休旅车上走下,步入法庭。
面对指控,他们的答辩只有一句话:
捐款都是信众“自愿发心”兴建道场,家属早在十年前就已要求归还款项。
然而,检调的追查并未止步于这起诈欺案。
随着金流分析的深入,一个远比“单一诈欺”更庞大的结构浮出水面:
东林寺的信众捐款与庙产,被长期转入私人账户,随后通过购买虚币、黄金、白银,甚至购置寺庙周边农舍与土地的方式,层层洗白。
虚币部分的投资,据披露亏损就达上千万元新台币。
11月2日,宜兰地检同步搜索东林寺及相关处所共8处。
当铁锹挖开禅房外那片看似普通的碎石地时,埋藏多年的“香火钱”终于重见天日:
黄金与白银的重量,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方式,丈量出了这座寺庙信仰被商品化的程度。
三、董监事会形同虚设
11月3日,宜兰地方法院裁定张清羽、张维夫父子羁押禁见。
罪名指向的不是单纯的诈欺,而是公益侵占与加重洗钱。
这意味着,在法律评价上,他们侵占的对象被认定为具有公益属性的寺庙财产与信众善款,而非仅仅是某一位老人的积蓄。
同案的交保名单,进一步暴露了此案的结构性特征。
东林寺的出纳,正是张清羽的妻子林佳臻;
而护法会执行长张庆成,则是参与淡江大桥钢构工程的建山机械董事长,其妻林佳臻同时掌握寺庙出纳权柄。
夫妻二人各以100万元新台币交保,检方并未声请羁押,但两人的角色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
东林寺的财务权力,被嵌套在住持家族与核心护法圈层的私人关系网络之中。
多家台媒在报道中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句话:“董监事会制度形同虚设,资金管控全由张清羽一人一把抓”。
一个依法本应设有董监事会的宗教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其治理结构在现实中坍缩为“住持一人制”。
信众投入功德箱的每一块钱,在进入寺庙账户的那一刻,就脱离了任何有效的外部制衡。
正是这一制度真空,让长达十余年的资金转移成为可能,也让八百公斤金银得以在禅房外的碎石下安静地沉睡多年。
四、“台版释永信”
案件曝光后,很多人用“台版释永信”的标签来讨论此事。
同样是知名寺庙的住持,同样涉嫌将信众的虔诚转化为个人控制的财富,同样在丑闻爆发前维持着庄严的宗教形象。
释永信案公开通报的涉案金额约为1604万余元人民币,而东林寺案的涉案金额超过3亿元新台币(约合6000余万元人民币),加之八百公斤金银的视觉冲击,使得“台版释永信”引起热议。
但是在这起丑闻中,有一个需要被审视的东西。
释永信案的核心是个人对庞大宗教品牌商业价值的僭越与私吞;
而东林寺案所揭示的,是一个更为弥散的结构性问题:
当宗教团体的财务治理长期缺乏透明的外部审计与有效的内部制衡时,“住持”这一身份所附着的信任,就变成了一种零成本的融资工具。
蔡母的遭遇并非孤例,它只是被家属发现并诉诸司法的那一个。
在那八百公斤金银背后,还有多少笔“自愿发心”的捐款,是在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情形下完成的,至今没有答案。
结语:泥土之下的,与泥土之上的
东林寺曾以“现代禅意建筑”与千年肖楠木大佛闻名,是宜兰冬山乡一处被信众视为清修净土的所在。
如今寺庙大门深锁,音乐虽仍播放,信徒却已不得其门而入。
泥土之下的金银被起获了,但泥土之上的那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一个以“信仰”为名汇聚起来的公共资源池,究竟应当由谁来凝视,由谁来审计,由谁在住持的权威之外,为那些将晚年托付给寺庙的老人守住最后一道底线?
八百公斤金银的重量,不只是犯罪所得的物证。
它同时是制度沉默的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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