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发了一篇评论,标题是《如果举报是随意甚至恶意的……》,里面一句话被全网转发:举报是公器,不能被当成伤人的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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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北京来的律师陪他走进派出所,交材料,报案,准备起诉四名带头的抹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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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完了,发现是假的,举报的人几乎不用承担任何代价,转头还能再举报一次。

评论里把这套循环点得很明白,被举报、自证、再被举报,一圈一圈转下去,成本极低,杀伤力却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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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媒出面说这番话,分量就不一样了。以前这类事大多停在网友骂几句、当事人忍一忍的层面,现在把它拎到公共讨论的桌面上,等于给这类行为定了性。

有事实依据的监督,该支持;没证据、组团打、反复轰炸的举报,性质就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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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一场接一场收到通知,取消。有的提前一周说,有的提前两天说。

最难受的是泰安那场,人已经到了,车停好了,妆化完了,演出服穿上了,台下观众坐得满满当当。主管部门的人到后台,就两句话,审批没走完,舆情风险太高,不能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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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连台口都没走到,就被请了出去。还有一次更仓促,人已经坐在高铁上,行李箱里叠着演出服,主办方电话打过来,说别来了,有人举报,担不起这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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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到菏泽单县的老家,两个月瘦了二十多斤,接受采访时说吃不好睡不好,压力大。以前他是村里最能扛事的人,这回扛不住了。

举报他的到底是什么人,调查报道把底子翻了出来。他手机里有好几个社交群,每个群一百多号人,群名起得直白,叫“扒朱”“打猪”,专门冲他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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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赌的不是法律,是主办方不敢赌,万一现场真出点事,品牌和场地都担不起责任,取消演出赔点钱反倒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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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里的生意经更露骨。他们组织过众筹,名目是举报需要经费,钱收上去了,打印材料的票据却见不着几张。律师点过一句,虚构用途收钱自己花,性质就变了。

有些带头的靠直播打赏挣钱,把举报过程录下来发到网上,煽动更多人跟进,风险和后果都摊给群里那些跟着起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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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话不花钱,主管部门核实要跑流程,主办方取消演出要赔违约金,这笔成本最后落在谁头上,账面上看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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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提到,群里有人放过话,不取消演出就组织人到现场闹事,这种话传到主办方耳朵里,谁还敢接这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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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他才第一次真正动手,委托律师对长期造谣的人提起刑事自诉,公证了284条视频。那场官司2025年2月18日在徐州开庭,11月1日宣判,被告犯侮辱罪判六个月,犯诽谤罪判拘役四个月,合并执行六个月,当庭收监。

那一场赢了,可举报的路子换了。以前是在短视频平台发假视频赚播放量,现在直接转到线下,打电话断演出,把战场从屏幕挪到了他的饭碗上。这回连家里人都不放过,忍让就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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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他去派出所报案,10月29日又去了一趟,这回身边多了从北京请来的律师杨安明。

杨安明是北京中定律师事务所主任,2023年那场网暴案就是他代理的。两人在里面待了几个小时,补充提交证据,出来时律师对着镜头说,公安机关已经受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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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辱诽谤案件正常走刑事自诉,由受害人自己告,但如果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可以考虑推动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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