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9年,芒砀山一带,押送徒役的亭长刘邦停下脚步,身后的人已经逃散大半。按秦法,押送失职同样难逃重罪。刘邦没有继续赶路,而是放走剩余徒役,带人进入山泽。后来传说中的斩蛇故事,也发生在这段逃亡途中。
这件小事,常被看作汉朝兴起的神秘开端。刘邦拔剑斩蛇,梦见老妇人哭诉白帝之子被杀,部下便认定他身负天命。司马迁在《史记》中记下了这个传说,但传说不等于事实。它更像是汉朝建立以后,人们为新王朝寻找合法性时,加上的一层神意解释。
真正值得玩味的,是秦汉与隋唐之间那几处相似。两个王朝都结束了长期分裂,也都完成了制度整合。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21年建立秦朝,推行郡县制,使地方行政不再依附世袭诸侯。隋文帝杨坚于581年建立隋朝,灭陈完成统一,又通过改革官制和选官制度,削弱门阀对仕途的垄断。
两种制度,方向并不相同。
秦的郡县制解决的是地方割据问题,隋代科举雏形则是在察举、九品中正等制度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把科举完全归功于隋朝,未免简单,但隋朝确实为后来以考试取士的制度铺开了道路。秦、隋都不是只靠武力建立秩序,而是试图把统一变成一套可以长期运行的规则。
偏偏两个王朝都没有走远。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次年秦二世胡亥即位。赵高等人掌握朝政,陈胜、吴广起兵后,各地反秦势力接连出现,秦朝在公元前207年覆亡。隋炀帝杨广则在604年即位,连年用兵高句丽,又大规模营建和征发,最终引发各地反抗,隋朝于618年灭亡。
“二世而亡”因此成了历史上最醒目的相似之处。但相似并不意味着宿命。秦的根本问题,在于严刑重赋与权力失控;隋的问题,则与战争频繁、徭役沉重、统治集团内部离心有关。表面看是同样的结局,深处却有不同的因果链条。
有意思的是,取代秦、隋的汉、唐,也都没有把前朝制度全部推倒。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保留郡县,同时吸收分封形式,形成郡国并行的格局。唐朝承接隋制,三省六部、府兵及选官制度经过调整,逐渐成为治理大帝国的重要支柱。
制度被继承,教训却未必被继承。
汉朝中期出现王莽篡汉。公元9年,王莽建立新朝,刘姓宗室与地方力量在各地反抗,刘秀于25年建立东汉。后人把这段历史与刘邦斩白蛇联系起来,说王莽之“莽”暗合蟒蛇,仿佛白蛇转世斩断汉室。这个说法颇有传奇色彩,却没有可靠史实依据。它反映的不是因果,而是民间喜欢把前后两件事编成一个完整故事。
另一处巧合,发生在隋唐两代的继承关系中。隋文帝原立长子杨勇为太子,后来因杨勇生活奢侈、后宫争端等问题,改立次子杨广。杨广曾主持灭陈,表现出很强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因此获得隋文帝与独孤皇后的信任。
可登上帝位之后,杨广逐渐暴露出另一面。大运河并非一日建成,也不能简单说成毫无益处,但工程规模与征发力度确实加重了民众负担。加上三征高句丽失利,国家财政和社会秩序迅速恶化。杨广曾说:“我本来没有取天下之意。”这句话是真是假已难判断,结果却摆在那里。
唐高祖李渊与太子李建成的关系,又呈现出另一种对应。李世民是次子,战功最盛,却长期受制于太子集团。626年,李世民在长安玄武门发动政变,李建成、李元吉被杀,随后李渊退位,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
一个次子因父亲改立而成为皇帝,最终把国家带入困局;另一个次子因无法承受政治压力而发动政变,却在即位后开创贞观局面。相同的身份,不同的选择,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走向。所谓轮回,往往只是后人把相似的局面重新排列,再为它寻找一个听起来玄妙的解释。
史书里的巧合可以惊人,真正推动局势的,仍是制度、利益和人的判断。斩蛇是传说,二世而亡是结果,次子夺位则是权力冲突留下的印记。把这些片段放在一起,历史便显得神秘;拆开来看,每一步都有人在作出决定,也有人为决定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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