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纸牌屋》

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落下帷幕。特朗普与共和党遭遇重大失利,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美国的政治权力格局,再次被选票改写。

选举可以改变权力的归属,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美国社会日益加深的分化,真的能够通过一场选举得到弥合吗?

在民主党与共和党、自由派与保守派日益激烈的政治对立背后,是美国社会越来越深刻的裂痕——

越来越依赖立场坚定的支持者,意识形态与民粹主义不断挤压务实政治的空间。社交媒体则让持不同观点的人退入各自的信息世界,原本可以讨论和妥协的分歧,逐渐演变为彼此之间的不信任,甚至敌意。

英国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揭示了这种政治分化的深层根源。他指出:“政治是社会的反映,社会不好,政治也不会好。”

在他看来,要摆脱政治的两极分化,仅仅依靠制度调整或领导人的更替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重新建立共同身份、相互尊重与互惠义务,让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重新相信,自己与他人属于同一个共同体,彼此之间负有相互支持的责任。

本书出版于2018年,此后,美国经历了数次重要选举,政治权力几经更迭,社会成员之间日益扩大的隔阂却未能得到修补。 对美国社会来说,能否重新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尊重与共同归属感,或许是比选票归属更加重要,也更为漫长的一场考验。

下文摘自《资本主义的未来》

保罗·科利尔 著 刘波 译

01 战胜极端派

资本主义正在制造分裂的社会,其中的许多人过着焦虑的生活。近年来发生的情况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的固有趋势,而是必须纠正的具有破坏性的功能失调。

这并非易事,但以审慎的实用主义为指导,基于符合我们当前所处环境的证据和分析,就能制定将逐渐起效的政策。

在大萧条之后的时代,务实的政策让资本主义重回正轨,而我们可以让这一幕重演。但这样的政策无法从我们的政治体制中产生。和经济体系一样,我们的政治体制也失灵了。为什么我们不再能务实地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

上一次资本主义运行良好的时代是1945 年至1970 年。当时,一种社群主义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指导着政策,主流政党普遍奉行这一精神。但社会民主主义的伦理基础逐渐瓦解。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奥本海默》

社会民主主义的源头是19 世纪人们为解决当时的焦虑而发起的合作运动。以团结叙事为基础,人们结成不断深化的互惠义务网络,解决了当时的焦虑。

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领导者逐渐从合作运动变成了功利主义的技术官僚和罗尔斯主义的职业法律人。他们的伦理观让大多数人缺乏共鸣,于是选民逐渐收回了对他们的支持。

各政党为什么没有转向实用主义?选民很可能要为此负责。实用主义要求人们关注具体证据,运用实践理性来评估被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否真的有效。这需要选民付出努力。知情选民是最佳的公共品,而像所有公共品一样,每个个体提供公共品的动力都微乎其微。大多数其他公共品都可以由国家提供,但这种公共品只能由选民自己提供。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填补社会民生主义崩溃造成的真空的却是一些承诺选民不用付出努力就能解决问题的政治运动。实用主义有两个敌人—意识形态和民粹主义。二者都抓住了自己的机会。

左右两派的意识形态都主张不用关注具体情况,不用采取审慎态度、奉行实践理性,某种万能的分析能告诉人们适用于所有情境和时代的真相。

民粹主义提供了另一条捷径:超凡魅力领导人,他们拥有显而易见、可以立即见效的解决方案。二者常常融合,变成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充满激情、兜售诱人新疗法的领导人把曾经名誉扫地的意识形态重新搬出来用。

当前政治战场的主要形势似乎是,震惊和愤怒的功利主义与罗尔斯主义先锋队,正在遭受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分子的进攻。这是最糟糕的政治局面。

要摆脱这一状况,实现根本性变化,需要把一种不同的伦理话语注入我们的政治。但我们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导致了目前的两极分化,这是我们将在本章探讨的。

02 政治是如何两极分化的?

我们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但其架构的一些细节使其日益趋向两极分化。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投票制度都对两个最大的政党有利,因此选民面临的选择取决于这两个政党提供的政策内容。

这里最重要的危险步骤是,许多国家的主要政党以增进民主的名义授权其所有成员选举本党领导人。而在过去的体制中,政党领导人是从党内最有经验的成员中挑出来的,并通常由选举出来的代表选出。

最倾向于加入某个政党的人,是已经成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追随者的人。因此,上述变化倾向于使更多的意识形态分子被选为领导人。

许多选民是实用主义者,但由于意识形态分子的崛起,他们面前的选项是由极端派别选定的。此外,许多人发现这些选项都没有吸引力而脱离了政治,这使领导者的制胜策略发生变化:他们不再试图采取吸引中间摇摆选民的政策,而要确保所有有意识形态动机的选民都参加投票。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纸牌屋》

为了促进“包容”,投票和加入政党的最低年龄可以被下调,但缺乏责任感和经验的青少年最容易受到极端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些感觉丧失了自己的利益代表的非意识形态选民,则成为民粹主义者的争取对象。

近年来的几次重大选举表明这一进程正在发生。在2016 年的美国大选中,左右两派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能通过对资本主义失败之处的简单化的批评来主宰选举进程。

左派方面,伯尼·桑德斯以微弱劣势受挫,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严重削弱了民主党基层选民对典型的罗尔斯主义职业法律人希拉里·克林顿的认同,希拉里则系统性地寻求“受害者”选民群体的支持。

右派方面,作为名人的唐纳德·特朗普利用高超的媒体技巧,战胜了所有更偏中间派的候选人。在赢得各自党派的提名后,特朗普继续进行他简单化的批评,而希拉里未能成功建构一种更成熟的批评,使她看起来更像是当前体制的辩护人。

我们需要一个促使主流政党重新回到中间立场的进程。有两种改变领导人选拔规则的方式都比当前制度民主得多。

最直接的办法是规定,政党领导人必须来自该党经选举产生的代表。与党员直接选举领导人相比,经选举产生的代表有两个特征使他们更适合选举党魁。

首先,他们有吸引广泛选民群体的动力,这促使他们更倾向于选举偏中间派的候选人。其次,作为局内人,他们不太可能被名人的政治把戏欺骗,他们是知情的投票者。

例如在英国,2001 年的保守党领导人本应是肯·克拉克(Ken Clarke),他是一名中间派,曾在多个部担任部长;假如共和党是由经选举产生的党员代表来选举其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就不会入主白宫。

与普通党员相比,经选举产生的代表更具民主合法性。总的来说,他们所代表的本党支持者的人数要远远多于正式登记在册的党员人数。

但如果我们仍希望让最多的人参与选举政党领导人,那么也许可以退而求其次:至少对主要政党而言,让所有选民来选举政党的领导人。不过这么做的历史记录并不令人乐观,因为普通选民对候选人所知甚微,所以倾向于选择魅力型民粹主义者。

如果不改革政党领导人选拔机制的话,最安全的替代选择也许是以某种程度的比例代表制为基础重建选举制度。这么做虽然有缺点,但联合政府会限制政党实施其意识形态,并鼓励基于证据的实用主义。

长期以来,挪威、荷兰和瑞士都通过比例代表制产生联合政府,三国都没有出现现代资本主义最有害的问题。回头来看,2010—2015 年的英国联合政府时期和2011—2017 年美国政治的僵局期,都看起来比两国之前和之后的政府略胜一筹。

修补我们的政治体制可能有助于使其以基于道德的务实方式制定策略。但政治是社会的反映,社会不好,政治也不会好。只有当一个社会有足够多的公民要求符合道德和务实的政治时,这样的政治才会产生。

足够多的公民并不意味着所有人,而是说人数要多到能给政客以行动的勇气。幸运的是,人们既能用社交媒体来传播坏想法,也能用它传播好想法。

03 以道德方式重建家庭、企业和国家

本书始于道德问题,也将终于道德问题。我已努力勾勒了道德政治的基础,以改变怪异的和具有分裂性的功利主义道德信条,代之以更深植于人性并能带来更好结果的道德信条。

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人都是自主的个体,从自己的消费中获得效用,在计算总效用的宏大道德算术中具有同等的分量,而现实社会与此截然相反,人际关系是其基本构成单位。

人并不是自私到变态的“经济人”,需要在社会家长制中由柏拉图笔下的“卫国者”来约束,相反,正常人知道人际关系会产生义务,而履行义务是我们人生使命感的核心。柏拉图笔下的“卫国者”和“经济人”的有害结合已经主导了公共政策。

这种思维无情地剥离了人的道德责任,让父爱主义国家来承担义务。像中世纪宗教的诡异翻版一样,普通人被认定为罪人,需要由杰出的道德精英来统治。随着功利主义先锋队的崛起,圣人们纷纷进驻政府。在义务上升至国家的同时,消费权等名目繁多的权利则下沉至民众中——我们现在都是巨婴。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海边的曼彻斯特》

但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承担了只有企业和家庭才能充分履行的责任。父母对子女的义务感来源于爱,这种养育远胜于父爱主义国家提供的任何替代品;企业对员工的义务感来源于长期的互惠关系,这远胜于父爱主义国家提供的任何培训。

政治主要是国家层面的。要让政治发挥其潜力来打造一个互惠义务组成的密网,一个国家的民众需要接受某种身份认同。要让认同感产生凝聚效果而非分裂效果,作为英国人、美国人或德国人的身份就不能限定于某个特定民族。

同时,尽管一些人有一厢情愿的想法,但共同身份的含义也不能是共同持守某些独特的价值观。唐纳德·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有哪些能把他们与奈杰尔·法拉奇、杰里米·科尔宾区分开来的共同价值观呢?在同一个文化多元的国家里长大的人拥有的共同身份,只能根据共同的地域和目标来定义。

这种共同身份的构建可以以人和家庭、地域的硬性从属关系为根据,也可以强调有目的的共同行动所带来的共同利益。这是民众形成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但道德政治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增强对共同归属感的本能追求,以及共同目标的合理性。

为实现某个共同目标而进行的集体努力能起到这种增强效果,无论该目标多么微不足道。事实表明连国家足球队的胜利也能起到这个作用。在共享空间中自然发生的相互交织的社会互动能增强共同归属感。

完全相互隔绝的群体可能不会有多少共同身份感,因此一定程度的社会融合是可取的,这能遏制由教育、意识形态、宗教等原因导致的文化分离。我们需要接触彼此。但最能起到增强效果的方式是传播关于归属感的支持性政治叙事,这是我们的政治领导人的核心职责。

他们现在放弃了基于地域和目标的归属叙事,这就给制造分裂效果的归属叙事创造了机会,它们主张将国民身份认同限定在部分人之内而排斥其他人。

领导人可以推广新叙事,但对政治领袖信任的下降已经使权威发生颠倒;人们更关注处在自己社交网络中心的人,而不是在电视上侃侃而谈的人。但社交网络已经成为自我封闭的回音室,因此我们甚至连交流的共同空间都没有。

这非常有害,因为只有通过参与一个共同网络,我们才能形成“我们都在接收同一种叙事”的共同认知。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即使传播关于共同身份的叙事,人们也难以相信自己接受的义务将得到他人的回报。回音室不能传播关于共同地域归属的叙事,通常只会诋毁“他者”。

这种回音室对社会结构有毁灭性作用,但要恢复共同的讨论场所,我看不出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方法。

在没有这种场所的情况下,新近在这些回音室里获得影响力的人,包括笑星、演员、宗教人士和好表现的外向者,现在都必须承担起这种责任。他们是去中心化的社会领袖,是在这些分散网络中构建共同地域身份的最佳人选。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新闻编辑室》

他们传播的故事应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人们应当向其施加压力,制止其兜售那些已成为其专长的分裂性意识形态叙事。

像其他共同身份一样,共同的地域归属感或共同的目的性行动可以支撑起多种义务,所以是极重要的。因为公共政策主要是国家性的,所以政治也主要是国家性的。有些政策是在地方、区域或全球层面制定的,但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国家都极为重要。

在美国,尽管人们高度关注州权,但约60% 的公共支出是通过国家而非各州完成的;在欧盟,尽管人们高度关注布鲁塞尔的权力,但97% 的公共开支是通过国家而非欧盟委员会完成的。

国家及其公民是公共政策的基本框架,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继续如此。共同身份的首要政治功能是使各国成为不断增长的互惠义务网络的载体。正是由于这种网络受损,资本主义近期的发展所激发的焦虑才不断恶化,演变为我们社会的深重创伤。

一言以蔽之:共同身份会成为远见式互惠的基础。与基于个人主义或任何复兴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相比,成功建立这种信念体系的社会运转得更好。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丧失了公共品所包含的巨大潜力。

复兴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是基于对社会里某一群外人的仇恨,是导致冲突的死胡同。在健康的社会里,对互惠义务网络的接受是成功者自小经受教育形成的。互惠义务网络还能激发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支持。

成功者会遵守这些义务,因为他们会得到回报—履行义务所带来的自尊和同伴的尊重。针对拒不服从的少数人,更多地使用强制权力将是合法的。

这种道德实用主义可以引导我们的政治从两极分化的失败走向合作,解决困扰我们社会的分歧。

我们应当看到,真正重要的经济威胁是不同地域、不同阶层命运发生的新的严重分化。面对极端宗教与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崛起,我们应当看到,真正重要的社会威胁是社交媒体的回音室效应导致的对立身份群体的社会分裂。

在英国脱欧事件和唐纳德·特朗普崛起后,我们应当看到,真正重要的政治威胁是排他的民族主义。自由派放弃共同归属感及本可由这种归属感支持的良性爱国主义,也就是放弃了唯一能把我们的社会团结起来共同寻求解决方案的力量。

自由派大意而不负责任地将这种力量交给了江湖骗子式的极端派,他们正得意洋洋地为实现自己的偏激目的而扭曲这种力量。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曾经做到过,我们也可以再次做到。

↓ 同款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