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背后有深刻的统计学规律|士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科举|门第|门阀|黄巢

能力这东西，不能稳定遗传。每一代人出生，都是一次重新抽样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在中国人嘴里传了两千多年，几乎成了一种本能反应。每当有人把出身、门第、血统摆到能力前面，总会有人把这句话搬出来。它最早是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喊出来的，后来被历代起义者、读书人、平头百姓反复引用，慢慢变成中国人对「龙生龙，凤生凤」最尖锐的一句反问。

大泽乡起义

不过中国社会又长期有另一面，门阀观念、世家声望、二代光环，一样根深蒂固。老百姓一边看着“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现实，一边又盼着“寒门出贵子”，这种拉扯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古代科举之所以被看得那么重，就是因为它给这句话开了一个制度出口。不管你祖上是谁，卷子面前得凭本事说话。

但很多人把这句话当成一句平等宣言，但这仅仅是停在道德层面。

它真正硬的地方其实不在口号，而是2200年前陈胜不小心说中了一个统计事实。能力这东西，不能稳定遗传。

身份可以交接，财富可以过户，人脉可以介绍，唯独能力在代际传递时会被随机性狠狠打一个折。父辈站在分布的最顶端，不等于传给下一代的基因组合还恰好站在顶端。每一代人出生，都是一次重新抽样。

每一代人出生，都是一次重新抽样

说白了极端值不会被复制，这个规律在统计学里叫“均值回归”。因果人高尔顿早在十九世纪研究人群中遗传身高规律时就发现了。

他研究了200多个高个父母的800多个子女的身高。发现虽然高个子父母的子女也高，但是不比平均身高高太多。说白了极端值不会被复制。父辈越高“子代比父辈矮一点、但比人群平均高一点”的概率就越大。这不是精英后代天生不行，而是遗传重组不允许极端组合稳定地传下去。

高尔顿的研究：高个父母期望的子女身高是红线，但是实际回归曲线是蓝线

连续几代有才能的父子相关性也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高。很多大样本研究显示，父子智力的相关系数大约在 0.30 到 0.35 之间。父亲智商每高出 10%，儿子平均只高出平均值约 3.2%。

聪明能传递，但是传的不多

传递是真实的，衰减也是真实的。财富和地位可以近乎完整地交给下一代，能力却要被打个折才进入下一代。一个极端需要能力的行业，如果硬把只比均值高一点的二代推上父辈的位置，祸害的不是他一个人，是整个行业。

虚线是假如能力能完整传下去的位置，红线是实际会落到的地方。中间那段，就是打的折

科举和门阀，正好是正反两面的镜子

中国历史里，科举和门阀正好是这条规律的两面镜子。一项基于宋代 9554 名北宋进士和 18730 名南宋进士的研究，以“三代以内无直系亲属任官”定义平民进士，发现进士中的平民比例从北宋初期的 45% 上升到南宋后期的 65%。何炳棣分析约四万例进士及贡生案例，发现祖上三代为布衣出身者的比例“甚至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

这些数字不能证明科举完美公平，但它说明相当比例的各领域精英，是从非精英家庭里被周期性重新抽出来的。科举的伟大不在于它让所有人平等，而在于它把从海量样本里重新选人制度化了。

不管你祖上是谁，卷子面前得凭本事说话

门阀士族则是反面的例子。传统叙事喜欢把士族衰落归因于黄巢起义的刀。黄巢大军进入关中河洛后，长安城内千余家大小士族被灭门，直接死于起义军之手的士族成员估算达两三万人。

黄巢

不过更严格的量化研究发现士族的衰落远早于九世纪。科举制度在其中起了侵蚀作用。黄巢的刀只是最后一击。而在那之前，唐代门阀已经是一个拒绝从外部持续吸纳新精英的封闭系统。

唐代门阀的能力和影响力在代际传递中慢慢被稀释了。虽然门第声望可以靠婚姻网络撑几代，但每一代人都要从同一套随机分布里抽能力。家族内部抽不到足够胜任高位者的人，就算还占着名义上的高门第，实际治理能力和影响力也在往下滑。

封闭系统的问题不在于它一定会被暴力摧毁，而在于它越来越难从自己人里生产出与位置匹配的能力，越来越德不配位。

门阀士族早就在唐末就消失了，今天中国人看不到门阀代际能力下降的例子。但是我们隔三岔五就能看到名企二代把家族事业搞黄的案例，背后的原理是一样的。

闹得沸沸扬扬的矿泉水家族继承事件

今天最赤裸的选拔领域是家族企业。全球范围内，仅约 30% 的家族企业能顺利传到第二代，传到第三代的不足 13%。中国民营企业二代传承过程中超过 60% 会消失。

特大型家族企业一直传承下去很难，大部分最后都交给了职业经理人

有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大型企业创始人的能力大部分是处在高端的。不论是精力、毅力、聪明程度都是人中龙凤。而他们子女的这些能力“重新抽样”的结果，期望值只是高于平均，不是等于父辈。在一个对能力要求极端苛刻的竞争性行业里，但是高于平均远远不够。前几年香港的新世界地产三代就栽了大坑，我们国家这些年初代民营企业家交班后二代能保住祖业的都是运气好了，把企业败掉的比比皆是。

东西方，都撞过这道墙

早在启蒙运动时期，英国、法国的思想家和政治精英就非常羡慕中国的官僚选拔机制。但直到 1854 年英国才通过《诺斯科特—特雷维扬报告》推动文官考试改革，核心就是用竞争性考试替代恩荫推荐，从更大人群里筛能力出众的人管理国家。

20 世纪后半期，英国文官精英中来自高级专业与管理阶层之外的比例进一步上升。《是，首相》这部英剧就非常经典，剧里面那些职业官僚把首相耍的团团转。

《是，首相》

不过荫庇子孙的想法，东西方都很盛行，这是符合人性的。今天西方高校入学还有很大比例是校友、政治人物推荐。说实话这种形式还不如两汉的察举制。美国今天精英大学里家境优渥背景深厚的学生比例依然居高不下。

而且科技行业也不免俗，很多硅谷精英甚至试图用胚胎多基因筛选和高端婚配把优势传递给下一代。不过这些尝试肯定会碰到均值回归的边界。古今中外任何想把优势锁死多代的工程，最后都得面对同一道统计墙。

推荐信，”在年底前涌向哈佛的成千上万份申请中，您会看到一份来自克拉克默斯高中毕业班学生李丹的申请“

所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是一句单纯的愤激之词。它的统计学根基在于，极端值不可稳定遗传，而高位对能力的要求却持续存在。高尔顿的回归线、父子智商的 0.3 相关系数、科举进士里四成到六成以上的平民背景、门阀在科举侵蚀下的缓慢稀释、家族企业二代三代的高失败率，我上文局的这些例子都指向的是同一条约束。没有一个封闭循环系统能靠自己人永久占据需要能力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