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姐夫不见了,小妹也不见了!」

1909年冬天,安徽安庆陈家大宅里,怀着身孕的高大众冲进书房,丈夫陈独秀的书箱已经空了,跟他一起走的,是她同父异母的亲妹妹。

她守着这个家等了20年,到死也没等回丈夫,可在她去世17年后,丈夫的棺材却被抬到了她的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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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陈松年老了以后,常有人上门打听他母亲的事。

老人坐在藤椅上想了很久,只说出一句话。

「我的亲母姓高,无名字。」

她留在史料里的,确实只有一个姓。

后人管她叫高晓岚,也有资料记载,她本名叫高大众。

她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高小众。

当爹的给姐妹俩起这样的名字,大概是盼着她们一辈子相互帮衬。

他没料到,这对姐妹后来会先后嫁给同一个男人。

高大众1876年出生,父亲高登科是清军安庆绿营的副将。

据说高登科是穷苦人出身,从勤务兵干起,打仗不要命,一路立功,最后穿上了朝廷赏的黄马褂。

高家从此成了地方上的显贵。

高大众很小的时候,生母詹氏就去世了。

高登科常年在外带兵,又续娶了一房。

继母进门后,生下了女儿高小众,也就是后来的高君曼。

从那以后,妹妹穿新衣、吃细点,高大众却要烧火、洗衣、哄孩子。

有一回,她端着一盆脏衣服从井边回来,十根指头冻得通红。

继母坐在廊下嗑瓜子,瞥了她一眼,把瓜子壳吐在地上。
「洗个衣服磨磨蹭蹭,当自己是大小姐?」

高大众放下盆,一声没吭,又挑起水桶出了门。

她从小就是这个脾气,受了委屈不哭不闹,全咽进肚子里。

这事后来传到了高登科耳朵里。

他又气又愧,派人把大女儿接到安庆,放在身边亲自带。

因为心里觉得亏欠这个闺女,挑女婿的时候,他比谁都上心。

1896年,安庆城里传开一件新鲜事。

怀宁陈家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考秀才考了头名。

这少年叫陈庆同,字仲甫,后来用了个笔名,叫独秀。

陈家是安庆有名的大户。

陈独秀的生父去世得早,他被过继给了叔父陈衍庶。

陈衍庶是举人,在东北做官,家底殷实。

媒人一上门,两家一拍即合。

高登科拉着媒人的手,乐得合不拢嘴。

「这孩子头一回下场就考了第一,往后中举人、中进士,我闺女跟着他,这辈子再不用受苦了。」

1897年,高大众嫁进了陈家,她比丈夫大三岁。

她天不亮就起床给婆婆请安,一大家子的饭菜、针线,她料理得妥妥帖帖。

陈家上下都夸这个媳妇贤惠。

同一年,陈独秀去南京考乡试。

考场的长巷里,他撞见一个徐州来的胖考生。

那人光着身子,辫子盘在头顶,趿拉着一双破鞋,捧着考卷在号舍间晃来晃去,摇头晃脑地念着文章。

陈独秀站在一旁盯了半天,心里冒出一个念头。

【这种人要是考中了做官,国家和百姓还有好日子过吗?】

那一科,他落了榜。

此后,他再也没进过科举的考场。

新娘子盼着丈夫中举当官,新郎官却已经跟科举一刀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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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婚后第二年,长子陈延年出生。

1900年,长女陈玉莹出生。

1902年,次子陈乔年出生。

孩子一个接一个落地,丈夫在家的日子却越来越少。

他先去了杭州求是书院,学洋文,学造船。

这些年,大清先是在甲午战争里败给了日本,后来八国联军又攻进了北京。

不少读书人憋着一口气东渡日本,想弄明白小小的日本凭什么打赢了大清。

1901年,陈独秀也去了日本。

安庆坊间流传着一个说法。

陈独秀要去日本,手头缺盘缠,就开口跟妻子借她那只十两重的金镯子。

「借我用用,等我回来,加倍还你。」

高大众把手往袖子里一缩。

「好好的秀才不当,跑到东洋去做什么?」

「去学人家怎么强国。」

「国是皇上的事,轮得到你操心?」

陈独秀没再开口,甩手出了门。

镯子到底没借出去。

这段往事真假难考,可两口子之间的心结,确实越系越紧。

高大众攥着镯子不放,还有一层缘故。

她是清军副将的女儿,她爹穿着朝廷的黄马褂,吃着朝廷的俸禄。

在她眼里,丈夫嘴里那些新名词,样样都是杀头的罪过。

1903年,沙俄赖在东北不肯撤兵,拒俄运动爆发。

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登台演说,痛陈国家危亡,台下挤满了青年学生。

没过几天,官府的通缉令就贴了出来。

陈独秀连夜逃出了安庆。

那天夜里,高大众抱着熟睡的乔年坐在床沿上,一遍遍地盘算。

【他犯了王法,要是官府找上门,这一家老小怎么办?】

等丈夫回了家,她堵在房门口,把憋了许久的话全倒了出来。

「你闹什么革命,我不懂。我只知道,你要是出了事,爹娘谁养,孩子谁管?」

「我做的事,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家。」

「千千万万个家我管不了,我只管这一个。」

1904年,陈独秀在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

有一天,族里一个识字的亲戚拿着报纸找上门,神色古怪。

「仲甫在报上写了篇文章,叫《恶俗篇》,专骂父母做主、媒人说合的亲事,说那是害人一辈子。」

高大众没读过书,报上的字一个也不认得。

她听亲戚念完,手里的针扎进了指头,血珠冒出来,她都没察觉。

丈夫在报上骂的,正是她自己的这门亲事。

1907年,陈独秀再次去了日本。

他回国后,两口子说不上三句话就吵,吵完了,一个进书房,一个回卧房。

到1908年,这段婚姻已经名存实亡。

高大众性子倔,心思却简单。

她只当夫妻吵架是常事,吵着吵着,日子总能过下去。

1909年冬天,一个人从北京回到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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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这一年,陈独秀的大哥陈孟吉病死在东北。

陈独秀赶去奉天,把大哥的灵柩运回了安庆,冬天便留在了家里。

同一个冬天,高君曼放了寒假,来安庆住进了姐姐家。

她在北京读女子师范,说话爽利,张口就是新书里的道理。

姐夫的文章,她早就一篇篇读过。

一见面,她就拉着姐夫问个不停。

陈独秀很久没碰到能这样说话的人了。

两个人在书房里,从报上的时局聊到日本的女学堂,一聊就是大半夜。

高大众端着茶走到书房门口,里头正说得热闹。

她推门进去,两个人同时住了嘴。

妹妹起身接过茶盘,笑着说:

「姐,你早点歇着吧,我跟姐夫说说学堂里的事。」

高大众点点头,退了出去。

她回到卧房,手搭在隆起的肚子上,望着书房窗纸上的灯影,直到灯灭了才躺下。

书房的灯,一夜比一夜灭得晚。

下人们开始在背后嚼舌头。

陈独秀的嗣母谢氏把高大众叫到跟前,压低了嗓子。

「大众,你是当姐姐的,你妹妹那边,你得管一管。」

高大众去找了妹妹。

她不会讲大道理,憋了半天,只说出一句。

「小妹,你书读得多,姐说不过你。可你姐夫是有家有口的人,你肚子里那些墨水,总不能连这个理都不认。」

高君曼的脸一下子红了,眼圈也红了。

「姐,我没想害你。」

「那你就回北京去。」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上,丫环慌慌张张冲进屋里。

「姐夫不见了,小妹也不见了!」

高大众扶着门框一路奔到书房。

书箱空了,桌上的笔墨也收走了。

没过多久,消息传了回来。

陈独秀带着高君曼去了杭州,在浙江陆军学堂教书,两个人住到了一起。

1910年,两人公开宣布要结婚。

陈家炸了锅,高家也炸了锅。

姐夫娶小姨子,原配还在家里怀着孩子,在当时,这是败坏门风的丑事。

两家人坐到一起商量,最后联名发了一份声明,不承认这桩婚事。

陈独秀和高君曼宁可不要陈、高两家的一分家产,也要在一起。

这一年,高大众生下了小儿子陈松年。

还在坐月子,娘家就来了人,劝她回高家去。

高大众抱着孩子,摇了摇头。

「我回哪去?那是我的娘家,也是她的娘家。」

她要是走了,婆婆没人伺候,四个孩子没人管。

那一年,她三十四岁。

她留在了陈家,这一守,就是整整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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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陈独秀回到安庆,在安徽都督府当了秘书长。

人就在安庆城里,高大众听说了,没有去找他。

她只管让孩子们照常上学。

延年和乔年都争气,书读得好,脾气却跟他们的爹一个样,认准的事谁也劝不回头。

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二次革命随即爆发。

陈独秀追随安徽都督柏文蔚,起兵讨伐袁世凯。

二次革命失败后。

袁世凯派北洋军阀倪嗣冲来做安徽都督。

柏文蔚和陈独秀,成了倪嗣冲通缉的头号要犯。

陈独秀逃去了上海。

倪嗣冲扑了个空,就把矛头对准了陈家,扬言要斩草除根,非抓到陈独秀的儿子不可。

那天傍晚,有人抢先一步给陈家报了信。

「官兵要来抓少爷了!」

婆婆谢氏的脸一下子白了。

高大众把两个大儿子拽到后院,压着嗓子交代。

「翻墙出去,往乡下跑,别回头,听见没有?」

那一年,延年十五岁,乔年十一岁。

初更时分,倪嗣冲派来的官兵把陈家宅子围了个水泄不通。

延年蹲下身子,让弟弟踩上自己的肩膀。

「上去,抓稳了。」

乔年攀上墙头,回身伸手,把哥哥拽了上去。

兄弟俩一前一后跳进夜色里,没了踪影。

三岁的松年看见哥哥们翻墙,哭着也要跟。

下人把他托上墙头,他小手一软,一头栽进了隔壁院子。

孩子正好掉进了邻居家的澡盆里。

邻家一个妇人跑出来,一看是陈家的小少爷,二话没说,把他按在澡盆里,撩起水往他身上浇。

官兵搜到隔壁,只看见一个当娘的在给自家孩子洗澡。

「看什么看?孩子冻着了,你们赔?」

官兵骂骂咧咧地走了。

陈家这边,箱子被撬开,柜子被掀翻,值钱的东西被洗劫一空。

官兵翻遍了宅子,没找到陈独秀的儿子,不肯空着手回去交差。

他们一眼瞅见了一个少年。

那是陈独秀的大哥陈孟吉留下的儿子,陈永年。

「这个就是陈独秀的崽子,带走!」

高大众扑上去拦,被一把搡倒在地。

「他不是!他是我大伯家的孩子!」

没人理她。

陈永年被当成陈独秀的儿子抓走,这一关,就是四年。

天亮以后,高大众坐在一地狼藉的堂屋里,披头散发,手掌上全是擦破的血口子。

十年前她堵在房门口问丈夫的那句话,如今应验了。

【你要是出了事,这一家老小怎么办?】

丈夫早已另娶,祸事却照样落在她头上。

她没骂一句,也没掉一滴泪。

她爬起来收拾好屋子,托人去乡下打听儿子的下落,又四处托人打听侄子关在哪里。

两年后,一封信从上海寄到了安庆。

写信的人是陈独秀。

信上只有一个意思,让两个儿子去上海。

05

信是延年念给母亲听的。

念完了,屋里半天没人吭声。

十几年前,丈夫找她借镯子去日本,她死活不肯松手。

如今轮到了儿子。

延年站在她跟前,个头已经比她高出一截。

「娘,安庆太小了,我跟乔年想出去读书。」

高大众盯着儿子,盯了很久。

【他爹走了就没再回来,这两个,怕是也留不住了。】

当天夜里,她从箱底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她攒了多年的首饰。

她挑了几件,塞进延年的包袱里。

「到了上海,别亏着自己,也别亏着你弟弟。」

延年接过包袱,叫了一声「娘」,扭头出了屋。

当年那只镯子,她没给丈夫,这一回,她把能给的都给了儿子。

1915年,延年和乔年辞别了祖母和母亲,去了上海。

从此,兄弟俩再也没回过安庆老家。

这一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也就是后来的《新青年》。

他没让两个儿子住进家里,只让他们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兄弟俩住在杂志发行所的店堂里,晚上在地板上铺张席子就睡。

白天在外头做工,晚上去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念书。

冬天店堂四处漏风,兄弟俩挤在一床薄被里,嘴唇冻得发紫。

陈独秀的老朋友、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看在眼里,常常接济兄弟俩。

最着急的人,是高君曼。

她是延年、乔年的继母,也是他们的亲姨妈。

她几次劝丈夫,把孩子接回家住。

「他们还是半大孩子,吃不饱穿不暖,冻出病来怎么办?」

陈独秀把手里的稿子一放。

「妇人之仁,只会害了孩子。他们自己闯出来的路,才走得稳。」

高君曼说不动丈夫,就自己拎着吃的去了发行所。

延年起身,规规矩矩地喊了一声「姨妈」,东西却一样也没收。

乔年躲在哥哥身后,一句话也不说。

高君曼拎着篮子在门口站了一阵,转身走了。

兄弟俩心里有个结。

当年在安庆,就是这个女人带走了他们的父亲。

后来,兄弟俩一起考进了震旦大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消息传到安庆,比报纸先到的,是街坊们的议论。

「听说了吗?陈仲甫在北京散传单,被抓进去了!」

高大众正在院子里晒被子,手一松,被面滑落在地上。

当晚,女儿陈玉莹撞见母亲一个人坐在灯下,盯着丈夫留下的那方砚台出神。

「娘,你还惦记他?」

「惦记什么。」

高大众把砚台推到一边。

「我是怕他连累你两个哥哥。」

那几年,一大批中国青年远赴法国,一边做工,一边读书。

这一年冬天,延年和乔年也坐上了去法国的轮船。

家里只剩下高大众、婆婆、玉莹和小松年。

玉莹是家里的长女,大事小情,她都替母亲扛着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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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兄弟俩在法国一待就是好几年。

家书寄回安庆,一封要在路上走一个多月。

每回信到了,高大众都让玉莹一字一句地念,念完一遍,再念一遍。

1922年,延年和乔年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兄弟俩又去莫斯科学习,回国后各自挑起了重担。

延年去了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

他穿粗布衣裳,跟工人同吃同住,同志们都服他。

1927年4月底,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陈独秀和延年、乔年父子三人,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

这一年,高大众去了一趟武汉,探望病重的乔年。

这个半辈子守在家里的女人,背着一个包袱,上了去武汉的船。

从1915年兄弟俩离家算起,母子俩已经十二年没见了。

乔年躺在床上,看见母亲推门进来,愣了一下,撑着身子就要坐起来。

「娘,你怎么来了?」

高大众一把按住他。

「躺着。你不回家,娘还不能自己来看你?」

她把带来的腌菜、鸡蛋一样样摆在床头,又打来热水,给儿子擦脸擦手。

乔年由着母亲摆弄,就像小时候那样。

一天,乔年犹豫着开了口。

「娘,爹也在武汉。你想去见见他吗?」

高大众手里的勺子停在了半空。

她放下药碗,替儿子掖了掖被角。

「娘是来看你的。」

那个让她守了十七八年空房的男人,此刻就在同一座城里。

史料里,找不到她去见他的任何记载。

乔年的病好了些,高大众回了安庆。

临走前,她拉着儿子的手叮嘱。

「你跟你哥,都要好好的。」

乔年笑着点头。

此时,四一二政变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

延年被派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去重建被破坏的组织。

有人劝他避一避风头,他没答应,带上行李就动身了。

6月26日,延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审讯的人问他是干什么的。

「我是给人家烧水打杂的伙计。」

对方上下打量着他,一时还真没认出来。

消息辗转传到了党组织那里。

同志们连夜商量,决定不惜重金,想办法把他赎出来。

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也四处托人疏通。

只要身份不暴露,延年就还有一线生机。

营救眼看就要有眉目了。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封信送进了上海警备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