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九九三年四月，深圳火车站东边那条街上的一间证券部，回南天的水气把玻璃门糊白了，陈伯站在门口，抬袖口把门上的水擦了一道，才端着手里的搪瓷杯往里走。
杯里的茶是早上泡的，还温。陈伯早年跑广州到深圳的货。他走到大户室门口，抬头看那一排钉。
门框边上钉了一排钉，十二颗，一溜排下去。每颗钉挂一块铜牌，牌面刻号，号底下刻姓。头一颗钉上那块牌是新挂的。他的三号牌挂在最末一颗钉上。
“陈伯。”报单柜台后头，阿海探出半个身子，手里攥着一沓委托单。
“开了没有。”
“还有半个钟头。”阿海把单子往上举了举，“您那三张，今儿还递？”
“递。”陈伯把搪瓷杯换到左手，往门里走。
“递进去也是白递。”阿海把声音压下去，“三号位子的单先过，您这三张，昨儿排在第三十一个。”
“三十一个。”陈伯站住，“我早上七点半就来了。”
“人家夜里就把单填好了。昨儿他一个人递了四十张，您三张。”
“一笔五块手续费，他一天出两百。”阿海把单子摊开，“龙头那只票今年翻了一倍。”
大户室里三排座，三号在靠窗第二个。玻璃隔断上贴一层纸，纸上拿白水笔写着几只票的价，新字压着旧字。
三号座上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脚跟蹬在小方凳上，手里捏一支笔。
“这位。”
“坐着呢。”那人没抬头，笔尖还在纸上走。
“这个座是我的。”陈伯说。
“我知道。”那人拿笔帽在玻璃板上磕了两下，“挂了牌的座，一天一百二的房钱，我交了半个月。”
“座是部里排的，按资金排。”
“按资金排。”那人回过头笑了一下，“老先生，我四百二十万，上个月十七号进的户。您多少。”
陈伯没答。他把搪瓷杯搁在玻璃板边上，杯底的水在板上洇出一圈白印。
“陈伯，这位是应老板。”阿海跟进来，“人家叫他双头鹰，两头下注，涨也买，跌也买。”
“两头下注。”陈伯念了一遍。
“涨也赚，跌也赚。”双头鹰把笔搁下，“陈伯是吧。三年，这间屋一直坐着。”
“三年。”陈伯焦黄的三根指头在玻璃板上敲了一下，敲得慢。
“那您比我熟。”双头鹰伸手把搪瓷杯往加代那边推了半寸，“老先生的手气，跟不上今年的行情了。这位北方的朋友，是来替他看盘的？”
加代接住，搁回玻璃板上。
“我从广州来。”他说。
“广州来的。”双头鹰点了下头，“广州的朋友，深圳的座一天一百二，您也交得起。”
“座是陈伯的。”
“现在是钱了。”双头鹰把手按在玻璃板上，正按在新写的价上，“三号这个座，一个月里三个人来要过。做电子的那个，钱上周抽走了；香港过来那个，坐了两天，房钱没续；剩下我一个。这屋的门槛五十万，我四百二十万，进来那天部里给我倒茶。”
“三年前陈伯进来的时候，这屋里坐六个人。”靠门那个座上，一个戴眼镜的老头把报纸往下压了压，“那时候行情板还是木板，拿粉笔写。”
“木板也得有人先来写。”双头鹰把笔一转，“老先生，您写的那几只，今年涨了多少。”
“涨多少是我的事。”陈伯说。
“您的事。”双头鹰笑了一声，转回去写价。
“这半个月，这屋走了几个人。”加代问。
“三个。”双头鹰把笔一转，“都搬到城东去了。”
陈伯在长沙发上坐下，把三张委托单摊在膝盖上抹平。“三张单，一张都不能作废。”
“阿海，柜台还开着窗口吧。”
“开着，就剩一个窗。二号窗也让他包了，串号串得厉害，柜台先接他的单。”

双头鹰抬了抬下巴。两个后生从走廊进来，一进门先抬一只空纸箱。
“这个座我包到月底。”双头鹰说，“抽屉里不论谁的东西，一天清一回。”
“搬谁的东西。”加代问。
“我的座，我的抽屉。”双头鹰把笔一搁，“他要的东西，让他上废品站找。”
抽屉抽出来往纸箱里一倒。一副老花镜，半截铅笔，一沓卷角的旧单，一张对折四回的硬纸片。
“那张纸是我的。”陈伯站起来。
“哪张。”一个后生把纸箱往上一提。
“对折四回那张。上头记着三个价。”
“纸箱里的东西，出了这道门就归收废品的。”后生把纸箱往怀里一收，“老先生，您追到废品站去翻？”
陈伯伸手去够。纸箱沿口压下来，抽屉的铁边在他手背上刮了一下。
破皮的地方在手背靠拇指那一块，一会儿就渗出一颗红珠子。陈伯摸出手绢，一圈圈缠上。
“老先生，收着手。”后生抱着纸箱出了走廊。
“手给我看看。”加代把他的手翻过来看了一眼。
“不疼。”陈伯把手绢又缠了一圈，“纸要紧。”
双头鹰写价写到一半，抬手把那只搪瓷杯挪到胳膊肘边上。
“三张单给我。”加代说。
陈伯把膝盖上那三张递过去，焦黄的三根指头在单角上敲得快。单是手写的，一张一只票，头一张上写着“卖”字，收笔有一点重。
“三张单上是什么。”
“两只卖，一只留住。”陈伯把手按回膝盖上，“留住那只，是给我孙子念书留的。”
“我去递。”
“递不进去。”陈伯说。
“递一回试试。”加代把三张单往前一递。
“加代。”陈伯把手按在他胳膊上，“我这三只票压了半个月，价还没到。今儿闹起来，明儿的单更进不去。”
“落不着的是单，压着的是钱。”加代说。
“钱压着还在。人散了就没了。”
“单我拿着，压不着你的户。”加代把三张单对折，插进口袋。
报单柜台在散户大厅那一侧，木台面包铁皮，转角包一块三角铁，让人踩了三年。只剩二号窗开着。
队不长，五个人。站最前头两个，是抱纸箱下去的后生。
“往前头递不出来吗。”加代问。
“串号。”前头一个老头回过头，声音压得很小，“三号位子的单先过，我们的等着。”
“他一天多少张。”
“四十张打底。”老头把手里的单卷成筒，“我们这些人，一人三张。”
“四十张就先过？”
“柜台就一个窗，串号的单压在头上，谁也没法。”老头往窗口里看了一眼，“上月有人问过一句，第二天连队都排不上了。”
“问的是哪一句。”
“问串号是谁定的。”老头把纸筒捏扁，“小哥，你这三张，我劝你揣回去。”
“上月问的那个人呢。”
“搬去城东那家部里了。”老头把纸筒塞进兜，“他那三只票，折在半道上。”
轮到那两个后生，窗口里接单的手停了一下。
“加一张。”后生把单子往里推，“应老板的。”
“后头排着。”加代把手里三张单递上去。
后生横过胳膊挡住窗口，胳膊压在台面铁皮上，闷闷一声响。
“排队。”
“我在队里。”
“你在后头。”
加代肩膀一沉，往前挤半步。另一个后生从侧面压过来，手肘正压在加代腹侧。

加代退半步，腹侧让报单柜台的铁角顶了一下，人一弯。
他右手撑住台面，左手还举着三张单。
那三张单让人一把抽走，又推回来，散在台面上，一张落到地上。
“三张单，一张没递进去。”加代对窗口里说。
“串号。”姑娘头也不抬，“排上再递。”
加代弯腰取单时抽一下，指头扣住台沿才把腰直起来。
双头鹰从走廊那头过来，站在队外。
“阿海，你跟这位广州的朋友讲句实话。”他把下巴往窗口抬了抬，“我这钱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走的时候座我退，房钱照交。可只要我在这儿一天，柜台先接我的单。”
“柜台先接你的单，是因为你的单在串号里排头一个。”加代把三张单收拢。
“排头一个是钱排的。”双头鹰把笔从兜里掏出来，“嫌慢，让陈伯把户头做上来。做上来了，我让座。”
“让座的话，你刚才已经说过一遍。”
“说一遍是钱，说两遍是人情。”双头鹰把笔插回兜里，“我跟陈伯讲人情，不跟你讲。”
“人情我记着。”加代说。
“记着就好。”双头鹰把椅子往回一拉，坐回三号座。
“单湿了一角，字还在。”加代把地上的单捡起来，抹平，递回陈伯手里。
“别在这儿闹。”陈伯的声音很低，“闹翻了，明儿更递不进去。”
“那张纸，我替你去取。”加代把腰挺了挺，一只手按在腹侧。
双头鹰的人把纸箱抬出大门。
“明儿我再来。”加代说。
“七点半。”陈伯把搪瓷杯端起来，“来了站我后头。”
陈伯站起来，走到大户室门口，抬头看那一排钉。
大户室门口那块出入铜牌挂在最末一个钉上，牌面让烟熏得发乌，登记簿上半个多月没添过陈伯的名字。
夜里九点，证券部后头那条街上，加代顺着墙根往东走，走到街尾一间押铺门口，一脚踩住那扇正往下落的铁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