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莫斯科，《真理报》军事编辑部里，一名年仅25岁的年轻人受到重用。他叫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戈卢边科，履历光鲜，胸前还佩戴着红旗勋章。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英雄”使用的身份，原本属于另一个人。
戈卢边科1914年出生在一个贫困工人家庭。家庭教育不足，初中毕业后，他没有进入工厂，而是在社会上游荡，靠偷窃和欺骗谋生。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20岁以前，他便第一次进了监狱。
出狱后，他没有改过自新。1937年，戈卢边科再次因犯罪入狱，被送往德米特罗夫劳动营接受劳动改造。那里管理存在漏洞，他趁机逃走，登上一列返回城市的火车。
转折就发生在车厢里。
戈卢边科从一名旅客身上偷走了护照。失主名叫瓦连京·彼得罗维奇·普尔金。此后，他不只是冒用姓名，还把这本证件当成了重新包装自己的工具。
抵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后，戈卢边科凭借普尔金的身份进入军事交通学院，同时在铁路系统的一家报纸担任记者。一个有犯罪记录的逃犯，竟然获得了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关键不在于他有多高明，而在于当时审查制度存在缝隙，熟人推荐往往能够替代严格核验。
从军事交通学院毕业后，他拿着校长的推荐信前往莫斯科，进入《汽笛报》工作。这是一份由苏联交通部门和铁路工会系统主管的报纸，普通人很难进入。戈卢边科却凭借假身份和推荐信完成了跨越。
他很快发现，报社不仅能提供职位，还能带来人脉。与《共青团真理报》的记者熟悉后，他开始有意经营关系。一边卖力工作，一边让熟人替自己说好话。有人问起他的经历时，他总能迅速避开细节。
“这个年轻人很能干。”
“他的来历，应该没有问题吧？”
类似的评价不断传到领导耳中。审查本应是最关键的一道门，却在熟人印象和工作表现面前流于形式。没过多久，戈卢边科便进入《共青团真理报》。
更大胆的安排还在后面。他的母亲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办公大楼做清洁工，曾趁打扫米哈伊尔·加里宁办公室之机，拿走一枚红旗勋章及其证明文件。戈卢边科将勋章佩戴在胸前，故意让同事和上级看见。
红旗勋章虽然授予人数较多，但一个年轻人突然拥有它，仍然容易引发联想。戈卢边科需要的正是这种神秘感：让别人以为他与重要部门有联系，背后有人支持。不得不说，他非常懂得利用他人的猜疑来遮掩自己的过去。
1939年3月17日，25岁的戈卢边科被任命为《真理报》军事编辑部副部长。这个职位意味着，他已经从一名普通记者进入了苏联新闻系统的重要位置。
同年7月，他又伪造人民国防委员会的信件，前往远东。彼时，苏联军队与日本军队正在诺门坎地区交战。戈卢边科到前线短暂停留，返回后便把自己包装成亲历战火的军事通讯员，获得了“战斗英雄”式的声望。
1939年11月，他随红军来到白俄罗斯西部，并在那里停留约3个月。回到莫斯科后，他又利用伪造的独立第39师文件，获得了一枚列宁勋章。材料、印章和推荐信，在层层流转中竟然没有被及时识破。
苏芬战争结束后，许多参战人员获得表彰。戈卢边科盯上的，是苏联最高级别的荣誉之一——苏联英雄称号。他再次借用独立第39师的公文格式提交申请，把并不存在的功劳写进材料。
1940年4月2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申请。戈卢边科因此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同时得到列宁勋章和金星勋章。一个曾两次入狱、靠偷窃护照改变身份的人，竟然站到了国家荣誉体系的顶端。
但假身份最怕公开，尤其怕照片。
戈卢边科的一名朋友得知他获授苏联英雄称号后，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文章赞扬他，还擅自配上了照片。当时戈卢边科正与妻子、该报女记者莉迪亚·博卡索娃外出休假，没有及时阻止文章刊出。
照片发表后，真正认识普尔金的人很快发现，报纸上的“英雄”根本不是本人。调查由此展开，戈卢边科苦心经营多年的身份迅速崩塌。
1940年7月，他被逮捕。同年11月5日，戈卢边科被执行枪决，年仅26岁。那枚来自他人身份的护照，曾把他送进学院、报社和荣誉殿堂；而一张不该出现的照片，也让这场荒诞的冒名生涯彻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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