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贵州省石阡县党史研究所副主任杨又铸在龙塘镇甘溪曹村走访时,听到了一件怪事:村民每逢清明、重阳,都会结伴前往困牛山祭拜一批红军。山里没有墓碑,也没有姓名,只有一代代人口口相传的故事。
村民说,1934年冬天,山上曾有一百多名红军被敌人围困。敌军把百姓推到前面,想借此逼迫红军放下武器。红军不愿伤害群众,退到悬崖边后,宁死不降,许多人纵身跳下。
这段传说让杨又铸既意外又疑惑。石阡县地方史料中,并没有一支红军部队在困牛山作战的明确记载。老人们也说不清部队番号,只知道那些人纪律严明,从不抢百姓东西。
“他们不是土匪,是红军。”一位老人这样告诉他,“当年乡亲们都看见了。”
线索很少,调查却不能只靠传闻。杨又铸走访村民,查阅县志、地方文史资料,又到困牛山实地查看。山势陡峭,河道狭窄,几处岩壁几乎无法通行。当地群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下到崖底寻找遗骨,但由于年代久远,始终没有确定这些战士的身份。
真正的突破口,出现在时间上。
1934年8月,红六军团约9700人从湘赣苏区出发,承担西征任务,准备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并寻找与红三军会合的机会。国民党军发现红六军团行动后,调集湘、黔、桂等地部队实施堵截,红六军团被迫在黔东地区反复机动。
这支部队并不是一路向前冲。它要摆脱追兵,也要牵制敌军,还要顾及主力转移。到了甘溪一带,敌军兵力迅速增加,红六军团面临被合围的危险。若全军被拖在这里,后果不堪设想。
危急关头,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二团承担了断后任务。部队原有八百余人,在连续作战和突围中伤亡严重。为掩护主力,师长龙云率部分人员转移,另一部分战士留下牵制敌军。此后,队伍又进行了分散行动,试图利用山路和密林摆脱追击。
红军对当地地形并不熟悉,行军途中曾依靠群众带路。由于敌军封锁和地方局势复杂,部队逐渐进入黑滩河、困牛山一带的险地。追兵紧随其后,山路被截断,分散的红军难以重新集中。
留下阻击的一百多名战士,凭借山势与敌人周旋了两天两夜。敌军不熟悉地形,只能不断向山上射击。带队阻击的田海清在战斗中牺牲,战士们仍未撤退,继续为其他人员争取时间。
后来,敌军抓来当地百姓,强迫他们走在队伍前面,企图用群众挡住红军火力。红军战士面临两难处境:开枪,百姓会受伤;不开枪,自己就会被逼入绝境。
最终,剩下的一百七十多名红军被压到悬崖附近。敌人试图迫使他们缴械,战士们折断枪支,宁愿跳下山崖,也没有向敌军投降。当地群众后来收殓遗体,因不知姓名和番号,只能在山下祭拜这些无名战士。
另一支由龙云带领的队伍,也在突围中遭到包围。龙云负伤被俘后,曾以普通士兵身份隐瞒自己的真实情况。敌军审讯没有得到情报,后来因有人指认,他的身份才被发现。龙云被押往医院,最终因伤势恶化去世。
困牛山的战斗,为红六军团主力摆脱追兵争取了时间。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贵州木黄会师,完成了历时八十多天、行程五千余里的西征任务。
但第五十二团究竟去了哪里,始终没有得到完整答案。新中国成立后,相关部门曾多次派人到贵州调查,受制于档案缺失、年代久远和人员凋零,调查一直没有形成确切结论。
杨又铸没有把村民的祭祀当作普通传说。经过两年多查证,他将困牛山战斗的时间、地点、部队行动方向,与红六军团第五十二团的失踪情况逐一比对。2004年7月,贵州方面的专家确认,困牛山牺牲的红军战士,确属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二团。
尘封近七十年的谜团,由此有了答案。甘溪曹村后来改名为困牛山村,2008年,当地修建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碑名由萧克题写。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战士,也终于有了共同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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