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校研究生的就业质量也缩水了！|学历|本科生|民办本科|研究生|联考|警校

我熟人的警校研究生儿子，今年毕业却卡在选岗上

老赵给我打电话那天，我刚把车停进小区地库。

手机连着车载蓝牙，他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有点闷，像捂着嘴在说话：“你说这叫什么事，研究生读出来，最后还得看联考那几分。”

我没马上接话。老赵是我认识快二十年的熟人，他儿子赵一鸣我也算看着长大的。这孩子争气，本科考上警校，毕业又考了研究生，老赵那些年逢人就说儿子以后是穿白衬衫的命。我印象里他还专门摆过一桌，就在小区东门那家做鱼的馆子，一桌人举杯，老赵喝得满脸通红。

“分数出来了？”我问。

“出来了，比分数线高，但排名不够。”老赵说，“今年他们那批，研究生都堆一块了，按分数排队选岗，排到一鸣的时候，剩的都是些……”

他停了一下。

“剩的哪些？”

“偏远县的派出所，还有几个高速交警大队的名额。他妈妈在家里哭了一下午，说供了这么多年书，怎么越供越往回走了。”

我把车熄了火，在地库里坐着没动。那种感觉我懂，就是你眼看着一个家庭把全部力气押在孩子身上，押了六七年，到头来游戏规则换了。

“一鸣自己什么态度？”

“他倒好，不哭不闹，关在屋里打游戏。越这样我越心慌。”

老赵这句话说完，我听见他那边有人在喊，他应了一声，匆匆说回头再聊，就把电话挂了。

我在车里又坐了一会儿。地库的灯管有根接触不良，一闪一闪的。我想起赵一鸣读本科那会儿，老赵在单位食堂碰见我，掏出手机翻照片，说儿子在警体课上跑五公里，全班第三。他那个得意劲儿，跟自个儿跑了第三似的。

现在这个“全班第三”的劲头，被一个联考排名卡住了。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听见事情就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倒不是多热心，纯粹是脑子闲不下来。过了两天我特意约老赵出来吃了个面。

面馆是那种老式面馆，桌子黏，汤是骨头熬的，白花花的。老赵比上回见面瘦了一圈，眼袋明显，坐下来第一件事是把车钥匙往桌上一扔，说这两天觉都睡不踏实。

“你跟我说说，联考选岗到底怎么个流程。”我掰开筷子。

“我也才搞明白。”老赵说，“公安联考成绩出来以后，按分数从高到低排，然后一个个上去选。你想去哪个单位，得前面没人把那个坑占掉。一鸣分数放在往年，选市局或者他本校附近的区局都够。今年不行，今年研究生扩招那批全赶一块了，一个挨一个，他排到中间偏后，等他上去，好单位全被前面的人挑完了。”

“那这对他以后影响大吗？”

“大不大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一件事。”老赵放下筷子，嗓子提高了半度，“他本科同学，当年没考上研究生，直接参加了工作，今年联考分数一般，但人家本科名额单列，反倒选了个离家骑车十分钟的派出所。一鸣读了三年研，出来选了个开车两个半小时的山沟子。这叫什么事？”

邻桌一个大爷扭头看了我们一眼。老赵压低声音，但那股憋屈没压住。

我理解他。换成任何一个当父母的，看见这种对照都得堵心。我不是警察系统的人，听他说完第一反应也是：那这研究生读得图啥？

“一鸣怎么说？他真就天天打游戏？”

“打了三天。”老赵叹了口气，“第四天开始查资料。他不出声，但我看他电脑上开着好几个表格，把剩的名额一个个列出来，离家距离、有没有宿舍、通勤方不方便，全写上去了。”

“那说明孩子心里有数，你别太压他。”

“我不是压他。”老赵用筷子戳了两下碗里的牛肉，“我是怕他嘴硬。他从小到大，考砸了也不哭的那种。我怕他把火都捂在肚子里，回头憋出毛病。”

这顿饭吃完，我给赵一鸣打了个电话。说实话，我犹豫了一下，觉得自己一个外人，掺和人家孩子的事不太合适。但老赵最后那句话让我不放心，我还是拨了。

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

“一鸣，我是你陈叔。”

“陈叔好。”他声音平稳，听不出什么情绪。

“听说你工作定了？”

“还没完全定，下周去报到，看最后能协调到哪个单位。”他顿了顿，加了一句，“差不多就是剩下那些了，没什么挑的余地。”

“你爸挺着急的。”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我听见键盘鼠标的声音，他应该真的在打游戏。

“陈叔，我跟您说句实话，您别跟我爸说。”他忽然换了语气，低了一点，“我不是不在乎。我查完名单那天晚上在阳台站了一个多小时。但着急有用吗？分数是我自己考的，我没考过别人，我认。”

他这么一说，我反倒不知道该怎么接。

“你爸说，你本科同学选到离家很近的岗，你觉得亏吗？”

“亏不亏的……”他笑了一声，很轻，“陈叔，我们学校博士点的老师给本科生上课，本科生说，老师你都是博士了还教我们，图什么。老师说什么我没听见，但我现在是有点明白了。研究生学历是块敲门砖，可今年门太小了，拿砖的多。敲不进去的，就考虑从窗户爬。”

“窗户好爬吗？”

“不好爬。”他说得很干脆，“但爬着看。”

这个孩子讲话不过分，也不装硬。我挂了电话，心里反而更沉。我怕的不是他抱怨，是这种“我认了”底下藏着的东西——一个年轻人把委屈嚼碎了咽下去，跟谁都不说，时间长了，会不会在某个地方长出刺来。

那几天我刚好手头不忙，起了个念头，想多找了解情况的人问问。我不是想写什么，纯粹想把这件事弄到底。

我有个表弟在区公安分局政工上帮忙，不算核心，但流程上的事他懂。我找他吃了顿烧烤，把赵一鸣的情况说了。

表弟灌了口啤酒，说：“哥，这事今年不是个例。我们分局都知道研究生那批今年有点挤。以前研究生少，是香饽饽，单位抢着要。现在读的人多了，光我们省警校的研究生今年毕业就比三年前翻了一截，可编制没跟着翻啊。市局那几个好坑位，一个位置七八个研究生盯，可不就得拿联考分数硬碰硬。”

“那研究生身份就没有一点用？”

“有用。”表弟掰着手指头，“定级的时候起点不一样，研究生转正定级一般比本科快一步。再一个，以后内部遴选，有的岗位卡学历。这些都是后话。但眼前这个选岗，就是一把尺子，联考多少分就是多少分，你研究生还是本科，在选岗这半天里是平等的。”

“那像赵一鸣这样，选到偏远地方的，是不是就算亏了？”

“你把‘亏’字换掉。”表弟挺认真，“换两个词，一个是‘限制’，一个是‘后劲’。他这三年选岗是受限制了，这个不假。但他以后能不能动，怎么动，看他自己的后劲。有的研究生在基层反而出得快，因为他底子厚，写材料、分析案子比别人快。当然也有熬不住的，两年一到就想办法调。”

“怎么调？”

“有的参加内部遴选，有的等调动机会，也有辞职重考的。都难。”

表弟这番话让我对这件事有了新的角度。原先我也跟老赵一个思路，觉得孩子吃了大亏。但“这三年选岗吃亏”和“这三年书白读了”，其实是两码事。

我没把这个话直接跟老赵说。他那会儿正烦着，你跟他讲道理，他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倒是老赵媳妇那边出了点动静。

隔了一周，我去老赵家送一箱人家送我的桃子，多出来吃不完。开门的是老赵媳妇，眼睛还是肿的。她让我进去坐，给我倒茶，坐下就开始说。

“你说我这三年，每天五点半起来给他做早饭，晚上十点半给他热牛奶。他复习我陪着，他考研我比他紧张，我都没觉得苦。现在好了，他要去的地方，我百度地图一查，我坐公交倒三趟，来回五个小时。我想去看一眼，当天回来都赶得慌。”

“一鸣怎么说的？”

“他说，妈，那边有宿舍，你不用来看我。他爸说那他放假回来，他说新警第一年不一定有假。”

她说着说着眼圈又红了，拿纸巾按了按鼻子，“我不是反对他去，我就是心疼。你说咱们普通人家，孩子读书读到头，图的不就是离家近点，安稳点。”

这话我听完坐在那儿没词儿了。她的逻辑没问题，一个母亲的逻辑。孩子的努力逻辑也没问题——我考了，没考到头名，我认规则。两个逻辑撞在一起，疼的是这个家。

我在她家坐着，忽然想起一件事。我认识一家人，情况跟赵家反着。那家的女儿前年师范毕业，也是考编，分数挺高，最后也放弃了那个好岗位，主动去了一个乡镇中学。我当时不理解，这回不知怎么就想起来了。我决定去看看那个姑娘，现在她工作两年了。

这姑娘叫徐晓雯，她爸是我以前车间里的老徐。我挑了个周末，借口说路过，去了她待的那个乡镇中学。

学校不大，教学楼刷了浅黄色，操场上铺的还是那种旧式塑胶，有一块鼓起来了。我在教务处等她下课。她进来的时候穿个灰T恤，头发扎得很利索，晒得比两年前黑了些。

“陈叔，您怎么还专门跑来了。”她笑。

我说路过，顺便看看。她也不傻，看我两眼，说：“我爸跟您说了吧，我又不是被发配。您别用看倒霉蛋的眼神看我。”

一句话把我逗笑了。

“我确实想问，你当时那个分数，选个城区学校不难，怎么跑这儿来了？”

“分是够。但城区那几所，名额就两个，我排第三。”她给我倒了杯水，“您说我是去争那第三个名额，赌前面有人放弃，还是挑个稳的？我赌不起。我爸那会儿也说，你跑乡下来，将来找对象都难。但我想的是别的。”

“想什么？”

“我在这边带两个班的物理，其中一个班就二十来个学生，一半是留守的。这些孩子数学基础差，物理更跟不上。”她拉把椅子坐下，“我第一学期期末，全区统考，我带的班平均分比镇上原来那班高了十二分。校长在教师会上说，这是大学生带来的新教法。陈叔，我没觉得自己多伟大，但那十二分，城区里那些班随便考考都有，我这里十二分是蹚着泥巴追上来的。”

“你觉得亏吗？”

她想了想，说了句跟她年龄不太相称的话：“亏不亏，得看这个亏有没有给我换到东西。我换到了带出成绩的踏实感，换到了学校愿意给我排新课。要说没换到的，是我周末想跟朋友喝个奶茶，骑电动车二十分钟才能找到一家。”

从学校出来那天下午，太阳还没落，校门口几个男生在滚一个有点瘪的篮球。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琢磨徐晓雯的话。

“换到东西”。

这跟赵一鸣说的从窗户爬进去，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只不过一个摆明了说，一个还在水里扑腾。

我把这两个年轻人的事在心里搁了几天，越想越觉得，赵一鸣眼前这道坎，可能只是第一道。

转折出在赵一鸣去报到前三天。

老赵给我打电话，这回声音不闷了，有点急，但这种急和前面那种急不一样。

“他跑去跟学院老师打听，说想申请延期一年报到，保留资格，再考一次联考。”

“还能这么操作？”

“老师说可以申请，但能不能批不一定，理由得充分。他这三天在家写申请，写得跟毕业论文似的，改了五遍。他妈妈一听延期，又哭了一回，说多一年变数，万一明年分数还挤怎么办。”

“一鸣自己怎么想的？”

“他跟我说，爸，我不是不接受去基层，我是想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如果明年还是这个分，我认，到时候哪儿缺人去哪儿，我再不折腾。”

“那你什么意见？”

“我不知道啊。”老赵说，“我就是拿不准才问你。批了还好，要是不批，他这一折腾，别人以为他挑肥拣瘦，到了单位印象分也受影响。”

我能听出老赵的为难。他前半辈子是个求稳的人，能不出头就不出头，现在他要在一个“接受现状”和“再赌一把”之间做选择，而这个选择的后果落到儿子身上，他不敢拍板。

我说：“这事你拍不了板。你听我的，你跟一鸣说清楚两件事就行。第一，家里能供他再试一年，但只有一年，没有第二次。第二，不管他选哪条路，你们两口子都得做出真接受的姿态，别今天说行，明天又叹气。你们天天叹气，他在几百公里外，心也不安。”

老赵沉默了一阵：“你这话我记下了。”

后来这事定下来的过程我没多问。大约过了一个礼拜，老赵发来一条微信，就几个字：申请批了，延期一年。

我回了个“好”。

我知道这个“好”底下压着的是另外一重压力。这一年，赵一鸣得自己顶着自己，老赵家得顶着闲话。小区里问起来，儿子毕业了吧，分配了吧，老赵得一遍遍解释。你要说孩子是故意挑，得，闲话更难听。

但这个选择本身，让我对赵一鸣的看法变了。原来我以为这孩子闷着不说话是认了命，其实他在悄悄找自己的缝。这跟他说的从窗户爬，是一路的。

八月底，我请赵一鸣单独吃了顿饭。他瘦了点，精神倒好，说起话来眼睛不躲人了。

“陈叔，我知道很多人觉得我多此一举。”他夹菜的动作没停，“我爸估计也跟您说了我的想法。我也不是非要挤那个好岗位，我是觉得我第一年准备得不充分。本科毕业那会儿我拼了一把考上研，研究生三年我又拼了一把，我一直觉得我是努力的。但是联考排名出来，我才发现努力的人多了去了，人家本科毕业直接上来的，人家比我还拼。我跟他们比，差在什么地方，我得找一找。”

“如果找不出来呢？”

“那就说明我不是那块料。”他很平静，“那我就去基层好好干。陈叔，我其实想通了，基层不基层，苦不苦，我都不太怕。我怕的是稀里糊涂的，被一个分数推到哪儿就是哪儿，自己都说不清楚为什么。”

他这句话说完，我脑子里忽然闪回老赵当初那句话——“研究生读出来还得看那几分”。对，这几分是死的，可人是活的。分数能把一个孩子推到偏远的地方去，但推不动他脑子里剩下的东西。

饭快吃完的时候，我多嘴问了一句：“那你这一年怎么安排？光复习？”

“我找了个派出所实习，朋友介绍的，没工资，跟班学。”他说，“我想看看派出所到底怎么个干活法。要是明年真去了，我心里不慌。”

就这一句，我彻底放心了。这个孩子心里有数。他不是在赌气，也不是在拖延，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件事弄明白。

过了国庆，我从老赵那儿陆续听到一些零碎。赵一鸣在派出所实习，跟着出警、做笔录、调解纠纷，有一回处理两个老头为楼道堆物吵架，吵到要动手，他师父两句话就化解了。他回来跟老赵说，他在旁边看着，心里记，觉得那比课本上的东西难多了也实在多了。

老赵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变了。不叹气了，甚至有点显摆的意思。我知道他这是心里那块石头松了。孩子去实习，天天早起，回来倒头就睡，顾不上打游戏了。之前那个关在屋里打游戏的影子，淡了。

我原以为这个故事到这儿就算完了，等明年他们出成绩再续。没想到又冒出个小插曲。

十一月中旬，徐晓雯给我发微信，说她在区里的青年教师培训上碰到一个人，一听是赵一鸣的熟人——那个人居然是赵一鸣的大学同学，在区局工作，被邀请来讲什么警民共建的课。徐晓雯听我提过赵家的事，就把话搭上了。

她在微信里跟我说：“陈叔，那个警察说，赵一鸣当年是他们班里专业课最扎实的，就是行测那类题不行。他还说，今年联考选岗那个规则，其实第二年未必一样，每年名额分配都有调整的。让我转告一鸣，别在那几分的坑里看死了。”

我把这话转给老赵，老赵“哦”了一声，半晌说：“一鸣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他数据都分析过了，明年研究生报考人数还是涨，但有些基层单位这两年缺人缺得厉害，名额可能会往那边倾。他就是算过才决定延期的，不是头脑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