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球规模最大的中产群体开始捂紧钱包,单靠号召老百姓多花钱,真能把经济拉起来吗?东亚邻国高增长之后的跌宕,又给中国留下了哪些值得警惕的提醒?
长期以来,亚洲中产阶级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他们不只是消费者,也是潮流的引领者,更是衡量一个经济体未来增长潜力的关键指标。
中国中产阶级超过4亿人,比美国总人口还多。这些年中国普通消费者的支出在减少。
当世界上最庞大的中产群体选择节衣缩食、增加储蓄,经济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中产梦想还在吗?
有经济学者指出,中国仍是发展中经济体,增速在5%左右,通胀却只有1%上下,这样的组合本身就不太合乎常理。低通胀背后反映的是需求偏弱:企业不敢涨价,居民不愿多花。理解这一点,才能看清为什么消费问题会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绕不开的核心议题。
每年2月前后的春节,是中国人返乡探亲或外出旅行的时节。今年春运持续40天,全国累计出行人次达到创纪录的90亿,被称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年度人口迁徙。
除了团圆与热闹,观察中国经济的人格外关注春节,因为这是检验居民消费意愿最直观、最集中的窗口,一年的消费景气往往能从这里看出端倪。
经济学家习惯寻找“晴雨表”式的早期信号,用来判断某种趋势的走向。要预判2025年中国消费支出会怎样,春节前后的消费表现就是重要指标。
它不仅反映人们实际花了多少钱,也反映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钱包鼓不鼓、敢不敢花,往往在长假期间暴露得最清楚,比许多月度数据都更能说明问题。
今年春节前8天,国内旅游支出达到6770亿元,约合93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可深入看,情况并不乐观:人均支出只比2024年增长1%,仍低于疫情前水平。
广州的李姓一家刚度假归来,女儿出生在新冠疫情期间,此后一家人在假期预算上明显精打细算。这个家庭年收入超过30万元,属于中等收入群体。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中等收入群体是指年收入在10万至50万元之间的三口之家。也有学者认为,中产阶级并无统一标准:他们通常受过高等教育,多为专业人士和管理者,拥有稳定住房、退休储蓄和医疗保障,还有余力负担度假和娱乐。
据估计,中国约三分之一人口、即4亿至5亿人属于这一群体,规模居全球之首。
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是过去几十年最引人注目的故事之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让中国拥抱市场、对外开放,释放出惊人的增长动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又是一个里程碑,中国由此成为“世界工厂”。
快速扩张创造了大量机会,让数亿人摆脱贫困,也催生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中产群体。
收入增加后,中产开始大手笔消费。更大的公寓、新的机器设备等物质商品,成为进步的象征,是生活变好的直观证明。
而今天,中产拥有更多选择,不再只买物质商品,也愿意为旅行、演唱会、餐饮、艺术等体验付费,生活方式日益多元。正是这种消费能力,让外界一度把中国中产视为全球需求的稳定器。
当收入预期变得不确定,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把钱存起来。中国国民储蓄率超过40%,这并不见得是好事。
先不论这些钱究竟握在谁手里,至少它们没有流转循环起来,没有转化为企业效益和工人收入,结果就是大家没钱消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弱。这与许多人的直观感受是一致的。
最近几年,“消费降级”“消费疲软”成了被提得最多的词。于是有一种声音认为,只要把这40%的储蓄拿出来“一把梭哈”,经济困境就能迎刃而解。
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西方近50年的经济史已经表明,每逢周期低谷,有的国家吃了大亏,有的则巧妙化解,关键看后来者是躺进坑里,还是多绕些路避开巨坑。
韩国就是一面镜子。上世纪60年代“516政变”后,韩国进入高速发展期。
到1979年朴正熙遇刺时,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从世界垫底的87美元,增长到跻身亚洲前列的1500美元,不到20年提升近20倍。这样的速度,与中国中产崛起的故事颇有几分相似,都曾被视为经济奇迹的典范。
但高增长的背后是极高的负债。国家、企业、居民几乎所有部门都在加杠杆,内债外债双双高企。
重工业投资杠杆尤其惊人,30大财团平均负债率超过390%,头部集团甚至突破500%。作为对照,恒大破产时的负债率是124%。
增长越快,埋下的雷越多,一旦外部环境变化,压力便会集中释放。
1979年,韩国爆发釜马事件。表面上导火索是金泳三被剥夺议员资格,深层原因却是集中还债的压力过大。
那一年韩国通胀率逼近40%,普通人实际收入整体走下坡路。这段历史说明,当居民收入跟不上物价与债务时,靠透支老百姓的钱包维持增长,最终只会把社会推向风险边缘。
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同样复杂。有观点认为,中国一半以上的出口是机械设备和IT产品等资本品,满足的是企业需求,未必与海外消费者直接相关;但从长期结构看,当地中小企业难以与之竞争,就业会受到冲击,世界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开放。
外需前景存在变数,内需的分量自然更重。
即便消费放缓,中产规模还能继续扩大吗?官方目标是到2035年让中等收入群体达到人口的一半,这意味着还有约2亿人需要提高收入。
教育常被视为向上流动的阶梯。22岁的舒姓青年2024年法学毕业,首次司法考试失利,他家在沈阳经营服装店,曾属中产,后来陷入困境。
他希望通过考试成为律师,拿到约30万至60万元的年薪,扭转家境。河南一座三线城市里,工厂维修工李光月薪5000元,属于低收入群体,他的儿子去了北京读大学。
对这样的家庭来说,孩子的学历几乎承载着全家改变命运的期待,也是他们心中通往中产生活最现实的那条路。
现实却并不轻松。2023年6月青年失业率创下21%的纪录后,官方一度停止定期发布这项数据;去年8月,在剔除在校生后,青年失业率降至18%。
学历已不再是中产生活的保证,“努力就能出头”的承诺变得不那么确定。这既会拖慢中产扩张的速度,也助长了“躺平”情绪。
这种情绪正成为共同富裕的障碍。共同富裕于2021年被重新提出,目标是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但受疫情、中美紧张和政策等因素影响,开局并不顺利。
它帮助了最底层人群脱贫,可如何防止返贫、如何让中产整体向上,仍是有待破解的难题,也直接关系到消费能否真正回暖。
有学者认为,中国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契约,由国家承担更多养老和医疗方面的风险,让居民不必为未来过度储蓄。消费驱动型经济并不必然意味着依赖救济的福利主义。换句话说,与其劝老百姓掏钱,不如先替他们卸下后顾之忧,钱包才会自然打开。
外部压力也在加大。两会提出今年新增城镇就业1200万人的目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2月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本月初又将税率翻倍;中国则对美国煤炭、天然气以及农产品、食品加征10%至15%的关税。
贸易摩擦再度升级,给就业和收入预期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专家认为,关税战最大的输家是美国消费者,但中期也可能伤及中国工人。2017至2018年,中国约20%的出口流向美国,如今这一比例约为15%,同等幅度加税带来的冲击大约小四分之一,因此目前人们并未恐慌。
不过,外部不确定性叠加内需疲弱,依然会让中产在花钱时更加犹豫。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中产驱动的内需曾帮助全球走出衰退。如今这个群体预计仍会增长,只是消费更加谨慎。
有分析认为,2025年或许仍不尽如人意,但应会好于过去几年;如果股市和楼市企稳,有望稳定乃至提振中产消费,因为资产价格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财富感受。
人们减少了汽车和奢侈品支出,却更愿意为生活方式和医疗健康买单,这更像是消费结构的转变,而非单纯的消费崩塌。它虽难以完全扭转放缓趋势,但14亿人口仍在消费,中国的消费底盘依旧庞大,关键在于如何把潜力重新激活,而不是简单地要求人们多花钱。
中国中产从改革开放中崛起,如今在收入预期、就业压力和外部变局中变得谨慎;超过40%的储蓄率既是隐忧,也是缓冲。韩国高增长、高负债最终引发社会震荡的教训表明,透支居民钱包换来的繁荣并不牢靠。
让中产敢花钱,靠的是稳定的收入、可靠的保障和向上流动的希望,而不是一句简单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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