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德明,今年整六十,重庆江北人。退休前在重庆一家机械厂的技术科做事,画了三十多年图纸。老伴姓李,叫秀兰,走了五年。女儿周悦在上海,做财务,前年结的婚,女婿小林是本地人。
把这些条件摊开来讲,好像挺让人羡慕的:有房,有钱,有退休金,没有负担,一个人清清静静的。小区里不少人当着我面夸,说周大哥你这日子过得神仙一样。
神仙?我有时候半夜坐在客厅里,觉得神仙也挺闷的。
我这房子在渝北,顶楼跃层,上下两层加起来三百零几个平方。二零一三年买的,那时候厂里改制,加上老房子拆迁的补偿,手里一下宽裕了。秀兰拉着我去看房,一进这个大厅就不肯走了,站在落地窗前面,看外面的江和雾,说德明,我们买这个,大一点,以后悦悦带娃娃回来,一家人住得下。
我当时还笑她,说女儿都还没结婚,你想得太远了。
她说,那总会结的嘛。
房子最后是买了,贷款背了八年,我用公积金一点点还,去年才彻底还清。秀兰没等到还清的那天。她走的时候六十一岁,走得挺快,从查出来到走不到半年。她走之后,这三百平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楼下那间主卧,我一个人睡。另外两个卧室门常年关着,偶尔开一下窗,地板上还是落灰。两个卫生间,我只用靠东边那个,另外那个马桶里的水,一个月不用就泛黄。扫地机器人每天跑三趟,跑完回去充电,那个“回家了”的电子女声,是我一天里听见的最清楚的一句话。
我五点半就醒,年纪大了睡不长。起来烧水,泡一杯茶,站在阳台上看雾。重庆的雾是有分量的,压在对面的楼上,一层一层往下沉。
六点半下楼,去街角那家小面摊吃二两小面,多辣,加个豌豆。老板娘认得我,看见我来不用问,直接喊:周叔,老规矩哈。我说老规矩。
吃完顺着马路走二十分钟,到江边。江边有一群打太极的老头老太太,我不打,我就在旁边走走,看看人家的动作,看看船。七点半往回走,买菜,一天买一顿的量。中午自己做,晚上有时候热剩的,有时候懒得动,又下楼吃碗面。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说起来,我卡里确实有两百万。一部分是拆迁补偿剩下的,一部分是这些年攒的工资奖金,还有秀兰的一份保险。钱在银行里放着,理财经理小陈每三个月给我打一次电话,说周叔,要不要配置点这个,要不要试试那个。我说不用,就放着。
小陈有次跟我说,周叔,你这钱放着多可惜。我说,钱放着我心里踏实。
其实是,我花不出去。
一个人吃饭,能吃掉多少?一个人穿衣服,谁看你?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钓鱼,最大的开销就是一个月三千来块的物管费和水电。夏天开空调,我只开客厅和主卧两个风口,其余的关掉。三百平的房子,用起来就六十平。
女儿每周日下午跟我视频。她那边背景永远是出租屋的窗帘,米白色的,我知道,因为她在那儿住四年了。
她开口总是那句:爸,吃饭没得?
我说吃了。
然后她就绕,绕两分钟,绕到正题上:爸,你要不要考虑把房子卖了?来上海,我给你在附近租一套,或者我们凑一凑付个首付,你跟我们住一个小区。
我说,我住不惯上海。
她说,那你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我真的不放心。
我说,放心,我这身体硬朗得很,比你还好。
她就不说话了。视频里能听见她那边风扇转的声音。
去年秋天,老秦走了。
老秦叫秦光明,跟我一个科的,比我大两岁,老伴早年跟他离了,儿子在成都。他一个人住在大石坝一套老房子里,六十几平,也是一个人过。我们那帮老同事,隔一两个月聚一次,喝点酒,骂骂领导,说说哪个又走了。
老秦是摔的。在卫生间里滑了一跤,股骨头断了,一个人在地上躺了三天,是楼下的邻居闻到味道不对才报的警。
我是从他儿子那里听到的消息,去送了最后一程。灵堂里人不多,他儿子跪在那儿,眼睛肿得像桃子,见了我就说,周叔,我爸老提起你。
我站在那儿,嘴上说着节哀,心里凉得像泼了一盆井水。
回来的路上我坐在出租车里,从大石坝一直坐到渝北,一路上看着窗外的灯一盏一盏往后退,忽然想到一件事:老秦那三天,要是脑子里还有意识,他在想什么?
他会不会也在想,这日子过得有哪样意思。
那天晚上我没吃饭。回到家,把三个卧室的门都打开,把灯全开了,把电视开到最大声,坐在沙发上坐到一个多小时,然后一个个关掉,一个个锁好,去睡觉。
真正让我动念头的是今年四月的一个晚上。
那天夜里两点多,我醒了,胸口发闷,像有块石头压着。我坐起来,靠着床头,出了一身汗。我第一个念头是心梗。第二个念头是,药在哪儿。第三个念头是,我要不要打120。
我摸了半天,摸到床头的手机,汽车钥匙那么大的字,我按了120,手指悬在上面,没按下去。
我想的是:救护车来了,得有人给我开门。门是反锁的,从里面插上的。
我就那么坐着,一直坐到天亮。天亮之后,胸口慢慢松了。后来去医院查,医生说是胃,反流,加上血压有点高。开了两盒药,叮嘱我少盐少辣。
从医院出来,我一个人在马路牙子上站了半天。我那时候想的不是病,是那扇反锁的门。
我改是从一件很小的事开始的。
那天我去楼下小面摊吃面,老板娘跟她妈吵架,为的是一张麻将桌。她妈七十多了,一个人在家闷得慌,天天想找几个人打牌,老板娘嫌吵。我在旁边听着,忽然说了一句:嬢嬢,你要打,来我家打嘛,我家桌子大。
老太太眼睛一下亮了。
第一次来的是四个人:老太太,楼下开五金店的老吴,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老太太。我泡了一大壶茶,把二楼那个空着的次卧收拾出来,摆了一张我当年买的实木桌子。四个人打了一下午,噼里啪啦的,屋里一下就活了。
晚上她们走了,我收拾桌子,收出一地的瓜子壳。我蹲在地上捡,捡着捡着心里有点热。
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把一楼那个空着的大客厅腾出来,把沙发挪到一边,把我那套用了二十年的工具箱搬下来。我在厂里是搞技术的,手一直没生,小家电、电风扇、电饭煲、收音机,谁家的东西坏了都往我这儿送。我不收钱,修好了人家来拿,有的塞两包烟,有的拎一袋菜,有的硬塞二十块钱,我都推回去。推不掉的我就换成水果,摆在桌上大家吃。
我还在阳台上钉了两排架子,种了葱、蒜、薄荷,还有两盆辣椒。我们重庆人吃面不放点新鲜辣椒,那是没有灵魂的。
慢慢地,我这三百平的房子有了名字。楼下的老人管它叫“周老师屋头”。我在门口贴了张纸,写着:周二周四下午,修东西,喝茶,随便坐。字是我自己写的,写得歪,但认得清。
钟点工张姐每周来两次,她一开始来,是给我打扫卫生的。后来她成了我这儿的半个管家。她给我算过一笔账:周哥,你这一天到晚烧水泡茶,一个月茶叶钱就几百,还不算电费水费。
我说,几百块,我出得起。
她说,你出得起,我是说你图个啥。
我说,图屋里有人说话。
张姐愣了愣,后来她也常留下来坐一会儿,跟我说她儿子在工地上的事,说她老公腰不好,说她想在老家修房子。我听着。我听的时候,觉得这一天是有厚度的。
女儿是国庆回来的。
她进门的时候,一楼客厅坐着五个人,有人在打牌,有人在等我修一个电风扇,阳台上还晾着别人送来的一条鱼。
她站在门口,提着箱子,愣在那儿。
我说,回来啦,进来坐。
她把箱子放下,换了鞋,一个人走上二楼,一间一间地把门推开,看了很久。我跟在她后头,看她推开那间朝江的卧室,站在窗边。
她转过身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她说,爸,我以前一直以为你一个人在这儿过得很冷清。
我说,冷清是冷清过的。
她说,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我说,你也有你的日子要过。你在上海租房子住,天天加班,我说这些,你能怎么办呢?你回来一趟要坐两个钟头飞机。
她坐在地板上,说,那你为什么不卖房子。
我也在窗边坐下。我说,悦悦,这房子是你妈挑的。她说要买大的,说以后你带娃娃回来住得下。她那时候站在这个窗子前头,跟我说,我们买这个。我要是卖了,你妈那句话就落空了。
我女儿就哭了。她哭得很小心,不出声,肩膀在抖。
后来她擦擦脸,问我,那你为什么现在弄得这么热闹。
我说,我想明白一件事。
我说,房子大不大不重要,钱多不多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屋子得有人用。我一个人用六十平,剩下那两百多平就是空的。现在我把它拿出来,给别人用,它就不是空的了。
我说,我这就是修电风扇修出来的道理。
今年暑假,外孙蒙蒙来住了半个月。
六岁的娃娃,一进门就把整个房子跑了一遍,跑得满头汗,回来跟我宣布,外公,你家像迷宫。
那半个月,是我这五年里最闹的半个月。他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把工具箱里的螺丝刀一支支排好队,跟着张姐去菜市场,跟着楼下的老太太学打牌,输了他就哭,赢了就跳。
三楼那个从来没开过的客房,我给他铺了床。他非要睡那儿,说那是“秘密基地”。
他走的那天,我送他到机场。他趴在闸机上不肯走,回头喊,外公,我下次还来。
我说,来嘛,外公给你留着房间。
回来的路上我一个人在车里,眼睛有点酸。我想到秀兰那句话——以后悦悦带娃娃回来,一家人住得下。
她其实没算错。只是她没想到,中间要空这么多年。
现在我这日子大概是这样:早上五点半起,吃面,走江边。上午回来,收拾一下,看看有没有事情做。周二周四下午最热闹,人来人往。其余的时间,有时候会有人敲门,说周老师,我这个电饭煲不加热了,你看得不得行。我说拿来嘛。
我还是一个人住三百平的房子,存款还是两百万,涨了点利息。
有人问我,周大哥,你有这个条件,为什么不去住那种高档养老社区?我听说过,一个月一两万,有护工有医生有活动室。
我说,那地方是好,但那是人家给我安排的热闹,不是我自己的。
我这热闹,是我自己一点点攒起来的。是我泡的那壶茶,是我修好的那台电风扇,是楼下嬢嬢们的麻将声,是张姐跟我说她儿子的事,是外孙在楼梯上跑的那一串脚印。
钱在卡里放着,它不会自己走路。人不走动,屋子就是空的。
有钱又怎样呢?有钱能买三百平,买不来一屋子人气。
不过还好,我现在把人气一点一点搬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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