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个性鲜明的皇帝，他与许多臣子都能善始，却难以善终。
雍正登基后，十分倚仗年羹尧，让全国各地的官员都去请教他怎么做官。这无异于纵容年羹尧结党营私，默许官员们阿附权臣。
当时雍正觉得年羹尧很棒，就鼓动全国官员都去写诗赞颂，写得好有赏，写得不好有罪。
钱名世是康熙四十二年的探花，年羹尧出事时，钱名世是翰林院侍读（从四品，有属官）。他能有这官职，不能说没有吹捧年羹尧、引起雍正注意的因素。
除此之外，钱名世跟年羹尧是乡试同年，颇有交情。
钱名世赞颂年羹尧的诗，有两句特别有名：“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
这两句诗在年羹尧受宠时不算什么，年羹尧落难时，却犯了雍正的忌讳：钱名世诗里的周召伯，虽符合年羹尧川陕总督的职务，却又暗含周公、召公当初摄政治国的典故；还有那句“第二碑”，“第一碑”是雍正争储时的强劲对手胤禵因功立下。
其实曾经歌颂过年羹尧的大臣不少，但像钱名世这样没眼力见的，少之又少。人家歌颂年羹尧，都会把皇帝雍正带上，如“帝德如天被化外”、“尧天舜地封名将”；偏偏钱名世就一个劲地猛吹年羹尧，生怕年羹尧不够功高震主。
年羹尧案发后，雍正对钱名世的初步处理是革职还乡永不叙用。能保住命，还不错，钱名世心里想。但很快他就会知道，什么叫身败名裂，什么叫人活着就已经遗臭万年。
原本刑部给出的处理建议是“绞立决”，雍正觉得这样的处置太过草草，远远不够。
雍正朱笔亲批，用草书释放内心情感：“钱名世实文人败类之尤，名教罪人之首也。朕在藩邸，其劣迹即稍有闻之。朕实不知其所读何书，所养何性。朕即以文词为国法，赐以“名教罪人”四字匾额，示人臣之炯戒。”
雍正要求钱名世带着“名教罪人”的匾额归乡，带回去还不能藏起来，就挂在家族大堂里，不准摘下，地方官初一、十五都要去检查。
钱名世扛着“名教罪人”的匾额出京时，雍正特地举行了一个欢送仪式：上千名官员送行，近五百人写诗骂他，围观看热闹的老百姓也有数万。
近五百首诗，合编成一本诗集，叫《名教罪人诗》，由官府刊印发放全国各地。雍正只让九卿大学士以下官员写诗骂钱名世，不过军机处的几个大臣也写了。
雍正没有写诗骂钱名世，但把大臣骂钱名世的诗都收上来一首首看了。
有个叫吴孝登的翰林院检讨，不知是认为钱名世罪不至此、独自坚守心中道义，还是跟钱名世关系匪浅，竟写诗安慰钱名世，“莫道薏苡存心田，明月五湖好垂钓”。
雍正本来压下去的怒火一下又涌上来了，下诏将吴孝登发配到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
经历种种，钱名世归乡四年后离世。终年70岁，也算高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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