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即将过去，“十四五”进入收官阶段，“十五五”规划的筹备已经展开。从“一五”算起，中国已经走过十四个五年。
早年的“计划”后来改称“规划”，一字之差，涵盖的内容越来越多：它要给市场指路，告诉企业和资本国家接下来想做什么；要给地方派活，让国家、省、市县各自承担相应任务；还要给老百姓兜底，把就业、医疗、教育、养老都纳入其中。
在这样的节点上，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很具体：近来物价出现止跌回升的迹象，可招聘平台上，不少文员、前台、客服、操作工岗位的月薪仍停在两三千元。物价回暖之后，工资会不会跟着涨？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回顾过去三年大家的切身感受。
2023年可以说是休养生息的一年。憋了三年之后，全社会对复苏抱着极高的期待，政策也没有大力刺激，人口、房地产和消费的修复速度却被高估了。
兴冲冲开店的、入市的、买房的，不少人都碰了钉子。餐饮业的开店率和闭店率同时创出新高，反倒是二手餐饮设备回收商生意红火。
这一年，房地产风险持续扩散，手机、家电、汽车、家居等耐用品消费随之下滑。与此相对，“花小钱买快乐”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奶茶、零食店、盲盒、彩票、上香、旅游、演唱会、酒店都很热闹。
“性价比消费”“情绪消费”从这一年开始大范围流行，网上关于“通缩”“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2024年，为了提振住房、汽车和3C消费，家电以旧换新、汽车以旧换新、存量房收储等政策接连推出。消费确实被拉动了，代价是各行各业越卷越厉害，价格战日趋激烈，劳动者周平均工作时长创下新高。
转机出现在另一面：传统行业越卷，新兴产业越强。生成式人工智能突飞猛进，新能源汽车对合资燃油车形成领先，几乎所有行业都在尝试出海，与低迷的内需形成鲜明对比。
也正是在这一年，两个核心矛盾浮出水面。第一，人们作为消费者享受着低价，作为生产者却被低价压得苦不堪言。
第二，人们为科技日新月异而自豪，又担心自己的饭碗被技术取代。宏大叙事与个体日子之间的温差，从未像现在这样明显。
到了2025年，这两大矛盾仍在发酵。
如果把这几年的变化放到更长的时间里看，可以把它理解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第三次经济转型。前两轮增长更多依靠劳动力红利、城镇化、资本扩张和外贸增长；新阶段的增长动力，正在转向技术溢价和人力价值的提升。
这次转型的核心变化可以概括为“物变少、人变贵”。在技术进步、产能提升和激烈竞争的共同作用下，商品和物质投入变得越来越便宜；而教育、医疗、养老、服务业以及高技能劳动等与人直接相关的部分，成本和价值都在上升。
这一结构变化，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低物价并不必然带来高收入。企业一旦陷入低价竞争，利润被压缩，就会削减用工、压低工资或者拉长账期。
劳动者收入上不去，作为消费者只能继续追逐低价；需求只认便宜货，企业就得接着降价。这样一来，便形成了“越买越便宜、兜里越没钱”的循环，两三千元的低薪岗位正是在这种循环里被固定下来的。
反内卷要破解的正是这个循环。近期已经出现一些信号：居民消费价格环比回升，部分车企宣布退出价格战，有关部门也明确要求重点行业加强自律，不再进行低于成本的无序竞争。
需要强调的是，反内卷的目的不是单纯把商品价格推高，而是遏制低于成本的恶性竞争，让企业恢复合理的利润和现金流，进而改善投资、就业和薪酬。所以，物价回升和工资上涨不会同步发生。
企业要先修复资产负债表，供应链回款要先恢复正常，订单要先回暖，这些都完成之后，改善才可能一层层传导到劳动者身上。在这段时间里，日常开销可能先涨起来，工资却未必马上跟上，这是传导过程中难以回避的滞后期。
工资之外，普通人的日子还取决于另一本账：教育、医疗、养老这些开支由谁承担、承担多少。未来五年，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的重新划分，将是一项关键改革。
前面提到，国家规划要把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责任分解到不同层级。现行体系的难点在于，地方承担了大量公共服务和发展任务，可自主支配的财力却不够。
未来需要更清晰地界定中央、省、市县各自的公共服务责任，让财力与支出责任更加匹配，用制度调整来承接“人力价值上升、物质消耗下降”的新产业结构。
说到底，“月薪两三千的时代要结束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的工资会立刻上涨，而是指经济正在告别依靠低成本、低工资和大规模物质投入的旧模式，转向更重视技术、服务、人力资本和公共保障的新模式。在这个方向上，“人变贵”既是趋势，也是目标。
这个目标能否落到每个人的工资条上，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反内卷能否真正恢复企业的合理利润，让利润顺着产业链传导到用工和薪酬；二是产业升级能否创造出更多高附加值岗位；三是财政和公共服务改革能否减轻普通家庭在教育、医疗、养老上的负担。
三者都推进到位，物价回升之后工资跟着上涨才有坚实的基础，两三千元的低薪岗位也才可能逐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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