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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简介: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就职于哈佛本科生院(Harvard College)、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RSPAS,ANU)、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等。标题为编者所拟。

中国内地教育界和公众讨论英语教学的一系列问题,历时多年,近几个月里又火热起来。最新案例是“深圳理工大学废除英语必修,强调中文才是国人必练的技能”。遗憾的是,一旦某件事情变成所谓的“热点问题”,在内地讨论平台上,就会涌现愈来愈情绪发泄型的言论,把道理讲清楚反倒变成非常的次要。现在又加上任意举报、“革命传单”式的连锁转发帖子,一个原本是可以愈辩愈明的严肃问题,就退化成愈辩愈模糊,甚至愈辩愈误导公众。

在新一轮内地关于英语教学的问题上,我也被动地卷入讨论。可是却无法获得理智稳定的交流平台,只好再次从香港发声,目的不变,是从梳理这个问题在当代的背景入手,说明它并不仅仅关涉一项教育政策的修改或取舍,而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远奋斗之愿景(以下简称国民愿景)。而且我从香港发声还有额外资源,就是能够充分利用身处东西方两百年交流渠道的经验,参照周边几个东亚社会的现代化曲折路程,把隐含在英语教学问题后面的深厚国族主义纠结,予以平衡的处理。

我们这一代的内地人在英语教学问题上,经历了大致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6年6月中旬之前,那时我正在一个省级重点中学初中部读书。在所有必修的课程中,三项构成最硬的门槛,语文、数学、英语。三者之中,学生的期末考试分数任何一门达不到及格的杠杠,后果严重。“杠杠”是百分制的60分,过了这个起码的标杆,学生才能够升级,否则留级重读一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内地的大学中学师生皆知的所谓“60分万岁”,指的就是这道杠杠,连毛泽东都基本认可。他对自己的两个晚辈说,你们在学校里不能不参加考试,过了60分就行了。 不必追求更高分,那没有什么意义,最好把有限的精力花在读好书和从事社会实践上。由此可见,在文革前的内地中学教育里面,英语的地位与中文、数学大致是平等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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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教育体制从1966年6月下旬开始被批判,戴上的大帽子是“17 年资产阶级的教育黑线”,从 1949 年到1966年的政策被彻底废除。一直到了1970年代中期,“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完蛋以后,教育界高层开始作出部分的修补,试图把1966年之前的某些常规恢复起来。因为到了这个年头,内地几千万年轻人无书可读、无学可上的状况,已经持续了5年以上,整整一代人被荒废了。可是,教育界的修补尝试立刻遭遇到一场革命风暴。河南一名女中学生在英语考卷上愤怒写了一段打油诗(根据我当年亲耳听到的传达):“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外文?不识ABC,照样干革命!”她的打油诗立刻上报北京高层,江青团队极其赏识,认为这是来自年轻革命一代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造反行动。于是乎,英语教学再次被全面打压。

又过了几年,“四人帮”被粉碎,高考制度于1978年底全面恢复。我参加了1979年初夏的全国研究生考试,三门主课是专业课西方哲学史、英语、政治思想课即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我的考试成绩两门优秀,一门不甚光亮,即英语。我进入复旦大学研究生班以后才得知,原来教育部把全国研究生考试的门槛定得太高,如果英语考试成绩低于80分,哪怕其它两门的考试成绩达标,也不能录取入学。可是初步统计以后发现,如果英语考试的成绩定在80分过关,全国大约20所顶尖大学的研究生招考指标,就无法完成缺口太大。于是教育部实事求是调整,把 英语成绩降到65分的杠杠,我考了68分,勉强过关入学。

这段简要的历史回顾,告诉我们两个有益的教训。第一,早在1949至1966年期间,内地教育部门就确信,对大学生中学生的三门基础性主课,要求必须严格。1966至1977年的11年期间,正规教育系统被摧毁,所有必修课的考试成绩无从谈起。1977年邓小平亲自推动尽快恢复正规教育制度以后,三门主课又成为学生考试过关的硬指标,这里面蕴含了深刻的教育学道理。语文(中文/国语)是母语,学生若是学不好,无论他以后做什么也难于顺利进展,连翻译工作都难胜任,因为他无法用精确的中文来表达外语书籍的原本意涵。这仅仅是从实用角度而言。

进而言之,如果一个青年学生的母语都不过关,他的文化认同、国民价值观,也不可能坚实牢固。至于数学,它是一切科学技术门类的基础,也是广义经济学(财经、投资、会计、精算、审计等等)的必要工具。若学生的数学基础(不是指理论数学,主要是应用数学)不扎实,高等教育的大半科系,他都难以学好。所以,内地教育系统把三门主课的考试成绩列为硬门槛,是有道理的。我1993年春以后在香港或到内地作教育问题的座谈会,一直解释,母语、数学、英语,是三种“元工具”。学好了这三者,应用范围才能够足够的宽广灵活,至今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学好三门“元工具”,走遍天下都不怕,即便是在AI迅速发展的时代。

如果我们把视野拉长,从东亚现代化的长程看,内地教育系统对三门主课的强调,是基于过去约两个世纪的经验总结。西方强权冲击东亚的早年间,日本是第一个作出主动应对的国家,这充分体现在明治维新运动发起时“明治五誓”的其中一条:“向寰宇求知识”。向全世界求知识,你得要学好外语。日本知识界把翻译西方名著作为现代化的先行一步,接着影响到中国(《五四运动史》,明报出版社 1995年版)。

我进入复旦大学以后得知,该校最感光荣的是老校长陈望道是第一位发表《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学者,他主要依据从日文版转译。二十世纪前期最地道的《资本论》中文译本,是郭大力、王亚南从德文版翻译的,我曾保留了此一珍贵版本的复印。所以,若中国学子不刻苦修懂外文,连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传播进中国。内地教育系统从1949至1966年、1977年以后的长时期,把英语排列在与中文/汉语、数学同等的地位,是基于对过去约两个世纪东亚现代化历程的认知。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对内地中学大学里的英语教学毫无非议,比如怎么教、怎么学、用什么教材、怎么考试、怎么实习操练,但这些乃是技术问题,应该每年检讨,每年改进,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尝试开放性的试验班。而且,是否应该开辟更多的外语语种让学生选择,比如西班牙语、德语、法语、日语?还有几个小语种,可否开办成第二外语?早年昆明市(坐落在老街道“狗街”上)就有一所专门训练东南亚语言的学院,非常切合以云南为跨境对外交往的地缘优势。周恩来文革前指示,内地几个大区域,在对外关系研究领域里要有分工,这也牵涉到多种外语的教学。

从比较的视野看,李光耀早年大力推动英语教学,体现了他对世界大格局大趋势的敏锐观察和洞察力,对国民愿景的责任心。若无他拍板以英语为主的教育政策,当今的新加坡在国际竞争中能有如此的强势地位吗(Asia Future Forward 大会:新加坡总理闭场对谈,2026年10月11日)?印度在许多方面不发达,破破烂烂的地方挺多,却由于教育领域英语主导,培养出来的软件工程师、经济管理人才、经济学家、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欧美广受器重。多半也是受了这类案例的启发,台湾近年来有声音提倡,要大大加重英语在教育里的比重,有些科目应该用英语教学。

香港的“两文三语”教育概念推出来已经几十年,这个正确的框架之实践落实,却一直有困难。最近几年很多外部评论者指出,本港居民的英语水平明显下降。假如这个趋势延续下去,对香港国际竞争力的拖累将是不言而喻的。好在目前还很少听到有声音鼓吹,本港学校应该缩减英语的比重。2022年 8月尾的民意调查,四分之三港人认定英语最重要。今年9月尾开始的节假期,我与内地来的新移民座谈,鼓励他们把自己家和亲戚的后代转来香港上学。本港教育的相对优势是多种语言,与国际交流多。他们的后代在香港受教育,观念不至于太偏狭。

内地目前还在激烈争论的英语教学问题,如果争论平台偏离了理性和开放的宗旨,听任半无知半疯狂的声音占上风,定会导致对国民愿景的长远损害。我们这一代曾经目击过悲哀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