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边昱
光绪时期,除中国新疆地区土法铸币自成体系、中国西藏地区流通打制银币等、中国蒙古地方及中国东北部分地区以他省各种货币供给流通[1]、中国台湾尚属福建管辖、广东机制制钱兴为而土法铸币少见外,有个别直省,例如甘肃、安徽在规复制钱的大环境下并未开铸,二省虽均属未开铸,情况却不同。甘肃是接受协饷省份,安徽却有制钱输京任务。
西藏银币
一、广东的机制制钱
宝广局土法铸币图例:
相对多见版式,重2.90g,随机抽测一枚金属成分,结果为Cu57.54%、Zn30.94%、Pb4.63%、Sb3.28%、Fe2.22%、Nb0.652%,以上为XRF检测的元素含量平均值,检测结果的不确定度已按仪器95%置信区间(±2σ)校准,具体数值从略。换用布鲁克(Bruker)S1 TITAN手持式XRF荧光光谱仪随机抽测三枚,结果为:Cu57.066%、Zn32.536%、Pb6.292%、Fe3.224%、Rh0.493%、Co0.155%、Ti0.130%、Y0.060%、Nb0.045%;Cu71.894%、Zn20.577%、Fe1.707%、As1.298%、Pb0.847%、Sn0.250%、Co0.054%;Cu60.199%、Zn31.327%、Pb3.825%、Fe3.309%、Rh0.450%、Ni0.128%、Co0.115%、As0.110%、Ti0.102%、Mn0.094%、Nb0.084%、Ru0.080%、Y0.040%
清文为道光钱模式
私铸
私铸
东南亚地区民俗铸币
以机制币为母钱翻砂铸造的宝广局钱币:
1
2
3
4、布鲁克(Bruker)S1 TITAN手持式XRF荧光光谱仪检测结果为:Cu67.091%、Zn22.952%、Sn3.558%、Pb3.421%、Fe1.757%、Ni0.528%、Co0.150%、Nb0.054%,此面背文钱有满穿机制币,南京三省曾上拍,但文字风格不同,同时可见人为磨掉”库平一钱“四字的机制币,与此字同形神不同,此类机制币推测为“库平一钱”版式被否后的试验品种,未正式采用,待考(山西薄树声藏品)
光绪时期广东的机制制钱:
1、“库平一钱”钱版式一,机制制钱质量优于土法翻砂制钱,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称“张之洞在广州建立的制币厂所制造的新币据说成色很好,实际等同于其他国家的货币”,光绪十五年(1889)《申报》就曾报道因质量好,以致“昂贵异常”,在厦门,机制制钱一文竟可换普通钱四五文,广东钱商赴局换钱争先恐后,有人意图垄断,广东布政使特公示禁止
2、“库平一钱”钱版式二,“库平一钱”钱有厚重类等行用钱及小字类等伯明翰等外国厂或国内厂制样币实物存世,宝广机制方孔偶见厚钱,因“所用之轧轮轴,以生铁为之,车磨极准,置于生铁架上,其生铁面用速冷之法,上下相切最准,用螺丝钉配二轴之隙,有表能知其相距,如有微差,表即能显。其上轧轮之轴,有铜衬托之,其铜衬镶入架上之槽,能任意起落,而有大螺丝能配其起落,如此能定所轧金类皮之厚薄,此表为两钢尺所成,其钢尺各以一端相连成角,而此角之边刻成分度,如将轧成之皮置入角内,与两股相切,则视两股面上之数目,即知其皮之厚薄”,所以厚钱其性质或有特殊之处。布鲁克(Bruker)S1 TITAN手持式XRF荧光光谱仪随机检测结果为:Cu63.334%、Zn35.517%、Pb0.436%、Fe0.157%、Cr0.149%、Bi0.103%、As0.100%、Co0.087%、Ni0.051%、Mn0.046%、Se0.009%,这一金属配比符合张之洞奏报的“日本紫铜六成参配英国白铅四成”之数
3、重复打孔
4、压制移位,钱体打孔后压花时出现移位问题
5、前一币打制完成未及时脱模,直接压制后进币坯,后一币坯成为“阴阳”币,这类币多见汉字阴阳,说明铸造时汉字钢模在上,从汉字面尤其是“通”字识别,此为“库平一钱”钱,两面穿口一方正一呈弧形,弧形应是挤压所致,正常文字面较模糊,有磨损的可能性,也有挤压所致的可能性,此类有文字较清晰者
6、币坯直径大于钢模的“库平一钱”钱
7、修穿钱
8、“库平一钱”钱仿品一
9、“库平一钱”钱仿品二
10、短尾清“广”钱,重2.93g,“库平一钱”四字于次年奉谕去除,此版式较重,属八分钱,之后的长尾与勾尾清“广”大型钱稍轻,称七分钱甚至重只六分,美其名曰“钱质过重,私者竞取销毁,……因时制宜,钱质尚须减轻”。光绪二十年(1894)冬因亏本广东停铸机制方孔,因为江苏、湖北等代铸,减重钱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始铸造较多,二十四年(1898)后停铸,因广二十五年(1899)二月十六日再次开工,可见虽有中断,但去字后总铸期很长,布鲁克(Bruker)S1 TITAN手持式XRF荧光光谱仪检测结果为:Cu63.218%、Zn35.568%、Pb0.417%、Sb0.191%、As0.169%、Sn0.119%、Fe0.098%、Co0.080%、Ni0.050%、Mn0.049%、Bi0.039%
11、每个字都出现重影的短尾清“广”铸造趣味品,国内有称之为“鬼影”,这种命名存在问题,一学术命名应尽量用铸造成因命名,二欧美机制币研究者所说的“鬼影”(ghost)也称“吸影”,或“透打”、“透印”,是完全不同的现象
12、长尾清“广”钱版式一,重2.82g,布鲁克(Bruker)S1 TITAN手持式XRF荧光光谱仪检测结果为:Cu 58.951%、Zn 36.069%、Pb 1.294%、Ir 0.903%、Sn 0.862%、Rh 0.411%、Fe 0.238%、Co 0.212%、Ni 0.147%、Mn 0.103%、Ti 0.102%
13、长尾清“广”钱版式二,重2.58g
14、币坯直径大于钢模的长尾清“广”钱
15、勾尾清“广”钱,重2.52g,勾尾清“广”与长尾清“广”币数据很接近,有一为代铸一为本地行用的猜测,此版可见齿边银质者,布鲁克(Bruker)S1 TITAN手持式XRF荧光光谱仪随机检测两枚结果为:Cu60.751%、Zn36.341%、Pb1.291%、Sn0.633%、Rh0.337%、Ir0.327%、Nb0.097%、Co0.089%、Mo0.048%、Y0.018%;Cu61.988%、Zn37.345%、Pb0.428%、As0.162%、Bi0.038%
16、勾尾清“广””目内横“钱,之后勾尾清“广”钱均为常见版式,勾尾清“广”钱产量最大
17、币坯缺损的勾尾清“广”钱
18、出现钢模破裂问题的勾尾清“广”钱
19、币坯直径大于钢模的勾尾清“广”钱
20、背无字趣味品,还可见有背文无“光绪通宝”四个字及正面方正穿口纹背有圆弧穿口纹、阴打而正背穿口纹一面方正一面呈圆弧状等多种趣味品存世
21、后期光坯
22、大型机制方孔钱粗劣仿品
23、三分二圆孔钱,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东因所铸钱外运过多而钱价日昂,因此“特仿照香港铸一文一钱,文式照旧,钱孔作月形”,正式运转后,日铸“四十余万枚”,“获利极微”,次年广东具奏配比为紫铜六白铅四,与旧有制钱一体使用
24、三分二圆孔背逆钱
25、三分二圆孔钱仿品,质量稍好
宝广局机制方孔钱的制造不但借助了英国技术,还有德国等国的技术支持,因其铸期长,铸量大,因此品种极多。英国议会文件所展示的光绪二十五年(1889)广州贸易报告称:“虽然只有一个欧洲人监管,但制币厂经营稳定,并郑重决定要发行银币,希望能填补在制造黄铜币中的损失。先前1,000文兑1两(4s.a)的发行已停止,但在士兵身上发生了连续的困难。发给他们的是这种汇率的货币,但小商贩们不愿意按照高于此汇率的标准1,300—1,400文兑1两(4s.)收士兵们的钱。于是又制造了1,250文兑1两(4s.)新的较轻的货币。但这依旧不能让人们满意。最近决定制造1,350兑1两(4s.)的货币”b 。
除以上常见品种外,小平型钱中,背“库平一钱”钱有小字版式、大型厚钱和满穿钱,无“库平一钱”钱有超宽边、宽边厚钱和八角形宽边厚钱、厚坯钱、小字版式、小型黄铜和红铜钱、“香港制造”版式及各种混配版式钱。重宝型钱有“当五”、“当十”两种面值并有版式差异。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州《博闻报》称拟铸当十大钱,一由藩司会同司道铸成二钱五分重样钱,二由县主监督广济医院绅董并七十二行商人铸成三钱二分重样钱,两相比较,按前者发局员照式鼓铸。
【a、s.=先令。】
【b、[俄罗斯] 玛瑞纳·科瓦查克 [法国] 乔治斯·德佩罗 (译)张素敏 习永凯:《十九世纪英美涉华货币档案》,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第1版,第105页。】
二、受援省份之甘肃未曾开铸
甘肃省在清朝时是受援省份,“甘肃向系受协省份”[2],“各省常年协济甘肃”[3],光绪时期,甘肃自铸困难,制钱输京更是不能。
光绪二年(1876)二月,户部明确提出,因“直省制钱日少[4]”,户部于上年四月“颁发各省改元光绪样钱”[5],现在“除云南、四川两省业已开炉,即行一律鼓铸制钱,勿庸鼓铸当十钱外,其余各省应请饬下各该督抚,饬藩司体察情形,通盘筹划”[6],开始鼓铸。
1992年岳麓书社出版的《左宗棠全集·奏稿》第六册中收录有陕甘总督左宗棠于光绪二年四月(1876)所奏《甘肃暂缓开炉鼓铸制钱片》。
“兹据甘肃布政使崇保详称:‘……开设炉座,鼓铸钱文,诚目下第一急务。然一经开炉,必须先行筹拨巨款,派员采办铜斤,以资鼓铸。现在协饷不到,司库空匮,而且关外军务未竣,饷需一切尚虑不及,再若开炉鼓铸,势必顾此失彼,应请暂行宽缓,容俟关外军务一律肃清,筹揆有款,再行开炉鼓铸,以裕度支。……’”[7]
《清实录》光绪三年(1877)九月戊午有“陕甘总督左宗棠奏:‘关外军务未竣,请暂缓开炉铸钱。’”[8]
光绪五年(1879)陕甘总督左宗棠上《为筹款困难请暂缓甘肃开炉鼓铸钱文片》。
“规复制钱”运动兴起后,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十八日,陜甘总督谭钟麟奏报:“……甘省鼓铸久废,……从上海购外洋铜铅,……亏折太多甚不合算。……鼓铸制钱必就近有铜可采方能开办,……仰恳天恩俯念甘省僻远,购运洋铜铅铸钱亏折太甚,一俟陜省采铜有效,再行开炉鼓铸。……”[9]
《清实录》光绪十三年(1887)十月癸卯有“陕甘总督谭钟麟奏:‘甘省采买洋铜铸钱,工本太重,请从缓办’[10]”。
光绪十三年(1887)十一月十九日的《申报》刊文《奏缓铸钱》:“甘肃接奉开炉鼓铸制钱,以复旧制明文。当由陕甘总督会司妥筹,谓甘肃地处西陲,本省所产铜铅甚少,向皆购自他省,路途既远,价值愈昂,若委员采办洋铜,虽购价尚轻,而转运数千里之遥,脚价必至倍蓗。况开炉鼓铸,本有亏折成本之虞,假以洋铜鼓铸,匀配铜铅成数,再加运脚工资一切经费,则工本太重,亏折尤多,殊有徒耗帑项之弊。际此库款支绌,时局艰难,不得不变通尽利,俾免徒靡。拟将鼓铸制钱一节,请缓开办,等语,已由谭制军专折入奏矣。”[11]
制钱规复初期,甘肃省并未开铸,至甲午后,钱荒再度严重,全国性的制钱规复再次开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二月十五日,因“京师制钱短少”[12],上谕要求开铸八分重及七分重轻钱,“所铸钱样先行呈览,仍将铸造数目按季奏报,以备酌量提解”[13]。
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二十八日的《京报》录陕甘总督陶模的奏折:
“……甘省自咸丰三年设宝巩局,开铸当十大钱,因工价料物昂贵,旋即停止。
光绪十三年,部咨催领筹款,办铜开炉鼓铸,规复制钱。经前督臣谭钟麟将铸钱所需工本太重,亏折必多,实不合算,奏准缓办在案。计自从前停铸以迄今日,已四十余年。
甘省并无铜矿可采,必须由外购运。姑勿论铜价之高下若何,而运费之多、工匠之贵,更甚于昔。即使将钱分两减轻,每文以八分为准,约计每铸千钱,仍须二千工本,此中赔贴颇巨。甘省各款提拨殆尽,实无余资可以挹注。
……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暂从缓办。一俟物料、工运各价稍减,再行察酌开铸,以备提解。……”[14]
《清实录》记载:“甘省鼓铸制钱,工本太鉅,仍请缓办”[15]。
至今未见到宝巩局光绪通宝制钱实物,光绪时期甘肃未曾开铸。
三、以旧钱输京之省份安徽未曾开铸
光绪时期,安徽并未开铸,“安省一向未经设局鼓铸钱文,官民行用所需皆由各省贸易而来”[16]。光绪十三年(1887),安徽省曾为京师提解制钱五万串,当时因“市面尚未如此之隘,钱价亦未如此之昂”[17],故可以“搭解厘金制钱五万串”[18]。安徽巡抚臣邓华熙的奏折中也有“惟安徽自设省以来,查无铸钱成案,尚未设有炉厂”[19]。“惟安省向未经设局鼓铸钱文,官民行用所需,皆由各省贸易而来,……查光绪十三年间,奉饬解厘金制钱五万串”[20]。这五万串钱为厘金项下旧钱。
日人光华、椿井、琢光之《清朝钱图说》中记载光绪二十三年(1897),安徽于巡抚驻地安庆铸造减重的光绪通宝钱,该书所录钱之清文标注为“宝庆”,但同样的清文,布维纳的《清钱编年谱》中标注为“清”[21],现在这个清文多数人读为“荆”。除日人著作,大多都认为此类钱铸于荆州或清江浦,因湖北已有宝武局且未见荆州铸钱史料,此类钱铸于江苏清江浦的可能性最大,与安徽是没有关系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二月十五日,因“京师制钱短少”[22],上谕要求“各省已经设局者,速即开炉鼓铸,未经设局者,即行查照旧章,一体开办”[23],铸造八分钱。
就此,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二十三日,安徽巡抚邓华熙奏呈《为安徽省向无铸钱炉厂筹建为难请俟库款稍充酌议遵办折》:“……惟安徽自设行省以来,查无铸钱成案,向未设有炉厂,亦无辩过旧章章程,可向他省咨询,以资参酌。……现在司库款项支绌异常,一切拨解支用要需,尚且难于兼顾,再办铸钱之举,财力实不能支。……实难设法鼓铸,惟有暂行请缓,以俟库款稍充,再行体察情形,酌议举办……”[24]
回复是“知道了。著俟库款稍充,即行酌议举办”。
不开铸的请求得到同意,安徽并未开铸。
《清实录》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癸未有“安徽巡抚邓华熙奏:‘安徽向无铸钱炉厂,必须筹费建造,加以购置机器、采买铜斤,在在需资。现在款项支绌异常,一时难以举办。’得旨:‘着俟库款稍充,即行酌议举办。’”
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十五日,安徽巡抚邵华熙因安徽省制钱缺少,上折请求应解部库银款免去搭解制钱一成约五、六万串。在奏折中,邵华熙说明:“安省一向未经设局鼓铸钱文,官民行用所需皆由各省贸易而来”[25]。巡抚多次明确说明安徽未曾铸币,所以,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安徽省起码不会有具规模的铸币行为,其本年申请免去搭解,之前有搭解也是筹措旧钱。安徽也有钱荒,而“补助钱源之竭”[26]的办法并不是设局开铸铜钱,在光绪后期是“筹借款项,购置机器,铸造大小银圆”[27],因为“铜价亦倍于前,倘欲开炉铸钱以补不足又耗折甚重,耗款亦无所出”[28]。“市面尚未如此之隘,钱价亦未如此之昂”[29]之时,安徽尚无能力开铸,现在开铸是万万不能。
安徽省未铸制钱,与甘肃不同的是,为市场行用,更为利益驱使,安徽开铸了银元、铜元。
光绪二十三年(1897),因“皖省制钱缺少,筹议铸造银圆以便民用而维圜法”[30],“沿海、沿江各省可自行设局仿办”[31],安徽巡抚邓华熙奏准开设银元局。“上月十三日开炉鼓铸,机灵物美,色样俱佳,各大宪均在局中察视,每日能铸万圆,拨若干于藩库及支应局发给各项俸薪,其余发给各钱庄随时兑用”[32]。
安徽银元局运营时间较短,光绪二十五年(1899)六月奉旨停办,光绪二十八年(1902)再次开局后,专事生产铜元至清朝覆灭。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二十四日,因“近来各省制钱短少,不敷周转,前经福建、广东两省铸造铜圆,轮廓精良,民间称便。近日江苏仿照办理,亦极便利”[33]。上谕要求“沿江沿海各督抚筹款仿办,即就各该省搭铸”[34]。
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十九日的《申报》刊文《皖铸铜元》:“安徽抚宪聂仲芳大中丞仿江、鄂成案,鼓铸当五、当十铜元,行之市中,以辅制钱之不足。曾于月前札委林太守载亨为提调,暂就银圆局借用机炉,旋委员往沪上采办精铜,刻已运回省垣,遂诹吉月之初十日开工鼓铸。”[35]
光绪二十八(1902)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京报》刊登了浙江巡抚安徽巡抚聂缉椝所奏《安徽仿铸铜元办有成效请饬部立案折》:“窃照安省制钱缺乏,行用钱色不一,市侩任意高下,商民受累甚深。臣到任之后,即议试造铜圆,以利民用。……省城原有银元局一所,现已停铸,屋宇宏敞。所存机器,先经户部电令解京,嗣以京局机器足用,复奉电止,毋庸起运。现虽日久不用,间有锈坏,稍加修理,得以改铸铜元,均尚可用。就原有之局地用原存之机器,既少开支费糜,毋须另就别省搭铸,以免周折。所需经费,由该藩司先后拨银三.五万两作为铸本,于本年四月初十日开局兴工,仿照各省办法,试造当五、当十、当二十三项铜元,以计重一钱、二钱、四钱为等差,凡民间完纳钱粮,关卡征收税厘以及市廛贸易货物,均照制钱行使,出入一律,不准低昂。其铜质、轮廓悉与广东、福建、江苏所造无异。数月以来,商民同声称便,行销甚为流通。……”[36]
替代制钱成为辅币主流的铜元:
四、光绪时期的新疆红钱
西汉时期,张骞开辟了从长安经河西走廊、西域,并连接南亚、北非、里海、地中海沿岸的陆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正式成为沟通中外的“国道”,从此后,使者、商贾不绝于行,西汉太初四年(前101),西域建制,设立使者、校尉等职官,数百士卒在渠犁、轮台一带屯田戍守,在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同时,将中央王朝的政治制度引入新疆地区,新疆地区被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并一直延续至今。
清朝时,康熙三临朔漠,征讨准噶尔部,雍正朝中央政府平定青海、宁夏等地,为包括新疆地区在内的中国西北各地纳入中央管理打下基础,乾隆十九年(1754),杜尔伯特、和硕特、辉特等西蒙古各部先后回归,乾隆二十年(1755)准噶尔平定,二十一年(1756)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反叛,伊斯兰教封建主和卓之子小和卓霍集占附逆,旋率众潜归西域南疆,纠合其兄大和卓并自称“巴图尔汗”起乱,史称“大小和卓之乱”。中央政府于二十三年(1758)出兵克库车、沙雅尔、阿克苏、乌什诸城,次年收和阗、喀什噶尔、叶尔羌诸城。阿睦尔撒纳先亡命俄境,后病死,霍集占后败逃巴达支山(今阿富汗境内)被杀,回部亦平。
为昭示乾隆帝平定新疆的功绩,新疆地区在首铸乾隆通宝后,乾隆于三十七年(1772)下旨今后历朝皆要铸乾隆通宝,“永远恪遵,不必改毁另铸”[37],并以为征税、发放军饷的法定货币。乾隆钱的铸发是中国新疆地区加强财政管理、发展商业和进一步团结少数民族的重要措施。
不同于多数直省一省一局的格局,新疆设置了多个铸币局,除北疆行用制钱外,各钱局铸造具有新疆特色的红钱,红钱之面为汉文,钱背用维吾尔文和清文书写局名,特色鲜明。
光绪时期,新疆存有几个红钱铸局。
光绪初,左宗棠伐灭阿古柏入侵政权,四年(1878)九月恢复阿克苏局,开炉八座,恢复红钱鼓铸,该局铸钱曾仰仗内地支持,不但陕西等同属西北的省份,甚至南方亦有贡献,“前月杪,忽有官差到省,谓阿克苏地方行将开铸钱钞,乏匠工作,是以调取鄂匠八名,并提金炉匠一名,各给安家银两云”[38]。
阿克苏局仿铸宝泉局乾隆通宝钱,补铸乾隆通宝背日纹钱等。光绪九年(1883)后铸乾隆通宝背“九”、乾隆通宝背“阿十”钱,代喀什噶尔局铸光绪通宝背“喀十”钱,自铸光绪通宝背“阿十”钱。阿克苏局曾铸维文在左,清文在右的光绪通宝背“阿十”、背“喀十”红钱,曾铸简笔维文下日纹光绪背“阿十”钱,后停铸。光绪十二年(1886)重开,至光绪十八年(1892),由于木炭等供应问题,移局于库车,移局库车后不以阿克苏局名铸钱。
仿宝云局光绪通宝红钱应是阿克苏局铸造。
左宗棠收复南疆后,光绪四年(1878),库车局开铸,发给乾隆通宝宝源局钱等作为样钱仿铸乾隆红钱,十二年(1886)冬撤局,十八年(1892)阿克苏局移至库车,与原已裁撤的库车局合并成为由库车同知管理的南疆最大最具实力的铸钱局,并为其他地区铸局担负代铸、补铸和仿造红钱的任务。并补铸、仿铸、代铸了大量红钱,光绪通宝背“九年十”、“光绪丁未“、“光绪戊申”等钱均为该局铸造。丁未钱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造,有清文库车和宝新两种。戊申钱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造,仅见清文库车一种。
光绪丁未背宝新钱
光绪十二年(1886)建宝新局于迪化,初开炉两座,先照库车之法,以泥窝化铜未果,又用川陕之法仍收效不佳,后仿南省铁厂烧水倒锅之法,以班炉熔铜获得成功。光绪十六年(1890)宝新局已有炉八座,连续鼓铸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
在规复制钱之初,新疆也被要求开铸,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十四日,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为此上奏称:“兹接藩司魏光焘详称:遍查新疆北路,向用制钱,南路向用红钱。永平时制钱于伊犁设宝伊局鼓铸,红钱于阿克苏设局,就温宿、拜城、库车三属额铜鼓铸,其钱沿缠俗普尔式样,枚重一钱三分,以一文当制钱之四,以五百文为一挂,合银一两。自阿古柏窃踞,南路八城创铸天圆形如饼,中无方孔,每圆五分,沿用既久,成色分量任意低减,流弊滋多。光绪六年,前陕甘督臣左宗棠奏请改铸银钱,每圆一钱,制造新式,铜模校准,一律交前帮办军务、升任山东抚臣张曜设局试办,以防作伪,因工多费钜,旋复停止。北路制钱亦为入关商民携带略尽,市肆遂通用天罡,南路仍天罡、红钱并用。十一年,因各属完纳额铜民多不便,改征粮石,阿克苏局需用之铜遂招民承采,由官价购,然小民类多穷苦,必须公家先给成本。嗣拟广铸红钱,为禁革天罡地步,复于北路南山试挖铜矿,就省鼓铸,而以库车铜益之。南路则以拜城等处之铜专供阿克苏局。无如产铜之区,多系童山,且隔民居,动辄数站,负粮运炭,咸苦造涉,北路人烟稀少,工价更昂,铜苗亦复不旺,以故南山铜斤岁不满万,温宿、拜城、库车三属合计亦不过五万余斤,工匠技艺未娴,每日只成钱一挂,而北路多寒,南路多热,每年又需停工三、五月不等”[39]。诸如此情等,新疆广铸制钱难以实现,只能继续铸造红钱使用。
光绪十四年(1888)至三十四年(1908),因红钱奇缺,喀什地区喀什噶尔局开炉鼓铸红钱,熔废炮五尊,得铜四千斤铸成红钱二百二十串。喀什地区辖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各城,因商品经济发达,需要大量货币,但其地原料缺乏,后不得不请求阿克苏、库车局代铸,较多见的背“喀十”钱即由阿克苏和库车两局代铸。
乾隆下旨新疆地区铸造乾隆通宝钱“永远恪遵”,乾隆通宝钱在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各朝都有补铸,尤以光绪朝为多,光绪朝还曾补铸道光、同治等年号通宝钱并仿铸宝泉、宝源、宝浙局乾隆通宝钱和宝泉局光绪通宝钱等。
光绪时期的新疆红钱:
光绪时期新疆所铸前朝年号红钱:
1、光绪时期铸乾隆通宝背满维文阿克苏局一
2、光绪时期铸乾隆通宝背满维文阿克苏局二
3、光绪时期铸乾隆通宝背满维文阿克苏局三
4、光绪时期铸乾隆通宝背满维文阿克苏局背日
5、光绪时期铸乾隆通宝背满维文阿克苏局阿十
6、光绪时期铸乾隆通宝背满维文阿克苏局喀十
7、光绪时期铸乾隆通宝背满维文库车局
8、光绪时期铸乾隆通宝背满文宝库车局库局
9、光绪时期铸乾隆通宝背满文宝库车局库十
10、光绪时期铸乾隆通宝背维文光绪背月牙
11、光绪时期铸乾隆通宝背满文宝源局背月
12、光绪时期铸乾隆通宝背满文宝泉局
13、光绪时期铸道光通宝背满文宝库车局新十
14、光绪时期铸道光通宝背满维文库车局库十
15、光绪时期铸同治通宝背满维文库车局库十
仿宝泉局、宝浙局光绪通宝新疆红钱:
注释:
[1]黑龙江曾有开局鼓铸的构想,光绪十九年(1892)七月,因“黑龙江通省现钱奇绌、官民无措”,依克唐阿奏请“先借动官款,试办鼓铸”。相关记载见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1版《光绪朝硃批奏摺》第九十一辑第899页。
[2]蒋锦华:《申报圜法录 民国部分第二册1922年-1927年》,第634页。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第九十二辑,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1版,第258页。甘肃所需制钱长期依赖四川钱局,陕西所需制钱亦曾由四川代铸。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第九十一辑,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1版,第662页。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第九十一辑,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1版,第662页。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第九十一辑,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1版,第662页。
[7][清]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第六册,《甘肃暂缓开炉鼓铸制钱片》,岳麓书社,1992年,第742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第九十一辑,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1版,第663页;蒋锦华:《申报圜法录1872年-1899年》,第78-79页。
[8]蒋锦华:《清实录·圜法摘要1643年-1912年》,第321页。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第九十一辑,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1版,第740页。
[10]蒋锦华:《清实录·圜法摘要1643年-1912年》,第335页。
[11]蒋锦华:《申报圜法录1872年-1899年》,第266页。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晚清各省铸造银圆史料选辑》(上),《安徽巡抚邓华熙为遵旨停铸银圆息借商款请予筹还事奏折》,《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第34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第九十二辑,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1版,第169页。
[13]蒋锦华:《申报圜法录1872年-1899年》,第571页。
[14]蒋锦华:《申报圜法录1872年-1899年》,第571页。
[15]蒋锦华:《清实录·圜法摘要1643年-1912年》,第358页。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第九十二辑,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1版,第141-142页。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第九十二辑,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1版,第141-142页。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第九十二辑,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1版,第141-142页。
[19]蒋锦华:《申报圜法录1872年-1899年》,第586页。
[20]蒋锦华:《申报圜法录1872年-1899年》,第579页。
[21]日本的泉谱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讹误多也是事实。布维纳的《清钱编年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局限性和错误亦明显。
[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晚清各省铸造银圆史料选辑》(上),《安徽巡抚邓华熙为遵旨停铸银圆息借商款请予筹还事奏折》,《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第34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第九十二辑,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1版,第169页。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晚清各省铸造银圆史料选辑》(上),《安徽巡抚邓华熙为遵旨停铸银圆息借商款请予筹还事奏折》,《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第34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第九十二辑,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1版,第169页。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晚清各省铸造银圆史料选辑》(上),《安徽巡抚邓华熙为遵旨停铸银圆息借商款请予筹还事奏折》,《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第34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第九十二辑,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1版,第169页。
[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第九十二辑,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1版,第141-142页。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第九十二辑,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1版,第141-142页。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第九十二辑,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1版,第141-142页。
[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第九十二辑,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1版,第141-142页。
[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第九十二辑,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1版,第141-142页。
[30]实业部国际贸易局:《最近三十四年来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31]实业部国际贸易局:《最近三十四年来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32]蒋锦华:《申报圜法录1872年-1899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二十一日新闻《银圆开铸》,第539页。
[33]蒋锦华:《申报圜法录》,福建省钱币学会,2004年8月,第89页。
[34]蒋锦华:《申报圜法录》,福建省钱币学会,2004年8月,第89页。
[35]蒋锦华:《申报圜法录》,福建省钱币学会,2024年8月,第70页。
[36]蒋锦华:《申报圜法录》,福建省钱币学会,2004年8月,第89页。
[37]《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五》卷之九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
[38]蒋锦华:《申报圜法录1872年-1899年》,第188页。
[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摺》,第九十一辑,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1版,第7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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