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20日凌晨,银川市军区农场东侧土路,银川市公安局巡警支队的四名民警,驾驶警车赶往一处“出租车司机被捅伤”的报警地点。谁也没有想到,这通电话并不是求救,而是有人专门设下的诱饵。
凌晨2时03分,男子用带有银川南部特点的口音报警,只说有人被捅,却没有完整说明情况便挂断电话。两分钟后,指挥中心派出巡逻车。2时38分,民警李富林通过对讲机报告已经到达,随后车辆和四名民警便彻底失去联系。
清晨7时许,搜寻人员在土路上发现了被炸翻的警车。地面留下一个宽约两米、深约八十厘米的爆炸坑,金属残片和玻璃散落到很远的位置。四名民警全部牺牲,其中孙虎身上除爆炸伤外,还有二十多处刀伤。
现场很快显露出异常。
爆炸中心埋有约十二公斤铵梯炸药,连接炸药的电线长达六十八点三米。土路上的几块石头被人为摆放,爆炸点又正好位于两棵树之间,像是给驶来的警车设定了一条固定路线。车辆一旦进入两树之间,便会落入爆炸范围。
更蹊跷的是,案发后有人返回过现场。民警身上的口袋被翻动,部分现金和香烟不见了,泥土也有多处被重新挖动。爆炸产生的冲击力还将一支六四式手枪抛到几十米外的草丛中,警方经过搜索才将其找到。
有人据此判断,凶手是为了报复公安机关。但这个说法很快受到质疑。若只想袭警,深夜偏僻土路并不是最容易造成影响的地点;若只为抢钱,几名凶手也没有必要冒险集体返回,更不必在土里反复搜寻。
公安部专家组抵达银川后,乌国庆没有急着讨论案情,而是先盯住了现场细节。他查看石块的位置,又反复测量引线和爆炸坑之间的关系,判断凶手熟悉爆炸物,且清楚引线长度如何兼顾安全距离与观察范围。
他对侦查员说:“他们回来找的,可能不是钱,而是枪。”
这句话改变了专案组的侦查方向。乌国庆认为,报假警的目的,是把携枪巡警引到预定地点;爆炸之后,凶手再次返回,是为了寻找被炸飞的配枪。现场脚印有三十二处,且存在故意踩乱的痕迹,说明作案者人数不少,也说明他们知道留下痕迹会带来风险。
然而,手枪最终被警方找到。乌国庆推断,凶手并非没有寻找,而是在黑暗和爆炸后的混乱中误判了枪的位置,搜寻无果后仓促离开。至于孙虎遭到连续刺杀,则可能源于凶手发现他尚未死亡后的慌乱和灭口。
另一边,张欣开始处理报警电话这条线索。报警时间在凌晨,传染病医院附近小卖部的经营者曾见过报案男子。张欣将目击者描述的身高、脸型、衣着,与录音中的口音特点结合起来,绘出一张模拟画像。
画像送到灵武后,民警李桐看了片刻便认出,画像与当地曾因盗窃被处理过的陆文林十分相像。他还确认,录音中的声音与陆文林吻合。警方随后在陆文林租住处发现含有同类铵梯炸药成分的粉尘,并找到一张银川至灵武方向的收费凭证。
调查继续向外延伸。3月31日,灵武市灵新煤矿曾被多人持刀抢走炸药一百二十六公斤、雷管九百余枚。案发现场爆炸物的成分,与这批失窃物资相符。陆文林的关系网又牵出谢建文、杨杰、郭永涛和张彦彬,几人的年龄集中在十九岁至三十三岁之间。
杨杰的父亲曾从事矿山爆破,谢建文熟悉矿区情况,这使他们具备获得炸药和实施爆破的条件。警方还查明,几人并非只想抢枪,而是盘算着通过取得枪支,继续实施更大规模的抢劫。
追捕并不顺利。杨杰和谢建文逃往外地,张彦彬藏到亲属家中。5月21日上午,追捕人员在洛阳一处市场将杨杰和谢建文围住。杨杰被当场抓获,谢建文逃入死胡同后持刀拒捕,最终被制服。张彦彬也在北京落网。
审讯中,案件的另一层恶性逐渐暴露。为防止陆文林泄露秘密,杨杰和谢建文曾以分配钱财为名约他和郭永涛见面,在酒中下药,随后将两人带走杀害并掩埋。逃到广东佛山后,两人为十几元钱杀害旅客。警方还从杨杰老家墙缝中找到笔记本,上面写着抢劫银行的计划,其中“搞到枪”被列为关键一步。
1999年6月28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公诉方列出的证据包括十二公斤炸药、六十八米引线、民警身上的刀伤、多起抢劫以及多名死者。杨杰、谢建文、张彦彬被判处死刑,上诉后维持原判。
7月20日,三人被执行死刑。四名牺牲民警李富林、张建军、李海滨、孙虎,随后被自治区政府追授革命烈士称号。那个曾被用来诱骗巡逻车的报警电话,也成为这起案件中最早留下的破案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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