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前,81岁的钱学森向国家递交了一封“绝密”信件,极力主张跳过汽油和柴油,直接发展新能源汽车。这个当年听起来如同科幻小说般的建议,如今早已化作街头汹涌的绿牌车流。
看眼下2026年10月的成绩单,国内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首次突破50%,单月总销量狂飙至171.5万辆,历史性地将传统燃油车挤下主位。
面对中国强悍的供应链体系和超千万个充电桩组成的巨型网络,昔日风光的国际老牌车企在庞大的中国市场中已被全面边缘化。这三十多年的弯道超车战役,绝非一帆风顺,其中藏着无数次惊心动魄的抉择与博弈。
当年钱老的提议之所以能够落地生根,背后的国家战略考量远超一般人的想象。发展储能电池、电动汽车,是国家很早就下定决心要解决的命题。载体可以是锂电池,可以是现在大众讨论的固态电池,或是其他形态的电池。
载体形式会变化,但攻克这个方向,是很早之前就定下的目标。九十年代,就已经有老科学家给中央写信,提出电动汽车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能够帮助国内汽车产业实现弯道超车。
汽车工业,一直被称作工业皇冠。第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汽车制造本身。从工业发展的角度,必须解决汽车产业的自主发展问题。摆在面前两条路,一条是把燃油车做好,另一条是开辟电动汽车这条新赛道。第二个关键背景,是2003年的一次能源摸排。
我国属于多煤少油的国家,汽油资源十分紧缺。2003年,家庭小轿车还没有大规模普及的时候,国内汽油进口量就已经处在高位。
站在国家层面,有两个必须应对的风险。第一,如果国内私家车保有量持续上涨,汽油需求会同步暴涨,高度依赖进口的局面,会直接触及国家能源安全底线。
第二,大量机动车上路之后,尾气排放带来的环境压力,同样需要应对。也正是因为这些宏观诉求,国家愿意持续投入资源,哪怕要承受巨大舆论压力。
有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流传着新能源汽车是骗局的说法,质疑声源源不断。即便如此,从中央到地方,相关布局依旧持续推进,期间伴随大量失败尝试。
如果没有更高维度的战略需求,很难支撑这么大的投入和持续推进的动力。理解这个产业,需要跳出汽车本身,才能看懂,为什么明知道争议巨大,依然要顶着压力持续推进。
消费市场上,大众的态度是从犹豫慢慢转向接受。但在国家战略层面,方向从一开始就十分坚定。但现实是,截至2024年前后,中国的充电桩总数已经突破千万个大关,极度完善的基建完美填平了早期的痛点。
回看这起事件的开端,试错之路充满了辛酸。国内最早规模化推广锂电池新能源车,遇到最多的麻烦就是起火问题。
国内早期锂电池新能源车规模化试点,标志性项目就是十城千辆。这个项目落地阶段,很多城市优先投放商用车辆,比如公交大巴、公务用车。
一座城市如果成功入选试点,拿到几十辆、上百台新能源车,就已经算是不小的规模。当时国内不少城市,都开通了常态化运营的新能源公交路线。
合肥这个项目里,配套电池供应的是本地企业国轩高科,放到当时行业里,它属于二线动力电池企业,成立时间不长。那时候的电池生产,接近当前大众聊人形机器人时提到的手搓模式。
整条产业链还没有成熟,正负极材料、隔膜等配套供应链不完善,工厂自动化水平很低。但这是政府牵头的示范项目,任务必须落地,团队只能硬着头皮推进。
之所以叫手搓模式,就是因为产能规模没有起来,制造精度达不到成熟量产的标准,相当于量产之前的原型验证阶段。但示范项目自带示范价值,必须交付落地。
工程师团队把电芯组装成电池包,装到公交车上之后,各种各样的问题接连出现。最常见的故障,就是公交车行驶途中电量突然归零,明明仪表上还有不少续航,车辆直接趴窝。
这是服务市民的公交线路,一旦频繁抛锚,会直接引发市民投诉,也给新能源车带来负面口碑。企业专门组建了庞大的工程师团队,长期驻守在公交场站,随时待命保障后勤。
车辆在路上故障,工程师到场能现场维修就立刻处理,无法修复就直接更换电池。这个试点项目覆盖范围很广,同期国内不少试点城市,都出现过电池起火的案例。
民间还流传很多担忧,大众觉得这么大一块高压电池装在车上,会不会产生辐射。当时整体舆论环境并不友好,各式各样的质疑声音,给项目各方带来巨大压力。
曾经这段战战兢兢的岁月,恰恰为如今横扫全球市场积累了经验。要想成功跳过汽油和柴油,就必须直面电池这块硬骨头。电池本质上就是一个能量炸药。动力电池依靠锂离子在正负极之间来回迁移,完成电能的储存和释放,以此驱动车辆行驶。
整个过程属于电化学反应,电池本身就是一个高密度能量载体。传统燃油车依靠机械结构运转,很难直接爆炸,只有油箱被引燃之后,才会出现爆燃。
电动车的大容量电池包,一旦电化学平衡被外力打破,比如剧烈撞击、挤压、外壳破损、电解液泄漏,正负极直接接触,就会产生火花。隔膜破损之后,热失控的风险会快速上升。
从底层原理来说,电池没有办法做到绝对本质安全,这个底层矛盾无法彻底消除。产业工程师能够做的,是工程层面的使用安全,尽可能降低日常使用当中事故发生的概率。
通过结构调整,提升安全冗余。本质上都是从结构、工程方案上拓宽安全边界,但是这些方案,都没办法让电池彻底杜绝起火爆炸。
大众因为事故关注电池安全,并不是坏事。外部的监督压力,会倒逼动力电池企业、整车厂商持续优化安全方案。国内动力电池整体水平,确实处于国际领先位置,研发投入、制造能力,都具备优势,这个结论没有争议。全球动力电池产业,主要集中在中日韩三个国家。
动力电池的产业门槛很高,从这个门槛,就能区分不同玩家的实力。当时很多人认为外资的壁垒无法逾越,但现实是,中国不仅占据全球新能源八成销量,更用极致的供应链拼出了一条血路。
国内厂商的成本控制能力更强,持续保持高额研发投入,良品率、生产效率优势突出,进一步压低制造成本。持续投入研发,也能够支撑企业不断迭代推出新型电池方案。
韩国电池企业有在国内布局产线,国内厂商同样会在韩国落地项目,行业并不是完全隔绝封闭的状态。各家企业都会持续关注同行的研发方向,互相借鉴技术思路。不存在某一家企业掌握独家黑科技,长期拉开代差的情况。比拼的就是单点技术优势、良品率水平和产线生产效率。
国内刚好踩中动力电池产业化的时间节点,同时国内制造业基础发展到匹配的阶段。很多配套厂商脱胎于消费电子产业链。电池制造是一套高度复杂的系统,横跨机械、精密设备、材料、化工、高分子等多个学科。配套企业并不是电池和汽车行业单独培育出来的。
不少供应商原本服务苹果产业链,做激光加工的厂商原本切割其他材料,绝缘材料供应商原本供货消费电子或者其他工业领域。他们发现成熟技术经过微调之后,可以适配电池生产需求,顺势切入动力电池供应链,这是市场化自然选择的结果。
地方政府在这场争夺新能源汽车高地的招商战役中,同样拿出了空前的魄力。动力电池属于高科技产业,对地方政府的招商能力提出很高要求。传统招商模式,只需要拿出土地、税收优惠,就能吸引企业落地。电池工厂落地之后,大量核心研发人员是博士,举家搬迁过来。
地方需要解决子女入学、家属就业等民生配套问题,才能留住高端人才。常州地处长三角,产业配套、城市资源本身优势明显。
宜宾是动力电池另一座核心城市,当地布局欧阳明高院士工作站。院士团队的博士生可以在宜宾开展科研工作,一部分人会就地创业。
想要吸引院士、顶尖科研团队落地建站,门槛极高,国内愿意争取院士工作站的城市非常多。人才是第一门槛,同时项目投入资金体量巨大,地方政府需要具备充足财力承接。
想要引进这类项目,本身就需要地方具备充足的资金实力,没有资金支撑,相关合作很难落地。所以地方政府必须拿出足够的资源,全国有大量城市都在争取这个机会。
招商这件事,考验的就是地方能为企业提供怎样的配套服务。从当初的骗局争议到如今让欧美恐惧的王牌,这场直接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战略博弈,彻底改变了全球工业版图。
电动车是国内持续推进二十多年的重大产业项目,一路走来遇到非常多阻力,舆论层面曾经充斥大量质疑声音,项目依旧稳步向前推进。
梳理清楚背后的底层逻辑,搞明白什么样的事项,会被认定为国家层面的重点任务,这类重点任务会通过哪些方式落地推进,配套的联动机制是什么。
日本推进重大研发项目的时候,资金如何拨付、课题如何立项,基础研究依靠什么样的机制落地,和国内的模式存在明显区别。国内同样有自己的一套运作方式,以解决能源安全作为目标,集结大量科研团队、院士资源,落地一批重点项目。
能源安全本身也有多种解决路径,电力化只是其中一条。需要看懂产业落地的完整路径,搞清楚产业规模是怎么一步步做起来的,这套工作方法并不是单独服务于电动车产业,很多重大产业项目,都会沿用相似的推进思路。
产业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环节之间会互相影响。这套体系最终能不能惠及个体,需要时间沉淀,也需要多方共同投入。这一切跨越周期的坚持,最终让当年的战略种子长成了大树。回望历史,那封34年前的信件无疑是中国工业进程中最勇敢的突围先声。
西方在内燃机上筑起了百年的专利高墙,如果只会在后面追赶,永远只能在低端链条里挣扎。正因当年敢于下定决心跳过汽油和柴油,在无人区里孤注一掷地押注直接发展新能源汽车,中国才真正把供应链、核心技术和基础设施的王牌死死攥在自己手里。
走别人的路,注定只能看别人的尾灯;敢走没人走过的路,才能站上山巅,看遍属于我们自己的绝美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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