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3月，医院走廊里，刘伯承扶着墙，一步一步摸向聂荣臻的病房。此时的他左眼视力已经很差，行动并不方便。得知老战友病倒，又正处在巨大压力之中，刘伯承还是坚持要去看一看。
病房门口没有警卫阻拦，也没有铺陈的场面。刘伯承走进去后，握住聂荣臻的手，两个人都没有立即说话。多年并肩作战的经历太多，反而让这次见面显得格外沉重。
过了好一会儿，刘伯承才低声说：“老兄，你受苦了。”
话很短，却没有半点客套。聂荣臻后来回忆，那时自己身处逆境，老战友的一句安慰，分量非常重。对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来说，有些话不需要讲得太多，手上的温度、见面的决心，已经说明了一切。
两人的交情，并非始于功成名就之后。1927年7月，他们在武汉相识。刘伯承刚经历泸顺起义失败，辗转抵达武汉；聂荣臻则随北伐军到达当地，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一个长于军事筹划，一个熟悉组织与政治工作，彼此很快形成了信任。
南昌起义前后，两人都参与了重要工作。刘伯承担任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聂荣臻担任第十一军党代表。起义部队后来南下受挫，两人又先后转赴香港，随后各自接受新的任务。
刘伯承赴苏联学习军事，聂荣臻则回到广州，参与广州起义及后续工作。1930年，刘伯承学成回国，抵达上海时，负责与他接头的人，正是聂荣臻。那座城市白色恐怖严重，地下工作处处有风险，老友重逢，谈的不是闲话，而是敌情、路线和如何保护同志。
1931年冬，两人离开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刘伯承后来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参与红军军事指挥工作；聂荣臻则在红一军团担任政治委员。不同岗位上的配合，使他们对彼此的作风有了更深了解。
长征途中，这种配合经受了真正的考验。1935年遵义会议后，刘伯承、聂荣臻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红军向川西北转移时，两人参与研究行军路线和作战部署。面对大渡河天险，他们判断敌军会重点防守富林一带，因而主张避开敌军主力，穿越彝族地区。
到达安顺场后，红军一度只能依靠有限船只渡河。战局不能久拖，部队遂分路沿大渡河两岸北上，协同夺取泸定桥。刘伯承负责指挥右路部队，聂荣臻与他共同承担先遣任务。泸定桥方向的战斗，为中央红军争取了继续北上的机会。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聂荣臻任第115师副师长，刘伯承任第129师师长。两人不在同一支部队，却都承担着创建抗日根据地、训练干部和保存发展力量的重任。战事紧张时，他们仍会交换情况，研究敌我态势。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主动请求创办军事学院。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表示，战争形态已经变化，军队建设最要紧的是培养干部。聂荣臻对这件事给予支持，后来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工作，两人的合作又从战场转到了军队教育。
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刘伯承受到批评并作了检讨。聂荣臻晚年谈及此事时认为，把问题主要推到刘伯承身上并不合适。这样的评价，不是替朋友说几句场面话，而是基于长期共事后对其为人和工作的判断。
所以，1967年病房里的那次探望，不能只看作一次普通的老友见面。几十年间，他们共同经历过起义失利、长征险境、抗日战场，也经历过工作中的分歧和压力。到了晚年，能够在对方最难的时候摸着墙壁赶去，已是这段交情最直接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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