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2月2日晚,山西平陆县张店公社风南公路工地,第三连民工刚吃过晚饭,突然接连出现呕吐、腹痛和昏厥。谁也没有想到,一锅普通的晚饭,竟把61条生命推到了生死关头。
工地当时承担着三门峡水库建设的配套任务。平陆县城因水库蓄水需要搬迁,连接风陵渡与曹川一带的公路也必须尽快修通。数万名民工被组织起来,工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施工进度十分紧张。
那天傍晚,有些民工因开会和登记工分,晚饭吃得较迟。三排排长李忠年端碗时,发现碗里混着一粒暗红色的东西。他起初以为是高粱,咬开后才察觉不对。
“这不是粮食,是红信!”
农村称砒霜为“红信”。这个发现,使现场气氛骤然变了。有人已经倒地,有人不断呕吐,炊事锅底还残留着没有完全溶化的毒物。第三连立即派人向张店公社报告,消息很快送到平陆县委和县医院。
当晚,县委正在开扩大会议。县公安局局长燕英杰接到通知后,急忙赶到会场,把情况说明。县委第一书记郝世山随即中止会议,要求县医院抽调最强的医护力量,连夜赶赴工地。
抢救并不顺利。绿豆甘草水没有效果,常规处置也无法控制病情。经过会诊,医生解克勤判断,这是严重的砷中毒,必须使用特效解毒药二巯基丙醇,而且时间不能拖到2月4日清晨以后。
县里立刻分头寻找药品。运城只找到12支,山西人民医院也仅有7支,数量远远不够。更棘手的是,平陆距离太原路途遥远,依靠陆路运输,根本来不及。
郝世山于是决定直接向北京求援。平陆县委先后拨通卫生部门和北京特种药品经营部门的电话,请求筹集至少1000支药品,并设法空运。
北京方面接到消息时,正值春节期间。药店职工原本准备参加商业系统联欢,但电话铃声打破了节日气氛。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得知情况后,要求立即在北京筹药,同时联系民航部门;如有必要,直接请人民解放军空军承担运输任务。
药品并不在店内,而是在城外仓库。特种药品工作人员王英浦骑三轮车赶去取货,装满药品后又迅速返回。一个多小时后,1000支二巯基丙醇被送到药店,再由汽车运往北京军用机场。
1960年2月2日21时3分,伊尔-14运输机起飞。夜间飞行和低空投送都存在风险,药箱还容易因碰撞损坏。机组人员选用合适的降落伞,并给药箱加固、加重,力求药品落地后仍能使用。
平陆方面没有成熟的地空联络条件,只能在预定地点燃起柴草作为标志。23时许,县里接到通知,飞机即将抵达。几堆柴火在夜色中燃起,机组人员据此寻找目标。
飞机下降到较低高度后,机上灯光接通,药箱被推出舱门。地面群众用手电筒寻找降落伞,药箱落地后保存完好。运输司机沈亮宽立即驾车赶往公社医院,途中不停催促车辆前进。
2月3日深夜,药品送到医院。注射后,患者的病情迅速出现好转,61名民工终于脱离危险。这场跨越县、地、部委和空军系统的紧急救援,核心只有一件事:在药效窗口关闭前,把药送到病人身边。
救援展开的同时,公安和法院组成联合调查组,对饭锅、食材及相关人员进行排查。调查确认,张德才因被撤销排长职务并受到批评,产生报复心理;回申娃则向他提供了砒霜。两人随后被依法处理,案件真相由此查清。
这次事件很快被报道。1960年2月28日,《中国青年报》刊发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详细记录了救援经过。随后,相关报道和文艺作品相继出现,这段经历也被编入语文教材,成为许多人记忆中的一篇课文。
36年后,1996年,平陆民工代表再次来到北京。赴京者中,有人已经年过八旬,也有人带着家乡土产,专程向当年参与筹药、飞行和接运的单位致谢。那次跨越千里的紧急行动,留下的不只是一次成功施救,也保存了一段具体而清晰的历史记录:61名民工中毒,1000支药品启运,伊尔-14连夜升空,药箱在夜幕中落向平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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