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北京，傅崇璧从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转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个任命看似只是职务调整，实际却把他推到了特殊年代的风口上。北京卫戍区面对的，已经不只是营门、警卫和首都防务。
当时的北京，局势迅速复杂起来。许多地方党政和军队干部受到冲击，一些老干部被接到北京保护。卫戍区承担的任务由单纯的军事警戒，扩大到维持首都秩序、保护重要人员安全等多个方面。
这副担子，不轻。
傅崇璧长期在部队基层和野战部队工作，熟悉军事指挥，却很少有人把他看成善于周旋的官场人物。偏偏在那个阶段，卫戍区既要执行军事命令，又要处理大量敏感事务，稍有偏差，就可能引发更大问题。
有关回忆材料提到，部分老干部被安排在卫戍区营房内接受管理。这个安排在当时有严格的政治背景，客观上也使他们避开了外部冲击。伍修权后来回忆，留在卫戍区至少能够保证人身安全，外界人员无法随意接触。
但事情并非只有一个面向。
有些被管理的干部并不了解全部情况，只觉得行动受到限制，甚至把这种安排归咎于卫戍区。傅崇璧作为主要负责人，自然很难完全置身事外。许多具体决定并不是由他个人作出，可外界往往只看见执行命令的人。
当时，卫戍区的重要任务，有的直接由中央和军委有关部门布置，再转由相关军政系统落实。傅崇璧需要面对的，不只是命令本身，还包括命令执行后的各种反应。
有一次，周恩来对他说：“事情要按组织原则办。”这句话不长，却点明了傅崇璧后来处境的关键。军人可以服从，但在复杂环境中，如何理解组织原则，往往比单纯执行更难。
1968年前后，一份与鲁迅手稿有关的材料引发了查找和交涉。傅崇璧根据掌握的线索，追查到一位重要人物，并依照组织程序提出交涉，希望将相关手稿追回。此事触及了某些人的利益，也使他卷入了更大的政治风波。
关于这段经历，公开回忆中的细节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较为明确：傅崇璧此后受到牵连，与杨成武、余立金等人一同被指称存在问题。相关说法很快传开，他被连夜调离北京，前往沈阳接受审查和管理。
这一走，就是七年多。
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位置上突然离开，傅崇璧的身份和工作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一名长期带兵的将领而言，最难承受的未必是职务变化，而是多年没有正常履行指挥职责，许多事情只能等待组织结论。
1974年，他接到通知返回北京。此时，政治环境已经出现变化，一批受到影响的干部和将领陆续恢复工作。傅崇璧虽然回来了，但能否重新进入重要岗位，仍然受到多方面关注。
1975年4月，他正式恢复工作，被任命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当时还承担军委方面的工作，不能经常主持军区日常事务，因此，军区许多具体工作由纪登奎、秦基伟和傅崇璧共同负责。
这个安排本身就说明，傅崇璧并没有被彻底排除在军队领导岗位之外。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回京任职前，曾听到一种意见：有人不希望他继续留在北京，认为到大西南或华南工作更合适。
“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北京？”有人这样询问。
傅崇璧没有公开争辩。真正起作用的，是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人的支持。他们认为，傅崇璧有长期军队工作经历，也熟悉北京地区的防务情况，重新安排到北京军区，符合实际需要。
这份支持并不意味着此前的是非已经完全厘清，而是说明组织在用人时，还要看一个干部的长期表现和实际能力。傅崇璧此前负责卫戍区期间，承担过许多外界难以了解的任务，功过不能只凭一场风波来判断。
此后，他继续在北京军区工作，直到1985年退居二线。七年多的离开，改变了他的仕途节奏，却没有让他彻底离开军队指挥岗位。对傅崇璧而言，重新回到北京，并不是简单的复职，而是一次经过复杂考量后的重新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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