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锦萍(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法治社会》2026年第5期(文末附本期期刊目录)。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释。
内容提要:我国特殊需要信托处于试点落地阶段,实践模式呈现多元,但尚未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运行体系。当前学界与实务界过度侧重财产管理的私法属性,忽视其核心社会功能,造成信托机制与社会保障体系脱节、受益人福利资格冲突和专业化照护服务供给缺失等现实困境。特殊需要信托是化解特殊群体终身照护难题、弥补家庭照护能力弱化、填补公共福利供给短板的社会性制度,具有“私法为体、社会法为用”的复合属性。从规范层面来看,特殊需要信托的社会性集中体现于受益人资格认定、受托人自由裁量权行使、信托财产分配标准、剩余财产返还规则、公共受托人制度及运营成本保障五大维度,其法理根基源自政府的给付义务、公平维护义务、消极义务与监管义务。立足国内发展痛点,需正视特殊需要信托的社会属性,构建公私协同的长效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其补充社会福利、兜底保障特殊群体合法权益的制度价值。
关键词:特殊需要信托;社会保障;社会属性;法律规制
目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特殊需要信托之界定及与类似概念之辨析 三、社会性是特殊需要信托的必然属性 四、特殊需要信托社会性的规范体现 五、政府义务的补充:特殊需要信托社会属性的法理探究 结论
一
问题的提出
(一)特殊需要信托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特殊需要信托正处于从概念引入向实践落地转型的关键时期。自2018年实践探索以来,深圳、上海、北京、杭州、无锡等地的信托公司相继推出了以身心障碍者为服务对象的特殊需要信托产品。总体而言,该领域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实践仍处于“试点推进”阶段,各地模式差异显著,尚未形成可大规模复制的标准化方案;第二,实践模式趋于多样化,从最初单一的“商业主导型”逐步向“商业+社会协同型”延伸,甚至还出现了以社区居委会为委托人的“公共托底型”雏形;第三,社会认知与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信托公司、监管机构乃至学术界对特殊需要信托的本质属性、功能定位和法律规制路径尚未形成共识。
放眼全球,特殊需要信托在美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等法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制度体系。美国特殊需要信托的发展尤为典型,自1993年《综合预算协调法案》(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f 1993)创设例外条款以来,已构建起涵盖自益型、他益型和集合型的完整制度框架,其社会保障署通过《项目操作手册系统》(Program Operations Manual System,POMS)对信托的设立与运作设置了详细规范。新加坡则于2009年前后由政府资助成立了非营利的特殊需要信托公司(Special Needs Trust Company,SNTC),以解决中等收入家庭无力承担私人信托费用的问题。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于2018年12月正式成立特殊需要信托办事处(Special Needs Trust Office,SNTO),由社会福利署署长法团直接担任受托人,成为全球首个由政府直接担任特殊需要信托受托人的法域。
(二)特殊需要信托不应被简单界定为私益信托
我国学界与实务界多将特殊需要信托简单框定为“以特殊需要群体为受益人的私益信托”,过度放大其财产管理的私法属性,却遮蔽了其以社会性功能为核心的制度本质。其一,从受托人权责维度来看,囿于私益信托的固有思维导向,受托人履职过程中往往过度聚焦信托财产的保值增值,将财产管理作为核心乃至唯一目标,却严重忽视了特殊需要信托与生俱来的服务衔接与权益保障义务,致使制度的保障功能被财产工具价值遮蔽。其二,过度恪守“私法自治”的单一逻辑,对特殊需要信托所承载的社会保障补充价值与公共兜底功能认知模糊、定位不清。此种认知误区直接导致制度适用的异化:特殊需要信托与公共福利体系的衔接机制被视作可有可无的附属性安排,而非制度运行不可或缺的核心构成要件,使得信托制度落地后,始终存在无法有效嵌入本土社会福利体系的结构性风险。
由此会衍生两大突出矛盾。一方面,信托财产的权属核算规则与社会保障资格审查规则形成制度冲突,极易侵害受益人的固有福利权益。我国香港地区的特殊需要信托实践已然暴露出这一问题:香港社会福利署在综援资格审核中,会将信托财产纳入受益人个人总资产范畴予以核算,一旦信托财产额度超出综援申领法定限额,将使本已享受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的特殊群体面临救助资格被终止、福利待遇被停发的不利后果,形成“设立信托以保障权益,最终却丧失公共福利”的制度悖论。另一方面,特殊需要群体的权益需求具备个性化、多元化与终身性的核心特征,其生存发展与权益保障绝非单纯的资金供给所能涵盖,而是具有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照护、康复、生活照料等综合性特殊需求。传统私益信托以财产管理为核心,受托人仅具备财产运营与处分能力,并不具备专业化社会服务供给与特殊照护能力,天然无法匹配受益人的多元特殊需求。更为重要的是,若无法理顺特殊需要信托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逻辑关系,无法构建公私协同的衔接机制,便会催生严重的制度真空:当信托财产消耗殆尽,而受益人的生存与照护需求仍持续存在时,私人信托保障已然失效,公共福利衔接又存在制度壁垒,双重保障体系同步缺位,最终令特殊群体陷入困境。
由此观之,仅以残障等特殊群体为受益人,仅提供基础性生活资金支持,未围绕康复、长期照护等核心特殊需求进行专门化、结构化的制度设计,亦未兼顾公共福利资格适配的资金管理信托,仅属于普通民事信托范畴,根本不具备特殊需要信托的制度属性与功能价值。职是之故,破解当前特殊需要信托的实践乱象,关键在于纠偏单一私法定性的认知谬误,还原其兼具私益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复合制度本质。这就要求突破传统单一信托法的部门法桎梏,推动信托法与社会保障法的理论交叉与体系融合,正视其社会保障补充的制度定位。唯有如此,方能有效化解当前困境。
二
特殊需要信托之界定及与类似概念之辨析
(一)特殊需要信托的科学界定
特殊需要信托是指为心智障碍者、失能失智老年人等需长期额外支持的特殊群体设立,以满足其基本生活、康复、照护等个性化需求为目的,兼具私人财产管理与社会福利保障双重属性的信托。特殊需要信托的这一定位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与现实逻辑。美国特殊需要信托制度的诞生,正是为了回应“父母欲为残疾子女留下财产以改善其生活,但直接赠与将导致子女丧失补充保障收入(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SSI)和医疗援助(Medicaid)资格”这一根本性制度矛盾。特殊需要信托主要用于补充而非替代受益人能获得的任何公共福利,须确保信托财产不被视为受益人的“可计入收入来源”,从而在保障福利资格的同时,为残疾人士提供补充性保障。这一“补充而非替代”的核心原则,构成了特殊需要信托区别于其他信托类型的本质特征。信托文件中须明确体现这一原则,避免使用“扶养与赡养”等可能导致信托收益被视为“可计入收入来源”的“毒性语言”,否则“一个不适当或不充分的分配条款可能成为诉讼的来源,从而构成潜在风险”。
(二)核心特征
其一,受益人的特定性。特殊需要信托的受益人须为符合法定条件的心智障碍者、失能失智老年人等特殊需要群体,这与普通私益信托中受益人的广泛性形成鲜明对比。在美国法上,受益人须符合《社会保障法》的“残疾”定义,即“因任何可医学确定的身体或精神障碍而无法从事实质性有酬活动,且该障碍可预期导致死亡或已持续或可预期持续不少于12个月”。澳大利亚特殊残障信托(Special Disability Trust,SDT)的受益人资格认定同样严格:16岁及以上人士的残障程度须达到申领残障支持金(Disability Support Pension,DSP)的标准,因残疾导致其每周工作超过7小时并获得不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的可能性为零。16岁以下儿童则须为“重度残障儿童”,经专业医疗人员书面证明因残障或严重疾病需要至少6个月的个人照护。这些特定性要求,决定了特殊需要信托的服务对象是社会中最为脆弱的群体,也决定了其须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紧密衔接。
其二,信托目的的公益性与私益性的结合。特殊需要信托虽服务于特定私人利益,但客观上承载了补充社会保障、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公共功能,呈现出“以私法为本体、以社会法为功用”的混合属性。特殊需要信托“不仅提供日常支持,而且同时创造希望和提供社会关怀,减轻残疾贫困者的负担,促进残疾人士的尊严与生活质量”。新加坡非营利性质的特殊需要信托公司(SNTC)的设立,更是体现了政府对特殊需要群体照护责任的直接承担。香港特殊需要信托则由社会福利署署长法团直接担任受托人。所有这些表明,特殊需要信托承载的功能具有鲜明的公共属性。
其三,功能复合性。特殊需要信托不仅负责财产管理,还需衔接康复、照护、教育等服务供给,形成“资金管理+服务保障”的双重架构。美国特殊需要信托的可支付项目涵盖“会计服务、辅助生活护理、汽车、计算机、耐用医疗设备、家庭购买与维护、法律费用、个人护理、康复治疗、交通、旅行”等广泛内容,体现了从“生存保障”向“生活质量提升”转变的功能定位。澳大利亚特殊残障信托同样允许每年进行一定额度的“自由裁量支出”,用于“食物、日用家居用品、个人护理用品、车辆登记与保险、燃油、休闲娱乐活动、生活技能与社会融合课程”等,体现了信托功能的复合性特征。
其四,存续长期性。特殊需要信托通常需覆盖受益人终身,这对信托财产的稳健管理、受托人的持续履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美国,自益型特殊需要信托可延续至受益人65岁之后,但65岁后不得再向信托追加资产。集合型信托则无年龄限制,可覆盖受益人终身。这种长期性特征意味着受托人必须具备跨周期的资产管理能力和持续的服务衔接能力,也意味着特殊需要信托须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以适应受益人不同生命阶段的需求变化。
其五,社会参与性。特殊需要信托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社会组织、专业服务机构的协同参与,单一私人主体无法独立完成全流程保障。从域外经验来看,美国特殊需要信托的运作高度依赖社会保障署通过POMS持续细化的规则指引;澳大利亚特殊残障信托与社会保障经济审查豁免机制深度整合;新加坡SNTC更是政府、公共受托人办公室、慈善监管机构多方协同的产物。这一特征在我国当前的两类实践模式中也同样得到了印证:商业主导型模式因缺乏社会力量参与而面临“重金融、轻服务”的困境,商业+社会协同型模式则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社区等外部力量,初步构建了多元共治的协作生态。
(三)与类似制度的比较
1.特殊需要信托与普通私益信托
一是在目的侧重上,特殊需要信托以保障受益人基本生活与发展需求为核心,“旨在使残疾受益人在保持覆盖基本需求的公共福利资格的同时,从其家庭获得提供更高生活质量的资源”,其目的并非家族财富传承,而是弥补社会福利之不足,普通私益信托则侧重财产增值与传承。二是在属性差异上,特殊需要信托兼具社会性,普通私益信托则纯属私人。特殊需要信托具有显著的社会扶助功能,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如剩余财产慈善归属),可与公益信托产生衔接,但主体部分仍归属于私益领域。三是在功能范围上,特殊需要信托涵盖生活服务衔接,普通私益信托仅涉及财产管理。美国特殊需要信托受托人须“了解公共福利法以及受托人的责任”,其职责远超出普通受托人的范畴。四是在受益人权利方面,特殊需要信托刻意避免受益人拥有强制分配权以维持公共福利资格。以美国为例,“普通民事信托的受益人可能拥有强制分配的权利,而特殊需要信托的设计恰恰要使受益人无权要求强制分配,从而保持公共福利资格”。这是因为,若受益人拥有强制分配权,信托资产将被认定为“可计入收入来源”,从而导致其丧失SSI和Medicaid资格(详见后文)。
2.特殊需要信托与公益信托
特殊需要信托与助残公益信托虽在关怀对象上均涵盖残疾人群体,但二者存在本质差异。公益信托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受益人不特定;特殊需要信托的受益人是明确、特定的个体,通常在信托设立时即已确定。特殊需要信托服务于特定私人利益,而非不特定的公共利益。因此,特殊需要信托不属于公益信托,但其剩余财产可通过慈善归属的安排向公益转化,与公益信托形成协同。从美国集合型信托来看,当其中的特定残疾受益人死亡后,其名下的剩余信托财产可根据信托文件规定,不再返还其遗产继承人,而是捐赠给担任受托人的非营利组织,用于服务其他残疾人。这一机制使剩余财产的性质从私益财产转变为用于公益目的的慈善资产,但并未改变该特殊需要信托在其存续期间作为私益信托的根本属性,慈善仅是其终止或部分终止后的剩余财产的一种可能去向。
3.特殊需要信托与保险金信托
保险金信托以“保险+信托”为核心架构,侧重财产传承与风险隔离,受益人范围可扩展至普通人群;特殊需要信托的受益人限定为特殊群体,核心功能是生活保障,社会性更强。两者在目的、功能、受益人范围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不宜混同。从实践层面观之,保险金信托的受托人职责主要集中在保险金的接收、管理和按约分配,其与照护服务、康复资源的衔接并非制度设计的核心关切。相比之下,特殊需要信托的受托人不仅需要管理财产,还需要代表受益人申请任何受益人可能有资格获得但尚未获得的政府福利,需要评估“受益人的工作与收入机会”和“受益人的娱乐、休闲与社会需求”,这些职责远超保险金信托受托人的职责范围。因此,保险金信托可以作为特殊需要信托的补充性资金来源(如将保险金信托的受益权指定给特殊需要信托),但无法替代特殊需要信托的核心保障功能。
4.特殊需要信托与监护制度
监护制度侧重人身照护与民事行为代理,特殊需要信托侧重财产管理与生活服务衔接。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特殊需要群体的保障体系。在我国当前的商业主导型实践中,信托公司专注于履行资产配置、投资决策与合规支付等财务职能,而监护人或信托监察人则负责监督受托人是否严格按照信托目的及合同约定管理财产,并在涉及受益人重大利益的事项上提供意见或进行制衡。这一安排通过权责分离降低了道德风险。然而,成年监护制度与特殊需要信托的衔接在实践中仍面临挑战:当受益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由谁来做出与其医疗、护理、居住等相关的重大人身决定?若无明确的法律衔接,在关键时刻可能出现制度真空与实践风险。因此,我国的特殊需要信托制度的完善必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意定监护制度形成有效、强制性的衔接安排,共同构成特殊需要群体的双重保障体系。
三
社会性是特殊需要信托的必然属性
特殊需要信托的社会性是由其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系统性决定的。特殊需要信托自诞生之日起便承载着衔接公共福利体系、回应系统性社会问题的制度功能,即“提供受益人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舒适和照护,而不危及贫困受益人的政府援助资格,亦不使信托财产承担社会保障所需要支出的费用”。“提供补充性保障”与“不危及公共福利资格”的双重目标决定了特殊需要信托须同时面向私人需求与社会保障体系。
(一)特殊需要信托要应对社会问题
追溯制度本源,特殊需要信托并非源于私人财富传承的需求,而是源于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系统性社会问题。首先,特殊需要群体的保障需求并非孤立的个体需求,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需求,其规模之大决定了相关保障制度必须超越个体层面,具备社会层面的应对能力。我国存在规模庞大的特殊需要群体。统计数据表明,全国残疾人及失能失智老人数量庞大,这些群体的长期照护、财产管理、人身监护、康复发展需求,构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单一家庭大都难以独立承担这一压力。长期照护成本高、周期长,单纯由家庭承担易导致家庭贫困和社会矛盾加剧。特殊需要信托通过提供补充性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照护者的经济压力和身心负担。
其次,家庭结构变化加剧了照护危机。家庭小型化、核心化、老龄化趋势叠加,导致父母老去后残障孩子的照管问题成为普遍性社会焦虑,传统的家庭内部代际支持模式难以为继。现代家庭结构的脆弱性使得家庭照护能力急剧下降,亟须外部制度介入补充,这也为特殊需要信托的诞生提供了现实土壤。
再次,国家基本社会保障能力有限。现行低保、医保、残疾人补贴等制度只能保基本和兜底线,无法覆盖个性化、长期化、高质量的照护与发展需求,政府的公共资源供给与特殊需要群体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缺口。公共福利的普惠性与标准化,决定了其难以回应特殊需要群体的个性化需求,而这种缺口恰恰需要兼具灵活性与保障性的制度来填补。
最后,直接赠与财产会引发“救助悖论”的制度性困境:为保障受益人福利水平而直接赠与财产,反而导致受益人因资产超过法定限额而丧失公共福利资格。这种困境的症结是私人保障与公共福利衔接不畅,而特殊需要信托通过财产独立与隔离的制度设计,能够破解这一悖论,实现私有财产与公共福利的协同发力。
为了解决这些私人无法独自承担、市场无法单独解决、政府无法全部包揽的系统性社会矛盾,特殊需要信托应运而生。它从诞生起就是面向社会问题的制度工具,社会性是其与生俱来的底色。
(二)受益人的弱势性决定了特殊需要信托的公共关怀
特殊需要信托的受益人不是普通民事主体,而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长期依赖他人、终身需要支持的弱势群体。这决定了其无法完全遵循传统私益信托的私法自治逻辑。
其一,受益人的行为能力有限。如心智障碍者、失能失智老人等,他们缺乏自我决策能力、财产管理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这意味着,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的传统私益信托逻辑,无法直接适用于此类主体。信托受益人的权利行使须以其意思表示真实和自由为前提,而特殊需要信托的受益人恰恰不具备完整的民事行为能力,这一根本性差异决定了特殊需要信托不能照搬私益信托的范式。其二,需求周期跨越数十年甚至终身。特殊需要信托的服务周期远超一般民事信托,对制度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种长期存续的需求,使得特殊需要信托无法凭借私人主体之间的约定,须依赖国家法律的保障与社会力量的支撑,否则难以实现终身保障受益人的目标。其三,特殊需要群体的生存质量,高度依赖外部照护服务、专业支持系统和持续有效的监督机制,而非单纯的资金增值。这意味着,特殊需要信托的核心功能不是理财,而是服务与保障。在现代法治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服务提供从来不是纯粹的私人事务,而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特殊需要信托作为保护特殊需要群体的制度工具,其社会性正是这种责任的具体体现。
(三)补充性社会保障是特殊需要信托的核心功能
特殊需要信托的核心功能不是财富管理,而是社会保障的延伸与补充。其一,特殊需要信托填补公共福利无法覆盖的个性化缺口,形成公私合作的保障体系。公共福利的普惠性决定了其只能满足特殊需要群体的基本生存需求,而个性化的康复、照护、教育等需求,需要通过私人力量与社会力量的结合来实现。特殊需要信托通过整合私人财产与社会服务资源,能够为受益人提供超出基本保障的个性化服务。其二,受益人的福利资格保护。明确信托财产不计入受益人资产,从而不影响其低保、残疾补贴等福利资格的获取,破解“救助悖论”。这是特殊需要信托最具社会性的特点,其核心目的在于实现私人财产保障与公共福利保障的协同,避免因私人财产的介入而剥夺受益人应享有的公共福利,体现了制度对特殊需要群体的倾斜保护。若无法实现这一功能,特殊需要信托将失去其核心价值,也无法真正发挥社会保障补充的作用。其三,特殊需要信托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实现“人身照护+财产管理+服务整合+终身保障”的综合性目标。特殊需要群体的需求具有多元性和系统性,单一的财产管理或单一的照护服务都无法满足其长期保障需求。特殊需要信托通过受托人的专业运作,整合照护、康复、医疗等各类社会服务资源,实现财产管理与人身照护的有机衔接,为受益人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保障。
(四)系统性风险要求社会共同承担
特殊需要信托面临的风险不是私人风险,而是具有强烈公共外溢性的社会风险。这种风险的公共性,决定了其治理不能依赖单一主体,而须由国家、社会、市场与家庭共同承担,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印证了特殊需要信托的社会性。
其一乃跨代际风险。委托人去世后,家庭支持网络断裂,可能导致受益人无人照管、财产失控或者生活崩塌。这种风险跨越代际,任何单一家庭都无法完全防控。特殊需要信托需要应对委托人去世后的各种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的化解,离不开稳定的制度支撑与社会支持,单纯依靠私人约定难以实现。其二乃道德风险。监护人或受托人可能侵占财产、滥用权力或者疏于照护,而受益人缺乏监督与救济的能力。私法自治框架下的事后救济,对无能力主张权利的受益人而言,往往为时已晚。特殊需要群体具有弱势性,难以对监护人、受托人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也无法独立主张自身权利,亟须外部监督机制的介入。其三乃服务风险。康复、照护、托养等服务有可能供给不足、质量较差或者价格虚高,而单一家庭无力进行有效的筛选与监督。这需要制度化的服务质量标准(质量标准和监督机制)。特殊需要信托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优质的社会服务资源作为支撑,而社会服务资源的供给、规范与监督,属于社会治理的范畴,私人主体无法单独完成。其四乃财政风险。大量特殊需要家庭陷入困境后,最终将转化为政府兜底的公共财政负担。提前通过制度化信托分散风险,远比事后被动兜底更为经济和有效。从社会成本的角度来看,特殊需要信托的发展能够有效减轻政府的公共财政压力,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这也是其社会性的重要体现。
(五)特殊需要信托的复合属性
特殊需要信托具备“私法为体、社会法为用”的复合属性,不同于纯粹的私益信托与公益信托,堪称兼具私益性与社会性的第三类信托形态。
一方面,特殊需要信托以信托法的私法框架为基础,遵循意思自治、财产独立和受托人责任等基本原则。私益信托的法律技术为其提供了基本的制度工具,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受托人的信义义务等制度安排,构成了特殊需要信托有效运行的法律基础。委托人基于自身意愿设立信托,处分自有财产,体现了私法自治的核心精神,这也是特殊需要信托区别于纯粹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特殊需要信托必须同时遵循社会法的基本原则:受益人最大利益原则、福利资格保护原则、公共监督原则和国家兜底原则。这些原则超越了传统的私法自治逻辑,体现了社会法的价值关怀——倾斜保护弱势群体、追求社会公平、实现公共利益。与普通私益信托相比,特殊需要信托对受托人的要求更高,其不仅要履行财产管理的信义义务,还要履行照护监督、服务整合等社会责任,这种义务的延伸正是社会性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特殊需要信托的剩余财产可约定用于公益目的,形成私益向公益的自然衔接。这种私益与公益之间的贯通,进一步印证了特殊需要信托作为第三类信托的独特地位,也彰显了其社会性的延伸价值——即便信托终止,其剩余财产仍可继续服务于特殊需要群体的保障需求,实现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有机统一。
四
特殊需要信托社会性的规范体现
(一)受益人资格与社会保障资格的博弈与衔接
特殊需要信托的受益人并非任意特殊需要群体成员,而是要符合法定资格标准,能够与社会保障制度形成有效衔接的特定个体。这一规范的制度功能在于:既确保信托资源精准流向最需要保障的群体,又避免因信托的设立而使受益人丧失本应享有的公共福利资格。如前所述,美国《社会保障法》与澳大利亚特殊残障信托的相关规定就将受益人的资格认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既有评估标准相衔接,避免了另起炉灶带来的制度成本。
我国的特殊需要群体可归纳为三大类别:一是心智障碍者,包括孤独症谱系障碍群体、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障碍患者、重度智力障碍伴精神行为问题者等;二是失能失智老年人,包括因中风、关节疾病等导致肢体功能严重受损的失能老人,以及以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等为代表的失智老人;三是身体残疾者,包括肢体残缺或重度瘫痪者、重度视听障碍者等。这些群体的共同特征在于:自我维持能力具有局限性,难以完全依靠自身能力获取收入和管理生活;现有社会保障(如低保、医保、残疾人两项补贴等)主要定位于“保基本、兜底线”,难以覆盖高质量、个性化的康复服务与照护需求。因此,受益人资格的界定应当结合医学诊断、功能评估、社会支持需求等多元标准,确保资格认定的科学性与公平性,同时为与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预留制度接口。
特殊需要信托与社会保障制度衔接的核心难点在于:信托财产是否被认定为受益人个人资产,从而导致受益人丧失低保、残疾人补贴等社会福利资格?这一博弈焦点的本质,是信托法上的财产独立原则与社会保障法上的资产审查原则之间的制度张力。
从美国的制度经验来看,SSI与Medicaid是典型的资产审查型福利项目,对受益人“可计入收入来源”设有严格上限。例如,SSI受益人可计入财产不得超过2000美元(夫妇为3000美元),月收入不得超过674美元(2011年数据)。若家庭成员直接将资产赠与残障人士,该资产将被计入个人收入来源,从而导致被赠与人丧失政府福利资格。特殊需要信托通过将资产置于信托之中,使其不再被视为受益人的“可计入收入来源”,从而在保障福利资格的同时为残疾人士提供补充性保障。
美国通过“可计入收入来源”豁免实现了这一目标。社会保障署明确规定,若信托受益人没有法律权力撤销信托,亦不能指示将信托资产用于其自身扶养与赡养,则该信托本金不计入受益人收入来源。这一规则的核心在于将“控制权”而非“受益权”作为资产认定的标准:受益人虽可从信托中受益,但无权控制信托资产的分配,因此信托资产不视为其个人财产。澳大利亚则通过《社会保障法》中的“优惠资产价值限额”,将信托资产排除在受益人资产审查范围之外,即采取了“部分豁免”而非“完全豁免”的模式:信托资产不超过优惠限额的部分不计入受益人资产,超出部分则计入可评估资产,旨在鼓励家庭设立信托为残疾人士提供补充性保障,又防止了超高净值家庭通过信托完全规避资产审查。新加坡的衔接路径则有所不同。其核心目标是防止财产被滥用,而非维持政府福利资格。因此更侧重于通过非营利性的公共受托机构提供可负担的信托服务,而非通过信托财产的福利资格豁免来实现保障目标。
我国在构建受益人资格规范时,可综合借鉴上述经验,采取以下路径:其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修订或相关行政法规中明确“特殊需要信托财产不计入受益人个人资产”的原则,为信托与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其二,统一各地在低保、残疾人补贴等福利资格认定中对信托财产的处理标准,避免因地方政策差异导致制度衔接混乱;其三,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设置合理的资产豁免限额,既鼓励家庭通过信托为特殊需要成员提供补充性保障,又能防止制度被滥用。
(二)受托人的自由裁量权须考虑社会性
受托人的自由裁量权是特殊需要信托运作的核心机制。考虑到特殊需要群体需求的个性化、动态化特征,赋予受托人在资金使用和服务选择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是满足受益人不同阶段需求的制度保障。然而,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须以“受益人最大利益”为核心标准,并接受多层次的监督。
特殊需要信托的受益人需求具有显著的个性化、动态化特征。同一受益人在不同生命阶段的需求可能存在重大差异,比如,儿童期需要特殊教育与早期康复,成年期可能需要职业培训与就业支持,老年期则可能需要长期照护与医疗支持,等等。不同类别的特殊需要群体——心智障碍者、失能失智老年人、身体残疾者——的需求结构亦存在本质差异。因此,信托制度必须赋予受托人足够的自由裁量权,以根据受益人的具体情况和需求变化灵活调整资金使用与服务安排。
美国信托实践中,信托文件通常会明确“自由裁量权”,即“受托人享有唯一、排他性、不受限制的裁量权”。受托人被授权为受益人的特殊需要和补充性照护、赡养、支持、教育提供资金,以补充而非替代受益人可能从地方、州或联邦政府或任何私人或非营利机构获得的福利。这种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赋予,使受托人能够根据受益人的具体情况——包括个人、情感、精神、社交和财务状况——做出灵活的分配决策。在澳大利亚特殊残障信托制度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同样受到重视。自由裁量支出机制允许受托人每年进行一定额度的非必需支出,用于食物、日用家居用品、个人护理用品、车辆登记与保险、燃油、休闲娱乐活动、生活技能与社会融合课程等,以提升受益人的生活水平质量。该支出限额每年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调整,体现了对受托人裁量权的动态适应。
当然,自由裁量权的赋予并不意味着受托人可以为所欲为。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边界必须受到明确的约束。首先,受托人行使自由裁量权须以“受益人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美国学者在分析受托人职责时指出,“尽管信托文件中使用了‘绝对’‘排他性’‘不受限制’等词语,但这些词语不能仅从字面解释”,受托人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接受司法审查。在美国特殊需要信托实践中,受托人被要求“每年至少一次,并在受托人选择的其他时间,咨询具有公共福利和信托法专业知识的律师或其他顾问,审查适用的州和联邦法律、法规及其他公共福利项目要求,以及信托分配和支出的适当性”。这就要求受托人主动寻求专业指导,确保其裁量权的行使符合法律要求与受益人利益。
其次,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须以“社会性功能”为考量。受托人不得将信托资金用于非受益人生活、康复等相关的用途。特殊需要信托的分配必须主要惠及受益人,虽然允许其他人从信托分配中获得附带利益(如信托购买的房屋中可有他人同住,信托购买的电视可有他人观看),但不能出现信托资产主要由非受益人使用的情形(如为受益人孙子购买汽车)。这一主要利益标准正是其社会性功能的体现:信托资产必须主要用于满足受益人的社会需求,而非服务于他人的私人利益。
最后,特殊需要信托须使受益人无权强制分配。有学者指出,“普通民事信托的受益人可能拥有强制分配的权利,而特殊需要信托的设计恰恰要使受益人无权强制分配,从而保持公共福利资格”。这是因为,若受益人拥有强制分配权,信托资产将被认定为“可计入收入来源”,从而导致其丧失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因此,自由裁量权的边界还体现为:受托人有权拒绝分配,受益人不能强制要求分配,这一权力配置本身就是为了保持受益人的公共福利资格。当然,美国法院会对受托人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审查,尤其在受托人滥用其裁量权时。例如在In re Will of Sullivan案中,法院明确指出,即使信托文件赋予受托人完全且不受控制的裁量权,受托人也不得任意拒绝行使判断,否则法院将强制其履行职责。
在我国当前实践中,商业主导型模式引入了信托监察人机制,由受信赖的亲友、律师、专业社会组织或第三方机构担任监察人,负责监督受托人是否严格按照信托目的及合同约定管理财产。商业+社会协同型模式则进一步引入专业社会组织作为监察人,将对服务质量的监督权实质性地赋予了熟悉该领域的社会力量,而非仅局限于财务监督。这些实践探索为建立多层次的监督机制积累了宝贵经验。未来可在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信托监察人的法律地位、职权边界与责任追究机制,为裁量权的有效监督提供制度保障。
(三)分配标准的确定凸显社会性导向
特殊需要信托之信托财产的分配标准直接关系到受益人能否获得有效的补充性保障,须以社会性为导向,并与社会公共服务标准相衔接。
其一,分配原则。特殊需要信托的分配要求信托资金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用于满足受益人的个性化、发展性需求,实现从生存保障向生活质量提升的转变。
美国的特殊需要信托实践明确区分了可支付项目与不可支付项目。可支付项目(“特殊需要”类)包括:购买住宅、私立学校学费(尤其是特殊教育)、健康与人寿保险费、娱乐休闲、度假旅行、交通、家用物品、未被福利覆盖的医疗费用、个人护理服务、受托人费用等。不可支付或需谨慎处理的项目(“基本支持”类)包括:租金、水电费、食品、服装、已被福利覆盖的医疗费用以及直接现金分配。这一区分的法理基础在于:特殊需要信托的功能是在不危及贫困受益人的政府援助资格的前提下改善受益人的生活质量。值得保护的生活质量福利包括:文化活动费用、旅行、陪伴、非凡或实验性医疗服务、牙科护理、服装、锻炼与特殊医疗设备,以及护理院中共享房间与私人房间之间的费用差额。这些看似奢侈的必要服务反映了对身心残障者的关注和重视,是特殊需要信托区别于普通信托的核心特征。
其二,分配标准的确定。分配标准的确定需要结合受益人残疾程度、生活自理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及社会福利享受情况,可实现动态调整,避免分配失衡。
从美国的制度经验来看,受托人须在保障受益人居住需求与维持其社会福利资格之间做出精细权衡。当受益人免费或以折扣价获得食品或住房时,社会保障署会将该食品或住房的价值计为实物收入。例如,信托为受益人支付每月750美元的租金,那么其获得的社会福利将减少225美元(即三分之一的联邦福利率,Federal Benefit Rate,FBR)。若信托购买房屋且受益人居住其中,则该购买行为被视为当月的实物支持与赡养;若以抵押贷款购买房屋,则每月抵押贷款支付也同样被视为实物支持与赡养,从而影响其获得的社会福利金。澳大利亚特殊残障信托的分配标准同样体现了动态调整的特征,受托人需要根据受益人的具体需求和信托资产的规模做出合理的分配决策。
分配标准的社会性体现在:必须衔接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康复服务收费标准等社会公共服务标准,确保信托分配与社会公共福利构成互补关系,而非替代或冲突关系。首先,特殊需要信托的分配不能替代公共福利本应覆盖的基本需求。这正是美国区分“可支付项目”与“不可支付项目”的根本原因:公共福利已覆盖的基本需求(如基本医疗服务),信托不宜重复支付;公共福利未覆盖的个性化需求(如娱乐、旅行、陪伴服务),信托应优先支付。其次,信托分配与公共福利之间不是零和博弈,而是相互增强的关系。通过特殊需要信托保留受益人的社会福利资格,受益人便可以享有政府协商的较低服务价格,从而为家庭保留更多资源以用于其他生活需要。信托分配还可以弥补公共福利的缺口,如在澳大利亚,特殊需要信托可以支付社会福利未覆盖的住房等相关费用(房产保险、水电费、非残障必需的房屋装修等)。
(四)返还条款强化社会公共利益导向
返还条款(payback provision)是自益型特殊需要信托的法定要件,其核心目的在于避免信托剩余财产被私人侵占,确保剩余财产继续用于特殊需要群体的保障,彰显社会价值。
美国自益型特殊需要信托的返还条款是其法定要求,目的是在为受益人提供终身保障与减轻纳税人负担之间取得平衡。立法明确规定,信托必须包含“州政府将获得信托中所有剩余金额,最高不超过该州计划下代表该个人支付的医疗援助总额”的条款。该条款“实际上起到了无息贷款的作用”。联邦法律强制要求各州实施医疗救助的遗产追偿计划,特殊需要信托的返还条款正是这一追偿制度在信托领域的延伸。社会保障署进一步要求,返还条款须覆盖受益人自出生起的全部医疗救助。集合型信托则采取不同的返还规则。信托可保留受益人去世后账户中的剩余资产,而非必须全额返还州政府,盖因剩余资产可“用于服务其他残疾人”。新加坡则体现了不同的制度逻辑。信托资金存放于公共受托人办公室,由公共机构统一管理;信托终止时,剩余财产的管理和分配遵循信托契约的约定和公共受托人的规则,由此降低剩余财产被私人侵占的风险。
返还条款虽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导向,但也应兼顾私人财产权益,设置合理的例外条款,实现二者的平衡。他益型信托以第三方(通常为父母)资产设立,不设返还条款。委托人在指定剩余财产受益人时享有更多的自由,其可以将剩余财产留给其他子女,也可以捐赠给慈善机构。这一例外规定的正当性在于,他益信托的财产从未属于受益人,自始为第三方的财产安排,要求返还缺乏正当性基础。澳大利亚特殊残障信托的实践则提供了另一种“例外”视角。信托终止时,剩余财产须按信托契约约定分配,但须注意“赠与人去世前5年内向信托的赠与可能引发社会保障赠与审查后果”。这体现了在尊重私人财产安排与维护社会保障制度完整性之间的精细平衡:既允许家庭通过信托为残疾成员提供补充性保障,又防止利用信托规避社会保障赠与审查规则。
(五)公共受托人与信托运营成本负担的社会性保障
特殊需要信托的有效运行,不仅需要私人受托人的专业管理与信义履职,更需要政府在受托人缺位、市场失灵时的介入与兜底。政府通过设立官方背景的公共受托人、在特殊情形下直接担任受托人或者负担受托平台运营成本等方式,为特殊需要信托提供制度保障。
其一,设立官方背景的公共受托人,破解私人受托人缺位困境。例如,新加坡设立了由政府资助、以非营利模式运作的特殊需要信托公司,其治理结构具有高度的公共性,填补了市场机制在服务中等收入家庭方面的空白。澳大利亚虽未设立专门的公共受托机构,但其制度设计同样体现了政府介入的逻辑。特殊残障信托虽由家庭自行选择受托人(须为多名受托人或专业受托人),但信托的设立与运作须严格遵循社会保障及相关规定,接受政府部门的持续监督。实质上是政府通过法律框架对私人受托人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以保障受益人的权益。
其二,政府直接作为受托人。香港特殊需要信托的制度设计为这一模式提供了范例。社会福利署署长法团直接担任受托人,使得政府能够完善社会福利网络,建立更好的联系。该制度的优势在于:政府作为受托人具有永续性,不受商业周期、股东变更或公司战略调整的影响,能够提供跨越数十年甚至世代的稳定可靠承诺;政府具有公信力,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对资金安全和信托可持续性的担忧;而且政府能够将信托服务与既有的康复服务、社会福利网络有效衔接。相比之下,内地目前尚未建立政府直接作为受托人的制度化安排。信托法及金融监管框架主要针对商业信托,设立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公共受托人机构需要明确的法律授权,其组织性质、监管主体和财政拨款机制等一系列顶层制度设计,目前尚属空白。未来我国应推动在残疾人保障法实施办法或地方性法规中,明确支持探索公共受托人机制,授权民政部门或残联在特定情形下担任特殊需要信托的受托人。
其三,政府负担受托平台成本以提升普惠性的制度保障。政府负担受托平台成本——包括平台运营、人员培训、服务对接等——是降低特殊需要家庭信托设立与管理成本、提升服务可及性的关键制度。例如,新加坡政府承担公共受托人超90%的运营成本,使其只需向家庭收取极低的设立费与年费(如数百新元),真正实现低成本、可负担。这使得特殊需要信托从可选奢侈品转变为普惠公共物品。香港特殊需要信托则由政府拨款5000万港元作为启动资金,其虽因首次注资门槛过高(26万港元)而面临可及性质疑,但政府负担成本的制度逻辑与新加坡一致。澳大利亚的制度虽未采取政府直接负担信托运营成本的模式,但通过税收优惠和资产审查豁免为家庭提供了间接的财政支持,实质上是政府通过放弃部分税收和利益来补贴特殊需要家庭。
五
政府义务的补充:特殊需要信托社会属性的法理探究
(一)给付义务
现代国家中,政府有义务为特殊需要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康复、照护等公共服务。然而,囿于财政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定位,政府给付往往只能满足特殊需要群体的底线需求,难以覆盖个性化、发展性的品质需求。特殊需要信托的制度价值恰恰在于:它是政府给付义务的补充与延伸,而非替代或削弱。通过信托安排,私人资源得以有序注入特殊需要群体的保障体系,与公共资源形成功能互补。
政府给付义务的正当性源于特殊需要群体的脆弱性及其对社会共同体的依赖。特殊需要群体因身体或心智障碍,难以通过自身努力获取基本生活保障,其生存与发展有赖社会的集体性支持。现代宪法和社会法理论普遍承认,国家对于社会弱者负有积极的给付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亦有明确规定,如“国家保障残疾人享有康复服务的权利”,“国家保障残疾人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国家保障残疾人劳动的权利”,“国家保障残疾人享有平等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等等。这些权利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还需要政府通过制度引导和整合社会资源。
政府给付义务在特殊需要信托制度中的具体体现,贯穿于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其一,财政补贴。政府通过直接财政拨款支持公共受托机构的设立与运营,降低特殊需要家庭的信托设立与管理成本。其二,税收优惠。对特殊需要信托给予税收减免,如豁免信托设立环节的税费、对信托投资收益给予税收优惠,这些都是政府以间接方式分担保障成本的常见手段。其三,设立公共受托人。政府出资或支持成立非营利性公共受托机构,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低成本的受托服务,破解私人受托人缺位、门槛过高的困境。
(二)维护公平义务
政府有义务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特殊需要群体的平等权利,避免其因身体缺陷、家庭贫困而被边缘化。特殊需要群体面临的双重脆弱性——既因身体或心智障碍而能力受限,又因家庭经济状况而资源匮乏——决定了政府必须通过制度干预,确保这一群体享有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和基本生活保障。维护公平义务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面向:一是积极面向,即通过制度推动特殊需要信托的普惠化发展,确保中低收入家庭也能享受信托保障;二是消极面向,即通过社会保障资格的审查和返还条款的执行,防止特殊需要信托被滥用为规避公共福利责任的工具,保障公共福利制度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
从比较法的经验来看,各国关于特殊需要信托的制度虽存在差异,但都意在防止特殊需要信托沦为富裕家庭的特权工具。美国Lewis v. Alexander案是政府维护公平义务在司法层面的集中体现。在该案中,第三巡回上诉法院裁定宾夕法尼亚州限制集合型特殊需要信托的法规无效,认定联邦特殊需要信托条款对各州具有强制性。法院指出,宾夕法尼亚州的法规要求信托支出与受益人的需求有合理关系,并将65岁以上的受益人排除在集合型信托之外,这些规定超出了联邦法律的要求,构成了对特殊需要信托的不当限制。这一判决认为,特殊需要信托不是各州可以任意限制的地方性事务,而是联邦法律为保障特殊需要群体平等权利而设立的统一制度。各州不得通过增设限制条件,将中低收入家庭排除在制度之外。
同时,政府须审查社会保障资格,执行返还条款,保障公共福利制度的公平性。维护公平义务不仅要求政府确保中低收入家庭能够设立特殊需要信托,更要求政府确保特殊需要信托不成为规避公共福利责任的工具。特殊需要信托的制度设计以“信托财产不计入受益人个人资产”为核心前提,这一豁免的逻辑基础在于,信托财产不属于受益人,受益人无权强制分配,因此不应认定为受益人的“可计入收入来源”。然而,这一豁免并非没有边界——政府有义务审查受益人是否真正符合公共福利的资格标准,防止不符合资格者通过信托安排获取不当利益。美国社会保障署对信托的设立与运作施加了详细规范,要求受托人定期提交信托财产和分配情况的报告,以确保受益人持续符合社会福利资格要求。若受托人违规分配,导致受益人实际控制了信托资产,社会保障署可将信托资产重新计入受益人的“可计入收入来源”,从而暂停或终止其福利资格。
澳大利亚特殊残障信托制度同样建立了严格的审查机制。信托须每年向澳大利亚社会福利联络中心或退伍军人事务部提交财务报表及法定声明,并按要求接受独立审计。“关联方禁止规则”明确规定,信托绝对禁止向关联方提供贷款或任何形式的财务援助,禁止雇佣、聘用关联方或向关联方支付任何服务报酬,以防止有些家庭利用信托将资产转移回家庭成员手中,从而规避社会保障资产审查。这些规则的立法目的十分明确,即保障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防止特殊需要信托成为规避公共福利责任的工具。
返还条款的执行义务是政府维护公平义务的又一道防线。这一条款的核心目的在于,避免信托剩余财产被私人侵占,确保曾经用于受益人的公共资源在受益人去世后能回流到公共福利体系,用于服务其他需要帮助的人。返还条款的法理基础在于,特殊需要信托所享有的资产豁免待遇,是以返还承诺为对价的。受益人及其家庭在享受信托财产不计入个人资产,从而维持公共福利资格的优惠待遇的同时,承担着将剩余财产优先返还州政府的义务。这是一项“交换条件”,社会通过公共福利体系为特殊需要群体提供基本保障,作为回应,受益人去世后,剩余信托财产应当优先返还公共福利体系。政府执行返还条款,本质上是在维护公平性,防止私人从公共福利体系中获取不当利益。
(三)消极义务
特殊需要信托虽具有社会性,但要依托以信托契约为核心的私法安排。委托人的意愿、受托人的裁量权、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是信托制度的基础性原理,政府不得任意侵蚀。政府消极义务的核心内涵是:尊重委托人的意愿,保障受托人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不随意干预信托财产的管理与分配。政府消极义务还体现为对受托人自由裁量权的尊重。特殊需要群体的需求具有显著的个性化、动态化特征,法定规则的刚性约束难以完全适应这一特征。因此,必须赋予受托人足够的自由裁量权,以根据受益人的具体情况和需求变化灵活调整资金使用与服务安排。政府不得以监管为名,过度限制受托人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否则将使信托丧失灵活应对受益人需求变化的能力。
(四)监管义务
政府有义务对特殊需要信托的运行进行监管,防范风险,保障受益人权益,确保信托始终服务于社会目的。特殊需要信托的受益人往往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信托财产的安全与合理使用直接关系受益人的生存与生活质量;若无有效的监管机制,受托人可能滥用裁量权、侵占信托财产,或不当分配导致受益人丧失公共福利资格。政府监管义务在特殊需要信托制度中的具体体现,贯穿于信托设立、运行、终止的全过程。具体包括:
其一,受托人资格监管。特殊需要信托的受托人应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和诚信记录。例如,澳大利亚法律要求特殊残障信托须具备至少两名受托人,或指定一名专业受托人,以确保受托人具备足够的专业能力和监督制衡。其二,信息披露与报告义务。受托人应定期向受益人、信托监察人及监管机构披露信托财产的管理和分配情况。例如,澳大利亚要求特殊残障信托须每年向社会福利联络中心或退伍军人事务部提交财务报表及法定声明,并按要求接受独立审计。美国同样要求受托人保存详尽记录,以应对社会保障署的定期审计。其三,关联方交易监管。目的是防止家庭利用信托将资产转移回家庭成员手中,规避社会保障资产审查。其四,违规查处与救济机制。当受托人违反信义义务或法律规定时,监管机构应有权进行调查和处罚,并为受益人提供救济渠道。美国特殊需要信托实践中,社会保障署可在发现信托不合规时,将其资产重新计入受益人的“可计入收入来源”,从而影响其福利资格。当然,政府监管应以保障信托正常运行为目的,而非以替代私人决策为目的。例如,政府可以规范受托人的资格标准和信息披露义务,但不应对具体的资金使用决策进行事前审批;政府可以审查信托终止时剩余财产的处置是否符合返还条款的要求,但不应对信托存续期间的日常分配进行微观管理。
结 论
由此可见,社会性功能是贯穿特殊需要信托全生命周期的本质属性,根源在于特殊需要群体保障的系统性社会问题:特殊需要群体的需求涵盖生活、医疗、康复、教育、就业、社会参与等多领域,单一私人保障或公共福利均无法全面覆盖;特殊需要家庭的长期照护成本高、周期长,单纯由家庭承担易导致家庭贫困与社会矛盾加剧。特殊需要信托恰恰是回应这一系统性社会问题的制度性工具,其诞生目的正是弥补公共福利与私人保障之间的缺口。忽视其社会性,便会违背其制度初衷。特殊需要信托的社会性功能须通过受益人资格规范、受托人自由裁量权规范、分配标准规范、返还条款规范、政府介入规范等以制度化体现。政府的多元义务是特殊需要信托社会性的核心法理基础,包括政府的给付义务、维护公平义务、消极义务和监管义务。
我国当前实践中,商业主导型模式因门槛过高而难以惠及中低收入家庭,建议从以下方面推动实践完善:其一,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如经济发达、财政实力强、制度创新意识高的城市)试点成立区域性特殊需要信托服务中心或公共受托机构,由地方政府牵头,联合慈善总会、残联等社会组织力量共同推进;其二,落实政府成本负担责任,将公共受托机构的运营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明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其三,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对特殊需要信托给予设立环节税费减免、投资收益税收减免;其四,对中低收入家庭设立特殊需要信托给予直接的财政补贴,如补贴管理费、提供法律援助等,稳步推动这一制度从理论探讨走向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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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2026年第5期目录
【民法典实施专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监护人责任与被监护人责任)评注
叶名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三条(首负责任制)评注
李承亮
【刑事法治】
3.论检察侦查的权力属性与体制配置
唐淑臣
4.风险刑法体系中比例原则的适用原理
王子涵
【数字法治】
5.欧盟立法中被反向识别的数据持有权
马颜昕、黄希淇
6.论人工智能极端风险的预期治理与规范建构
刘绍宇、王一安
7.论政务数据共享的公共性及其困境化解
郑浩栋
【学术专论】
8.论特殊需要信托的社会性及其法律规制
金锦萍
9.父母一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侵权责任
滕佳一
10.就业歧视中用人单位“工作要求”抗辩
王海臣
11.论司法价值判断算法化的可能及限度
索伊拉
《法治社会》(双月刊)是在广东省法学会长期编辑出版《广东法学》内刊基础上创办的公开出版发行的法学学术理论刊物。办刊宗旨为: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及时报道广东及全国法学法律界最新研究成果,传播最新法治信息,交流最新学术思想,促进法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服务,为建设法治中国、法治广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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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沈尧方
审核人员 | 孙妹 宋思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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