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飘这次北戴河之行,并不是单纯探亲。他和好友林用三原本进入留苏预备班,学习成绩不错,也一直把赴苏深造视为人生的重要安排。由于当时国际关系发生变化,留苏计划突然中止,两个年轻人一下子失去了明确方向。

林用三比谢飘年幼一些,平日遇到事情,总愿意听这位“哥哥”的意见。计划落空后,他问谢飘怎么办。谢飘没有急着抱怨,而是想起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想起了在那里主持办学的陈赓。

“既然出国学习暂时去不成,为什么不去哈军工?”谢飘说,“那里同样需要真正学本领的人,陈赓也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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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防工业基础薄弱,航空、炮兵、装甲、工程等领域都缺少专业人才。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于1953年,陈赓担任院长期间,十分重视教学质量和学科建设,希望把学校办成培养国防科技人才的重要基地。

谢飘与林用三打听到,陈赓正在北戴河休养,谢觉哉也在那里。于是,谢飘赶赴北戴河,准备当面听听长辈的意见。对他而言,这既是一次求学选择,也像是在寻找延安童年与现实人生之间的连接点。

谢觉哉见到儿子后,没有把留苏受阻看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他谈得很实际:道路改变了,志向不能跟着改变;学习地点变了,报效国家的事情并没有变。谢飘提出想去哈军工,谢觉哉没有替他作决定,只问他是否真正想清楚了。

得到肯定答复后,谢觉哉带着儿子去见陈赓。那时的陈赓身体已经不如从前,曾因心脏疾病住院,疗养期间仍牵挂学校建设。听说谢飘要到哈军工,他很快露出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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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飘长大了,来哈军工好。”陈赓说,“国家培养人才,不在于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关键是把本领学到手。”

谢飘看着眼前的陈赓,想起延安时期对方留给自己的印象。那时,陈赓常留着胡子,性格爽朗,孩子们都愿意亲近他,于是谢飘一直称他为“胡子爸爸”。多年后再次相见,称呼没有变,彼此之间的感情也没有变。

谢飘对陈赓说:“胡子爸爸,国家离不开你啊。您一定要保重身体。”

这句话带着晚辈的亲近,也包含着青年人对国家建设的朴素理解。陈赓没有多谈自己的病情,反而询问谢飘在预备班的学习情况,还关心林用三的去向。他希望这些年轻人尽快进入专业学校,把所学知识用到国防建设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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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谢飘和林用三进入哈军工,成为第八期学员。入学前的军事训练并不轻松。队列、射击、投弹、体能训练接连进行,生活条件也相当有限。主食中常有高粱米,一些学生吃不惯,训练之后仍要坚持学习。

谢飘把这些情况写信告诉父亲。谢觉哉的回信没有只说安慰话,而是引导儿子理解“吃苦”的含义。他认为,苦与甜不能脱离环境判断,能够在国家重点学校接受系统训练,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机会。

在信中,谢觉哉还提醒儿子,身体要锻炼,思想要锻炼,学业也要锻炼。困难不会因为抱怨而消失,真正重要的是保持清醒,想办法把眼前的事情做好。这样的家书,既像父亲对孩子的叮嘱,也像一堂关于做人和做事的课。

哈军工的几年里,谢飘与父亲保持书信往来。谢觉哉很少替儿子安排具体道路,却反复要求他独立思考、虚心听取意见,不能因为自认为正确,就轻易否定别人。遇到不同看法,要讲道理,也要讲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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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特别提醒谢飘,“不怕得罪人”不能理解成说话尖刻、办事强硬。发现问题要敢于指出,但方式应当平和;劝说无效时,也要保持耐心。谢觉哉看重原则,却不赞成把坚持原则变成意气用事。

谢飘后来走上对外经贸工作的岗位,曾在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商务处任职。面对外事和经贸事务,他延续了在哈军工形成的习惯:材料要核实,问题要分析,事情要落到实处。接待外宾时,他重视国家礼仪,个人生活却保持简朴。

一次,老同学南新果来信求助,称妹妹在意大利生活遇到困难。谢飘了解情况后,前往当地核实,并按有关规定协助处理。事情传开后,曾有人借题发挥,怀疑他办事越权。经过调查,相关情况得到澄清,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这件事没有改变谢飘的处事方式。他没有借机发泄,也没有把个人得失看得过重。谢觉哉留给他的那套做人准则,早已不只是书信上的话,而是融入了他的选择:把事情做实,把责任担起,少计较个人名声,多考虑事情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