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桥水下的工程、海上风电的活，一群江苏盐城泾口村老乡都在干。到2025年，这个村已有25家疏浚打捞企业、46支潜水队，最初的村办打捞队却只有十多个渔民、两条旧渔船。
一个村的人怎么练出了这门本事？1983年，一艘千吨级水泥趸船沉在南京下关码头，好几支打捞队都没成功，最后泾口人接了活。就跟着一位十九岁入队的老潜水员，看看两条旧船怎么走到了大桥底下。
改革开放以前，泾口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穷村。河汊绕着村子，地势低洼，消息闭塞，人住草房，田里常被水淹，出门基本靠船。
可也正因为天天跟水打交道，泾口人水性好。村里横下一条心：走出泾口。
1975年，泾口村办起了打捞队，起家时只有十多个渔民、两条破旧的渔船。村子正好在朱沥沟和蟒蛇河交汇的地方，顺着河往下走，就能到长江。大家熟水、会使船，就沿着水路，到长江、黄浦江去找活。
陶立贵进打捞队那年，才十九岁。
「那时接到活儿，都是土法上马。」他后来回忆，「潜水员没有潜水帽，只能鼻子一捏，一个猛子扎下水。没有吊船等设备，大家在岸上挖地龙，用绞链排硬把沉船绞上来。」
可熟悉家门口那条河，跟到大江里捞沉船，完全是两码事。
一条船沉在哪儿，水底下什么样，哪些地方能动，哪些地方得先处理，总得有人下去摸清楚。摸清了，水面上的人还得配合，把让船浮起来的办法一步步做出来。有人在水下，有人在水上，哪一头都少不了。
陶立贵后来在江上、海上干了大半辈子。2023年，退了休的他，在村里的展示馆里带人看早年用过的潜水行头。那顶金属潜水帽沉得很，来采访的记者两只手都提不起来，六十七岁的陶立贵拿起来，气都不喘。
「潜水设备加起来上百斤，」他说，「潜水员下水，需4个人帮忙穿鞋戴帽。」咱们想象中的潜水，可能是背个气瓶，在清亮的海水里看鱼；他们要做的，是穿戴着这身上百斤的装备下去，在水底下把活干完。
有了装备，难处也没少多少。陶立贵讲过自己下到江底六十米的经历：「下水15分钟，上来要30分钟，在水里20分钟就是极限。」他还说，不会用设备调整浮力的人，干不了这一行。
能憋气、敢下水，只是原来的生活给泾口人的一点底子。真要靠这个吃饭，设备怎么用，浮力怎么控，跟水面上怎么配合，都得一样样学。
真正让这支队伍在市场上站住脚的，就是开头那单活。
这种趸船平时漂在码头边，供人上下，又重又大。
队员们发现船上有很多窟窿，就用木塞一个个把洞堵上，再往外抽水、往里充气，让船自己重新浮起来。那是深秋，江水冰凉，他们一连干了三十八个昼夜，才把这条趸船弄了上来。
这里头的门道是：水不停往里灌，光在外面使劲拉未必管用，得先让船具备浮起来的条件。干打捞，要手上的力气，更要看得懂水底下那件东西。
这一单做成了，泾口的队伍算是在市场上立住了。很快，他们不光接打捞，也干起了疏浚；周边的洪武、武刘这些村子，也跟着办起了打捞队。到2001年，业务已经铺到长江中下游的港口和沿海一带，还带出了十多支潜水施工队。
这也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一个村、几个村的人一起把这行做起来的？
船上得有一班人，水下得有专门的人，岸上还得有人接应。不是一个人背个包出门，就能把一整项工程干下来的。前面出去的人有了活，后面的人就有机会跟着学、跟着干；学会了，队伍又能分出去，接新的项目。
除了打捞沉船，泾口人后来又接起了水下施工。
水底下，其实有很多平时看不见的活。大桥要立在水里，码头有水下的结构，工厂取水、排水的管子要铺进江海，海上的风机也得在海里站稳。能在水上组织施工、能把水下的活干漂亮，就有机会从「把东西捞上来」，走到「把工程建起来」。
2015年前后，从泾口走出去的队伍开始进军海上风电，还远赴瓦努阿图，参与援建一座码头。从内河到大海，干活的对象换了，原来攒下的经验有了新用处，要补的本事也更多了。
按这支从村办打捞队发展起来的企业2025年的介绍，它已经参与了三十多座大型桥梁的建设，其中就有深中通道、福平公铁大桥，还给好几家水厂、电厂铺过取水、排水的管道。从桥梁到管线，活儿长得不一样，在水里组织施工的经验，却一路都用得上。
这些工程，不会在岸上摆出一个显眼的门面。管线铺好了，城里人用水用电，未必知道水底下那一段是谁干的。可这一段总得有人干，干得稳不稳，又关系到以后用得放不放心。泾口人接下的，就是这样一批平时不容易被看见的活。
风电场远远看过去，是一台台风机立在海上，叶片一转就能发电。可对施工的人来说，得先把下面的基础和水上的吊装做好。咱们看到的是最后转起来的风机，背后有一批人，先跟海浪、船和极重的构件较了劲。
陶立贵自己，就碰上过一回很能说明问题的运输。
2016年，在福建平潭，他带着三十多个人，给浮吊运送两只大箱体。两个箱体加起来一千多吨，要走的路，只有一公里左右。
在陆地上，一公里眨眼就到。到了水上，东西又重又大，半路上偏偏起了风。陶立贵后来说：「我们小心翼翼，没料到起风了，这时的船很容易翻，报废不说，船上的人也命悬一线。」他说，水上的风险时时刻刻都在，胆大还得心细。
这种活，没有多少「胆子大就能干」的余地。每个人都得清楚自己该干什么，设备要够用，人和船要配合得上，才能把一件极重的东西稳稳当当送到地方。
在船上的那些年，陶立贵一年只回家两个月。他老伴说起来很心疼：「5个兄弟，只有他一人上船做这行……在江上海上辛苦了半辈子，关节痛是职业病。」
这些年，泾口人变化很明显的一样东西，就是手里的船。
2023年2月，一艘新的自航起重船交到了从泾口走出去的队伍手里。船长一百八十二米、宽四十九米，甲板的面积，相当于二十一个篮球场；主钩最大能吊四千吨，全回转时最大吊重三千吨。光看这几个数就知道，它早就不是当年那种旧渔船放大一号了。
能自己航行，又能干大件吊装，接的任务、要配的人、要维护的设备，都跟从前不一样。把这样一条大船接回来，只是下一段工作的开头，往后还得有人驾驶、有人照看机器、有人组织施工。
交船那天，船上的员工食堂里热气腾腾。船上三十多名员工，约三分之二是泾口人。来自泾口的船员周建华乐呵呵地说：「鸟枪换炮了，哪儿都好。」设备换到了这个份上，船上的老乡情分，还在。
村里人的饭碗，也不只在那一条船上。
到2025年，泾口村已经有二十五家疏浚打捞企业、四十六支潜水队，带着本村和周边两千多个青壮年就业。这些从业者一年的平均收入，大约十四万八千元。
这些钱，是一趟趟出船、一项项工程挣回来的，也是原本只会摆弄渔船的人，一点点学会的那一整套本事换来的。
村里有位老人叫周维殿，两个儿子都在打捞队干活。说起这些年的变化，他讲的是孩子的学费不用愁了，老人养老有保障了，年轻人一年能挣十四五万。听到这儿，那些大船、大桥和海上工程，才又落回了一家一户的日子里。
接下来，怎么把这门手艺交到年轻人手里，就成了要紧事。
2025年，村里建起了专业的潜水培训基地，有训练池、深水塔，还有工程潜水、水下检测、焊接的实训设备。那年6月，第一期培训班开课，全国各地的学员专门跑到这里来学。当年出门找活的村子，如今轮到外地人上门来学本事。
2026年9月，村里又办了一场潜水员技能比赛。四十多名选手比的是水下焊接和水下切割。开赛的时候，几名选手穿戴好装备，跳进两米多深的训练池，在水里干起活来。
裁判打分，看的是安全防护做得怎么样，水下操作的流程对不对，焊出来、切出来的成品质量如何，还有用了多少时间。到了水下，一道焊口做得怎么样，一处切割能不能干净利落地完成，才是靠这门手艺吃饭的人要交的答卷。
泾口这五十多年做成的事，说到底，就是把「水性好」一步步练成了一门专业。当年跟着渔船出去的人，学会了打捞；后来的队伍，学会了干工程；今天的年轻人入行，面前已经有了更好的设备和能反复练的地方。
已经退休的陶立贵，如今是企业的股东，有了分红。早年一年大半时间漂在外面，现在到了傍晚，他可以走到村部的食堂去吃饭。十九岁出门的那个年轻人，终于把后半辈子安顿在了家乡。
两条旧渔船带出去的，不只是几个人的一趟生计。一代代人接过这门手艺，才让一个小村子的名字，出现在那么远的江海工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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