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年，南京皇宫，朱元璋面对一份厚重的功臣名册，给随自己多年征战的旧部定下了身份。那不是普通的赏赐，而是大明新秩序对功劳的确认。名单中，公爵只有六个爵位，却有七个人被写入其中，原因就藏在曹国公这一封号里。
六位公爵分别是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茂、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和卫国公邓愈。常遇春虽是明军名将，却在洪武二年病逝，郑国公的封号由其长子常茂承袭。李文忠之外，他的父亲李贞也同受曹国公封爵，于是便出现了“六爵七人”的特殊局面。
李善长的功劳，不在战场上的冲锋陷阵，而在于替朱元璋撑起了军政后勤和制度框架。朱元璋驻军滁州时，李善长主动来投，后来负责粮饷供应、人才延揽，也参与军国大事的谋划。明朝建立后，行政、法律和礼仪制度的整理，同样少不了他的主持。
朱元璋曾把李善长比作萧何，认为他虽没有亲自斩将夺关，却长期为军队提供粮食，使大军能够持续作战。洪武三年，李善长位列六公之首，岁禄四千石，并获赐铁券。洪武九年，他的儿子李祺又迎娶临安公主，李家权势达到顶点。
权力越高，猜疑也越容易积累。李善长曾与胡惟庸关系密切，胡惟庸案爆发后，他一度没有受到处分。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旧案重新牵连，朱元璋以隐匿罪证、私下往来等罪名追究李善长，李善长及其家属七十余人被处死。韩国公封号随之消失。
徐达走的是另一条路。早年在郭子兴部下时，他便与朱元璋相识，后来参与平定陈友谅、张士诚。洪武元年北伐期间，徐达任征虏大将军，率军攻入元大都，是明军北定中原的关键人物。洪武三年，他受封魏国公。
徐达谨慎少言，军功极高却很少居功自傲。朱元璋评价他“令行禁止”，认为当时功臣中只有徐达具备这样的品行。洪武十八年，徐达病逝，朱元璋追封中山王，赐葬钟山，并让他配享太庙。这个家族的爵位，也由此显出不同寻常的韧性。
徐达死后，长子徐辉祖承袭魏国公。靖难之役中，徐辉祖站在建文帝一边，朱棣即位后将其禁锢，爵位一度受到影响。永乐五年徐辉祖去世，朱棣仍让徐钦承袭魏国公。此后徐氏一系继续传承，直到明朝灭亡，魏国公成为六个封号中唯一延续到底的爵位。
常茂承袭郑国公，实质上承接的是父亲常遇春的功劳。常遇春在北伐中战功赫赫，洪武二年去世后，朱元璋把这份荣典交给他的长子。常茂去世后，因为没有儿子，弟弟常升接掌爵位，封号改为开国公。后来常升受蓝玉案牵连被处死，常家公爵也随之断绝。
曹国公的特殊性最明显。李贞是朱元璋的姐夫，早年曾接济朱元璋一家；李文忠则是李贞之子，自幼受到朱元璋器重。李文忠作战勇敢，曾参与攻取杭州等战事，洪武三年与父亲一同获封曹国公。一个封号，两位受封者，正是七人之说的由来。
李文忠死后，儿子李景隆承袭爵位。靖难之役中，李景隆统领南军，却屡次失利，后来又打开南京城门迎接朱棣。朱棣即位初期仍给予礼遇，永乐二年以后，李景隆遭群臣弹劾，被削爵并禁锢，曹国公世系也就此停止。
冯胜和邓愈都是早年追随朱元璋的宿将。冯胜参与北伐与西北作战，邓愈则长期转战南方，为明朝拓展疆域立下战功。邓愈洪武十年去世，儿子邓镇承袭爵位并改封申国公。洪武二十三年，邓镇因李善长案被诛，爵位仅传两代便废止。
冯胜晚年同样没有逃过猜疑。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下令赐死冯胜，并规定其子孙不得承袭爵位。宋国公由此只存在一代。至于信国公汤和，洪武十一年才由侯晋公，并不属于洪武三年六公之列；他死后，信国公也未能长期延续。六个封号中，能够跨过战乱、党案和皇权更替，一直保留到明末的，只有徐达家的魏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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