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
摘要:长征题材的《伟大的长征》剧情进入了第二阶段,红一、红四方面军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今四川小金)达维胜利会师,但是仅仅三个月之后,两军就分道扬镳。多年以后,毛教员谈及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就是1935年9月草地分兵的时候。
图1: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海报
长征题材的《伟大的长征》剧情进入了第二阶段,红一、红四方面军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今四川小金)达维胜利会师,但是仅仅三个月之后,两军就分道扬镳。多年以后,毛教员谈及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就是1935年9月草地分兵的时候。
1960年10月22日,最早向世界披露红军长征,《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美籍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北京中南海再一次采访毛教员。采访中斯诺问道: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教员思考片刻,回答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五次反“围剿”失利到长征初期,是毛教员一生中的最低谷,长征中多少次千钧一发的危难时刻,血战湘江,土城战役,四渡赤水,两渡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攻占腊子口……哪一次不是惊心动魄生死一线的紧急关头,但为什么毛教员却偏偏认为草地分兵是自己一生中的至暗时刻?
图2:1960年10月22日,教员会见美籍作家埃德加·斯诺
这就要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说起。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胜利会师,史称懋功会师。随后军委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电报往来,深入讨论了两军会师后下一步的战略计划。军委主张北上陕甘,而张国焘则想南下四川,在富庶的成都平原建立根据地。
双方电报来往反复讨论,无法统一认识,便决定见面深谈。
6月25日下午,天降大雨。毛教员、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冒雨走出两河口镇外三里地,在油布帐篷下等候张国焘。随着一阵马蹄声,张国焘骑着一匹白马,在30多名骑兵的护卫下纵马而来。他的骑兵护卫都是黑马红马,将张国焘的白马衬托得格外醒目——电视剧《伟大的长征》真实再现了这一场景。清一色的高头大马,张国焘满面红光。可谓鲜衣怒马。相比之下毛教员等人,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应该说,这一幕给毛教员的冲击是非常强烈的。
双方的实力对比同样悬殊,红一方面连四个军团加上军委纵队,总共约1.7万人,人困马乏,粮弹两缺。而红四方面军五个军,总兵力8万人,兵强马壮。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国焘的野心自然就膨胀了。
图3: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野心自然就膨胀了
随后6月26日至28日在懋功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出席者有张闻天、毛教员、周恩来、张国焘、博古、王稼祥。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建川陕甘根据地。
北上陕甘的关键是夺取松潘县城(今四川阿坝州松潘县),国民党军胡宗南第1师自从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就一直尾随红四方面军,并抢先进入陇南地区,他很清楚陇南地区是北出陕甘南下四川的咽喉要地,于5月进驻松潘县,当时红四方面军还曾经一度进攻过松潘,但未能攻下。
当时胡宗南以主力坚守松潘县城,派出1个营驻守松潘西北约40公里的毛儿盖。7月9日,红一方面军的前锋红四团全歼守军1个营,攻占毛儿盖。随后红军各部队陆续到达毛儿盖。
但就在部队开始北进的关键时刻,张国焘也开始紧锣密鼓出招了。7月10日,他指使川陕省委致电中央,要求明确军事指挥体系,并提议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
中央没有回复,来了个冷处理。7月16日,陈昌浩以个人名义致电中革军委,要求明确军事指挥。两天后的7月18日,再次发电报,要求统一军事指挥,甚至提出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朱德担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担任总参谋长。并表示连日不得回复,将亲自前来面谈。
图4:李乃文在剧中饰演张国焘,演技很到位
他还真来了,18日当天张国焘、陈昌浩就来到了军委所在的中芦花(今四川阿坝州黑水县芦花镇泽盖村)。此时陈昌浩还仅仅是中央委员,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就提出这样重要的高层人事建议,这是明显违反组织程序的,对此中央已经不能继续沉默了,便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史称第一次芦花会议。
会议开始前,中央就进行了商量,认为张国焘明显是在伸手要权,如果不作出让步,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最初张闻天就提出让出自己的总负责(相当于总书记),但毛教员坚决反对,因为总书记可以召集政治局会议,一旦张国焘有了这个职位,就可以自行召集政治局会议,那么在政治上就很被动了。最后决定将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让给张国焘,可别小看总政委,按照红军的组织程序,政委具有最后决定权,可以否决军事主官的决定,所以红军总政委实际上就有了最高军事指挥权。
第一次芦花会议是政治局常委会议,级别很高,只有毛教员、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张国焘、博古、凯丰、邓发等九人,会上张国焘提出让陈昌浩进中革军委,更多红四方面军同志进入中央。但没有获得通过。最后只同意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红一、红四方面军进行整编。
图5:两军会师后对红一、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整编
7月21日根据第一次芦花会议的决定,全军进行了整编。
红一方面军原有4个军团都改称军:
红一军:由红一军团改编,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约7000人。
红三军:由红三军团改编,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约3500人。
红五军:由红五军团改编,军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约2500人。
红三十二军:由红九军团改编,军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约1500人。1936年7月,红三十二军编入红二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5个军,番号不变:
红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约1.5万人。
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詹才芳,约1.5万人。
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约1.5万人。
红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政委张广才,约1.5万人。
红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政委杨克明,约1.3万人。红三十三军于1936年1月番号撤销,并入红五军。
在部队整编同时,由于红一方面军干部多兵员少,所以还进行了人员调配。红一方面军张宗逊、陈伯钧、彭绍辉、李聚奎、李振亚5位师级干部在内一批干部调入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则将一千多新兵调拨给红一方面军。
图6:红四方面军总兵力达8万人,兵强马壮
此外,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一、红四方面军,由徐向前任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任前敌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这等于是红四方面军掌握了全军的指挥权。
应该说,中央对张国焘作出了重大让步,但张国焘还不满意。他抓住凯丰批评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苏区的文章,要求讲清楚放弃川陕苏区和中央苏区到底是谁的错误。于是7月22日至23日在芦花又举行了第二次芦花会议,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第一次芦花会议的九人外,还增加了总参谋长刘伯承、代理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以及徐向前、陈昌浩等四人。重点讨论中央红军放弃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苏区,双方争论不下,没有任何结果。
此后,红一军、红四军和红三十军按照军委命令,开始进攻松潘县城。由于红军缺乏重武器,胡宗南的部队战斗力还是比较强,依托城防工事拼死抵抗,红军始终未能攻克。7月底:薛岳部两个师的援军赶到,并对红军形成三面合围之势,中革军委只得放弃停止执行松潘战役。松潘县城无法攻克,那么红军要想北上,就只能走草地了。
有人将松潘战役失利归咎于张国焘,说是他按兵不动阳奉阴违所致,这就有失公允了。红四方面军有两个军投入了进攻,不存在按兵不动的问题。主要还是当时红军擅长机动作战,野战能力是比较强的。但攻坚能力就要差一些了。而胡宗南的部队毕竟是中央军嫡系精锐,战斗力并不弱。5月中红四方面军单独进攻松潘也未得手,说明在当时情况下,红军要夺取重兵坚城的松潘,还是相当困难的。
图7:国民党军第1师是中央军嫡系的精锐,师长胡宗南
8月3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夏洮战役计划,也就是在松潘打不下来情况下,改向甘南夏河、洮河流域发展,以避开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堵。并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纵队:
以已经到达毛儿盖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军、红三军,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红三十军,军委纵队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从毛儿盖出发经草地到班佑。毛教员、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随右路军行动。
以仍在懋功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红九军、红三十一军、红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红五军、红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小部分,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从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就在部队即将开始行动的时候,张闻天写了一篇题为《论北上和南下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张国焘本来就对芦花会议结果不满,便要求开会讨论,不讲清楚路线问题就不能行动,于是8月4日至6日在沙窝(今四川阿坝州松潘县下八寨乡俄灯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沙窝会议也有两次,这是第一次沙窝会议。出席会议的是张闻天、毛教员、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凯丰、邓发、博古等十一人。会议主要讨论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
图8:沙窝会议旧址
首先再次明确了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对于这点张国焘是同意的,但后来又反对了,出尔反尔,这是明显不占理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次沙窝会议的决议中明明白白写道陕甘地区有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九军。说明中央在沙窝会议时就已经知道陕甘地区是有红军的,而不是大部分史料所说,要到9月21日到了哈达铺(今甘肃陇南市宕昌县哈达铺镇)找到报纸,才知道陕北有红军。不过红二十九军不是在陕北,而是在陕南,但在1933年就已经失败了。这说明当时中央的信息是明显滞后了,而且只知道一个模糊大概,并不掌握确切情况。
接着,张国焘提出要将红四方面军九人增补进政治局。当时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总共十人,红四方面军就只有张国焘一人,所以如果增加了红四方面军的九人,那就会和红一方面军形成十对十的均势,等于是可以分庭抗礼了。
但最后中央只同意增补陈昌浩为政治局委员,周纯全(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
在中央看来是对张国焘再次作出了让步,部分满足了他的要求。但在张国焘看来,完全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张国焘的心思显然是要反客为主,由他来主导中央。
另外,会议根据毛教员的提议,决定恢复1934年1月撤销的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委。这个决定看似没什么重要,但在后来草地分兵时,红一军红三军单独北上,就不是擅自行动,而是有了组织上的合法性,因为是遵照红一方面军总部的命令。这个组织上的伏笔,非常重要。
图9:教员和张国焘
会议结束后,张国焘、朱德和刘伯承就离开沙窝,前往毛儿盖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左路军根据夏洮战役计划开往阿坝。但到达阿坝之后,张国焘却不愿意继续执行原定计划转头向东,而是要向西或向南,一直以各种理由按兵不动。
在张国焘、朱德和刘伯承走后,中央8月19日在沙窝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毛教员、博古、王稼祥等出席(周恩来因病未能与会)。会议主要讨论常委分工等问题,决定毛教员负责军事,张闻天负责组织工作,博古负责宣传,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
会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张国焘作坚决斗争,毛教员认为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应该说张闻天、王稼祥、凯丰这些留学苏的海归,带有非常浓重的书生气,之前就是凯丰、张闻天的两篇文章引发了第二次芦花会议和第一次沙窝会议,被张国焘借题发挥。所以没有必要和张国焘打嘴仗。之前这些留苏海归是根本看不起毛教员的,经过长征以来的一系列事情才服气,现在同样看不起张国焘。最终与会者同意了毛教员的意见。
8月20日,中革军委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简称前指)到达毛儿盖。当晚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主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教员、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周恩来因病未能与会)。
会议进一步明确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向陕甘边界发展,并一致同意右路军应立即行动,从毛儿盖出发穿越草地。
8月22日,右路军(红一军、红三军、红四军、红三十军、以及军委纵队、前指、红军大学)共约4.5万人,进入草地,经过六七天的艰难跋涉,于8月27日、28日陆续走出草地,到达是班佑地区(今四川若尔盖县的班佑村)。穿越草地,红军付出的代价还是相当惨重的,仅红一军减员就达500人,几乎占十分之一,损失之大,不亚于一场恶战。在《伟大的长征》中足足用了两集表现过草地,走出草地后,一名司号员骑在马上,面向大草地,一遍又一遍吹响集合号,这个场景相当感人。
图10:红军过草地付出了惨痛代价
到达班佑后,右路军并未继续北进,而是向东进入巴西河谷,占领巴西、阿西、牙弄寨、潘州村等地。一边进行休整,一边等待左路军,期间还取得了包座战役的胜利,歼敌约4000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补给物资。但此时张国焘在阿坝却始终按兵不动。9月3日,张国焘致电军委,表示左路军无法北上,要求右路军回头从背后进攻松潘,拿下松潘为左路军打开道路。这让军委非常震惊,于是双方又开始了一番电报往来,反复讨论沟通,甚至徐向前、陈昌浩都以个人名义陈述厉害,希望左路军迅速北上。但张国焘始终一意孤行,就是不同意北上。
军委始终坚持北上,并命令红一军作为前锋,于9月4日开往俄界(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为继续北上做准备。这样,红一方面军在巴西地区就只剩下了红三军,总兵力仅3000人。而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包括前指直属部队、红四军和红三十军,总兵力超过3万人。
9月8日,张国焘发来电报,明确表示不会北上,并要求右路军折返南下。这是彻底摊牌了,因此中央当晚在红三军驻地牙弄寨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昌浩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转变,他表示自己是支持北上的,但如果张总政委坚持南下,而北上不成之时,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南下?这表明陈昌浩内心还是倾向张国焘的。徐向前则表示自己只是中央委员,是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便发表意见。
图11:红军时期的徐向前
时间很快就到了9月9日,这也是北上、南下之争最关键的一天。
当天上午,彭德怀担心有变,毕竟此时在巴西地区的红一方面军只有他的红三军3000人,而红四方面军有两个军,足足3万人,如果红四方面军对红三军强行缴械,红三军很难应对。因此他提议先下手为强,扣留陈昌浩和徐向前作为人质。但毛教员坚决反对,彭德怀只能说,那就赶紧想个安全的脱身办法。到了这个时候,中央已经开始感受张国焘摊牌之后局势之严峻。摆脱红四方面军单独北上,几乎是当时唯一的办法。
根据主流史观的叙述,中午前后,张国焘给陈昌浩发来一封密电,当时陈昌浩正在前指驻地潘州村开会,机要员就将电报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一看电文,大为震惊,但表面上不动声色,立即赶到一公里之外的牙弄寨,将电文交给毛教员,毛教员立即抄下电文,让叶剑英带着电报赶紧返回潘州村。
这封密电的内容大意意思是命令陈昌浩挟持中央一起南下。这就是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九九密电”。
对于到底有没有这封密电,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毛、叶坚持称有这封密电,但张国焘、陈昌浩都一直坚持没有这封密电。徐向前的说法很委婉,“我没有看到过这封电报。”毕竟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陈昌浩是前指总政委,他们之间是可以直接联系,而不需要通报徐向前的。
前指通信处长宋侃夫也表示没有这封电报。
左右路军分兵之后,所有来往电报,包括张国焘给军委的,或者单独给前指、给陈昌浩的,都有留档,唯独这封最关键最重要的电报,却没有任何留存的底档。
图12:叶剑英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再从后来实际情况来看,第一,按照相关规定,张国焘单独发给陈昌浩的电报,就算陈昌浩当时在忙,也绝对不可能交给第三人的,就是总指挥,参谋长也都不可以的。
第二,叶参座将密电给毛教员看后就立即回到了潘州村,再交给了陈昌浩。但红四方面军却没有任何行动,对红一方面军没有做任何戒备,直到第二天一早才发现红一方面军已经单独离开了,陈昌浩、徐向前都非常震惊,甚至陈昌浩第一时间还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如果陈昌浩看到这封密电,整整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不可能不做任何安排,也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还有,陈昌浩后来就说,如果有这封密电,但他并没有执行,那就说明他是反对张国焘忠于中央的,那么对他的批判就是不应该的——从逻辑上说,这没毛病。
所以,老周也倾向于没有这封密电,这只是为红一方面军摆脱红四方面军单独北上找的一个由头。当然,即使没有这封密电,也不能说张国焘就没有这个心思。防患于未然,在张国焘彻底摊牌之后,果断离开红四方面军,无疑是明智之举。
在《伟大的长征》中,基本是按照主流史观来表现,叶参座将电报交给毛教员,不过,仅仅表现了毛教员抄录电文,却没有具体表现电文内容。这个处理是非常巧妙的,重大历史题材必然要按照主流史论,这是可以理解的。
午后,教员就与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紧急碰头,决定率红三军和军委直属纵队脱离红四方面军,连夜单独北上,并定于9月10日凌晨2时出发。随后就将这一命令秘密传达给红一方面军各部队。
图13:《伟大的长征》中于和伟饰演教员,何政军饰演朱德,曹磊饰演周恩来
9月10日凌晨2时,红三军、军委纵队以及红军大学,所有红一方面军部队悄无声息地开拔,连夜开往俄界。直到天光大亮,红四方面军才发现红一方面军已经走了,前沿部队打电话向陈昌浩报告,并称红一方面军还放了警戒,请示是不是要开火。陈昌浩难以决断,就问徐向前,徐向前当即表示:“不能打!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就是这句话,是后来徐向前成为红四方面军代表被授予元帅军衔的一大因素。陈昌浩这才命令不许开火,这里必须说明,政委是有最后决断权的,如果陈昌浩坚决要打,徐向前是没有办法拦阻的。
最后就只有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率骑兵追上来,将红军大学里的红四方面军学员带了回去。李特追上红一方面军的时候,还想拔枪,被李德阻止,两人还用俄语对骂,所幸最终没有发生同室操戈的内讧。这一幕,在《伟大的长征》中真实再现了。
就这样,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分道扬镳单独北上。9月9日、10日,虽然波澜不惊,但对教员来说,却绝对是惊心动魄的,这就是他自己后来说这是一生中最黑暗时刻的原因所在。
《伟大的长征》从40集到45集,用了整整六集的篇幅来表现这段毛、张之间这场围绕北上与南下之争的斗争与博弈。非常真实还原了历史,细节也表现很到位,相当精彩。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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