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刑诉法修改，热闹的地方很多：涉案财物单独立章、法律援助扩围、证人出庭、超期羁押的释放条款。但在我看来，有一条删改分量最不容轻视——修正草案的第七十五条，把"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这十几个字，从原刑诉法里删掉了。
删掉这几个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施行了十四年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刑辩圈简称"指居"——被拆掉了一条腿。我博士后师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的评价很直接：这"将是本次修法最大的进步和亮点"。
作为一个刑诉法学者，也作为一个办过若干"指居"案件的兼职律师，我想借这篇文章，把这条删改的前因后果讲清楚：它是怎么被写进法律的，是怎么在实践中长歪的，这次修改进步在哪里，又留下了什么尾巴。
一、一项制度是怎么长歪的
监视居住是1979年第一部刑诉法就确立的制度，五种强制措施里排中间，本意是既不关起来，也不放任自流。但清华大学的张建伟教授说过，这项措施在实践中长期"不好执行"——办案人员不可能天天往嫌疑人家里跑，委托居委会、村委会代为"监视"，法律上又没有授权。所以它用得很少，存在感很弱。
1996年第一次修法，给它加了一种执行方法：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真正的转折在2012年。那一年修法，立法者对监视居住做了系统性改造，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正式入法，定位说得很清楚——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定位？《中国法律年鉴》的数据摆在那里：1990年至2009年的二十年间，高达94.84%的刑事案件嫌疑人在审判前就被逮捕。立法者希望，有一部分人可以不必关进看守所。
于是，现行法第七十五条给了"指居"两种情形：一是无固定住处；二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
立法的善意，在十年间被实践消化得只剩皮壳。"指居"没有成为羁押的替代，反而长成了羁押的影子——而且往往是比看守所更暗的影子。我的博士老同学，中国人民大学李奋飞教授曾挂任最高检刑事执行检察厅副厅长，他的观察很冷静：在"指居"过程中，律师的会见权实际上被剥夺，该措施的强制程度甚至可能超过拘留逮捕，成了一种变相羁押手段。刑辩律师圈子里流传的那句"被指居不如进看守所"，不是段子，是经验：看守所里有驻所检察、联网监控、标准化的律师会见室，而"指居"的场所——往往是宾馆、培训中心——什么都没有。
数据可以佐证体感。早在2016年，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发布过一份调研报告，访问了全国574名律师：超过60%的被访者认为侦查程序中监视居住存在适用条件方面的突出问题——侦查机关使用随意，裁量权太大；52.7%的受访者反映存在变相拘禁羁押、审讯嫌疑人的情况。最高检官网也刊文承认，指居执行方式的羁押性和非羁押性界限并不清晰。到2025年，最高检就指居等强制措施提出纠正意见1.3万件次——一万三千次纠正意见，本身就是一份控诉。
而最沉重的注脚，是那些再也没能走出"指定居所"的人。《南方周末》等媒体持续报道过的暴钦瑞案：一名33岁的男子因涉嫌寻衅滋事，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一家宾馆，期间遭受长时间限制性体位、反复机械性损伤、电击损伤等刑讯，最终因肺动脉血栓栓塞死亡；与他一同被"指居"的十人中，九人遭受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2025年9月，保定市两家法院作出判决，十一名涉案警务人员因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获刑。一个涉嫌寻衅滋事——刑期通常不过数年——的普通人，死在了本来用来"替代羁押"的宾馆房间里。这样的案子不止一起。北京师范大学左坚卫教授撰文说，近年来被非法指居并在其间遭受刑讯逼供的当事人，不在少数。
压力之下，办案机关的主管部门并非没有反应。最高检、公安部后来出台的规范"指居"的规定，明确被指居者患病时应当得到及时、合理的治疗，不得使用手铐、脚镣，应当提供充分必要的饮食，保证每日连续八小时以上的休息和必要的活动。张建伟参加了相关的座谈讨论，他的评价是克制的："改良意图明显"，能看到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对策的态度。但读一遍这些内容就会意识到一件事：一旦需要专门发文去规定"指居场所里不许用手铐脚镣""要让人睡够八小时"，本身就说明这项措施已经偏离"非羁押"的属性太远了——看守所里同样有这些规矩，可没有人觉得看守所因此就变成了居住。
二、无固定住处，为什么是最大的口子
平心而论，"无固定住处可以指居"这个设计，最初的逻辑并不复杂：监视居住应当在住处执行，一个居无定所的人没有住处可监视，总不能不监视吧？于是给他在办案地指定一个居所。
问题在于，这个看似周全的补丁，在实践里被拧开成了最大的口子。原因有三层。
第一层，认定权在办案机关手里。"有没有固定住处"不是一个需要第三方审查的事实，而是办案机关自己认定、自己使用的事实。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的徐秦律师点破了一个实践中的常态：当事人即使在日常生活地有固定住所，也可能因为被异地办案，在办案机关所在地被认定为"无固定住处"，进而适用指居。异地办案天然制造"无固定住处"——A地警方办B地人的案子，B地人在A地永远"无固定住处"。一个原本为少数无家可归者设计的条款，就这样覆盖了所有被异地追诉的人。
第二层，指居场所天然脱离监督体系。看守所的羁押，有驻所检察室、有监控联网、有会见规范、有收押体检，出事了有痕迹可查；"指居"的宾馆房间，这些一概没有。调查权与关押权在同一批人手里，场所又不受羁押场所规则的约束——暴钦瑞案里发生的一切，制度土壤就在这里。最高检曾经刊文承认羁押性与非羁押性"界限并不清晰"，这个含蓄的表述翻译过来就是：指居实际上是关押，只是没有关押的手续，也没有关押的监督。
第三层，救济通道形同虚设。被错误指居的人怎么自救？申请变更、申请会见、向上级申诉，每一条在实践中都走得艰难。当一项措施兼具羁押之实而无羁押之制，它对办案机关的吸引力就压过了它对当事人的保护力——这是"指居"异化的全部秘密。
三、这次修改，进步在哪里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读这次的草案，才知道那十几个字的删除有多不容易。
第一，适用情形从两类压成一类。普通刑事案件——无论嫌疑人有没有固定住处——都不能再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新华社的修法说明讲得很清楚：对于无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由公安机关指定一个处所进行监视居住，而是依法采取其他强制措施。据陈永生了解，立法机关甚至一度考虑完全取消"指居"，2026年3月的征求意见稿里，适用条件就只剩危安、恐怖犯罪两类。走到今天这一步，他说"难度也是非常大，很不容易"。
第二，家属通知的口子被堵上了。现行法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家属——"无法通知"这四个字，在实践中是最好用的万能钥匙。草案把它删了，改成绝对化的通知义务；确实无法通知家属的，应当通知被监视居住人居住地公安机关。通讯技术发达到了这个年代，"无法通知"已经很难成立，法律终于承认了这一点。
第三，与总则的比例原则形成了呼应。草案在强制措施总则里写入了"确有必要"、与社会危险性和可能判处的刑罚轻重相适应的要求。"指居"的限缩，正是比例原则在具体制度上的落地——能用住处监视居住解决的，就不能动用指定居所。
第四，分流方案是现实可行的。有律师提出，原本因"无固定住处"被指居的人，今后可以监视居住加自行在办案地租房解决住所问题，实践中已有司法机关采取类似处理。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的郭学亮律师把五种强制措施的逻辑摊开来讲：拘传是到案措施，拘留是临时羁押，监视居住仍然保留，只是需要有可供执行的住处——租房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技术性办法一直都在，缺的从来不是办法，而是不被允许。
《南方周末》的报道标题概括得很准：普通案件或将告别"指居"。对绝大多数被追诉人来说，那间没有监控、没有驻所检察、律师难以靠近的宾馆房间，从今以后应当在法律上消失了。
四、遗憾，同样写在条文里
作为学者，肯定之后必须把遗憾说透。这次修改是半步，不是全程。
第一，学界主流的废除主张没有被采纳。中国刑诉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卞建林曾撰文建议废除指居，认为该制度自立法之日起便饱受诟病；陈卫东教授牵头起草的刑诉法典专家建议稿更彻底，连监视居住一并删除——在他看来，这个在五种强制措施中定位模糊、执行别扭的措施，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最终的草案没有走这条路："指居"保留了下来，只是收窄到危安、恐怖犯罪。
第二，保留的那一类情形，恰恰是最值得警惕的。危安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本身就带有较高的不公开性，"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解释弹性极大；而批准机关是"上一级公安机关"——这仍然是侦查系统内部的自我审批，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第三方司法审查。换句话说，"指居"的阀门从"两类、自行认定"，改成了"一类、系统内审批"，收紧了，但钥匙还插在同一侧的门上。
第三，配套的防护栏没有同步入法。接受媒体采访时，李奋飞等学者提出的方案很具体：把指定居所纳入规范化管理、确保辩护律师会见、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建立变更与解除的救济程序。这些不是锦上添花的选项，而是"指居"保留之后正当性的前提——看守所里的每一项权利保障，指居场所至少应当等高配置。其实针对"指居"的专门规定已经有了，前述不得使用戒具、保证休息等内容都写在里面，张建伟也认可其改良意图。但那些终究是规范性文件，层级在法律之下，执行硬度有限；草案没有把它们上升为法条，等于把最要紧的防护栏留在了法律门外。对危安、恐怖案件的被指居者而言，宾馆房间还是那个宾馆房间。
第四，"冠名"的风险真实存在。陈永生提醒得很冷静：实践中需要防范一些普通刑事犯罪在侦查阶段，为了适用指居而冠上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的嫌疑。罪名标签在侦查初期是不确定的，"涉嫌"二字意味着裁量空间，而指定居所的诱惑就在那里。限缩的是情形，不是动机；没有外部审查对着这个口子，动机就可能找到出路。
第五，"指定的居所"标准依然模糊。"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写了很多年，可什么算"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中如何核查、违规执行的程序后果是什么，法律始终没有给出硬答案。暴钦瑞死的那家宾馆，按任何标准都不该是"居所"——它成为"居所"，靠的不是法律授权，而是没人核查。
还有一个更宏观的账要算。"指居"的滥用，从来不只伤害被指居者个人。近年来在涉民营企业和异地执法的案件里，"指居"屡屡成为把企业家控制在办案地的手段，与趋利性执法互为表里；最高检一年1.3万件次的纠正意见，纠正的是个案，留下的却是市场对程序公正的疑虑。删掉"无固定住处"，压缩的不只是强制措施的清单，还有异地违规办案的操作空间——这一点上，它与本次修法涉案财物专章"不得与办案经费保障挂钩"的规定，是同一场战争的两条战线。
五、退场，也应当体面
把这次修改放回十四年的时间轴上，会更理解它的分量。2012年，"指居"带着"减少羁押"的善意入法；2016年，尚权报告用574份问卷画出它的滥用地图；2023年，"指居"期间的死亡事件一次次见诸报道；2025年，暴钦瑞案宣判，十一名警务人员获刑；2026年，立法机关先是在征求意见稿里只留两类，一度考虑全部取消，最终删掉了"无固定住处"。一个制度的纠错，走了十四年，成本是那些再也没能回家的人垫付的。
这大概是程序法演进最真实的节奏：它很少一步废除，通常先把例外的口子一条一条钉死。立法者留下了危安、恐怖犯罪的尾巴，学界留下了"应当彻底废除"的论辩，实务留下了租房监视居住的分流方案——三条线索摆在那里，下一次修法之前，这条尾巴还能不能站住，取决于执行中能不能守住两条底线：保留情形下的指居，必须配上看守所标准的防护栏；一旦发生冠名指居，必须有能够启动审查的外部力量。
监视居住的本义，张建伟说得朴素：监视下的居住。居住是本，监视是手段。十四年里，我们把手段活成了目的，让一间宾馆房间变成了一座没有编号的监狱。现在，法律把那个最大的口子合上了。这是迟到了十四年的纠正，也是一次留有余地的退场。
退场应当体面——体面的意思不是悄悄地走，而是把该交代的都交代清楚：场所标准、会见保障、录音录像、救济程序，一样都不能少。对仍然保留的那一类情形如此，对整个制度的最终命运，也如此。
（本文依据公开报道、裁判文书及《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写作。所涉个案事实以生效裁判文书为准；对制度走向的分析系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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