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关东军撤退途中,一名朝鲜籍士兵被中国军民俘获。他穿着日军军装,却反复解释:“我不是日本人。”这句话听起来矛盾,却正好揭开了一个复杂事实:二战时期,确有大量朝鲜人被编入日军或相关武装,但他们既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受害者,也有人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
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朝鲜总督府以军队、警察和宪兵维持统治,推行日语教育、姓名改制和皇民化政策。嘴上讲“日韩同祖”,实际却把朝鲜人放在日本人之下。朝鲜人可以被利用,却很难获得真正平等的地位。
这种身份落差,后来被日本拿来对付中国。日本占领朝鲜后,把部分朝鲜人安排进警察、铁路和地方治安机构,让他们在殖民体系中充当执行者。朝鲜人因此比中国普通民众多了一层特权,但在日本人眼里,他们仍只是可以随时牺牲的附属力量。
1931年的万宝山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吉林长春附近的朝鲜农民与中国农民因农田水利发生冲突,日本领事警察介入后,故意放大矛盾,朝鲜半岛又出现针对华侨的排斥和袭击。把这场冲突简单说成“韩国人主动制造”,并不准确;但日本借机煽动中朝民众对立,却是清楚的事实。
有意思的是,日本早期并不放心让朝鲜人拿枪。朝鲜籍警察往往只能携带警棍,枪械掌握在日本警察手中。日本既担心他们反抗,也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朝鲜人被宣传成“帝国臣民”,却没有与日本人相同的权利,这种矛盾一直没有消失。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兵力迅速吃紧。1938年,日本开始实行朝鲜籍男性志愿兵制度,允许部分人进入陆军。这里的“志愿”,并不意味着完全出于个人选择。贫困、失业、殖民教育和地方压力交织在一起,许多人把参军看成谋生机会,也有人明白拒绝可能带来麻烦。
一名朝鲜新兵曾问教官:“穿上这身衣服,我算日本人了吗?”教官回答:“服从命令就行。”这几乎说透了制度的本质。日军需要他们作战,却不真正承认他们平等;他们得到一支枪,也同时被套上了更严厉的纪律和身份枷锁。
日军内部的虐待,对朝鲜籍士兵尤其严重。老兵欺负新兵、抢夺饭食、强迫洗衣服和擦鞋,打骂体罚几乎成为日常。朝鲜籍士兵在日本人面前没有反抗空间,于是部分人把积压的怨气转向更弱者。东北、华北以及华中战场上,都出现过朝鲜籍日军参与搜捕、抢掠、看守俘虏的记录。
这并不意味着每个朝鲜籍士兵都犯下同样罪行,也不能用“他们也是受害者”替代对具体暴行的追究。侵略军中的身份复杂,责任却不能被抹平。拿枪进入中国战场、执行扫荡和押解任务的人,无论出身如何,都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历史责任。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扩大后,进一步加强对朝鲜人的军事动员。1944年,朝鲜征兵制度正式实施。到日本投降时,被动员进日军及相关军事体系的朝鲜人达到十万量级,具体数字因统计范围不同而有差异,其中并非所有人都是一线作战部队,有些从事警备、运输和后勤。
也有朝鲜籍士兵在被俘后选择脱离日军。新四军等部队对俘虏进行教育,部分人转而提供情报、劝降同伴,甚至参加敌后抗战。他们的转变,往往不是一句口号造成的,而是看见了日本军队内部的等级压迫,也看见了中国军民对俘虏的实际态度。
所以,“恨日又欺华”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心理判断。对日本的怨恨,来自亡国和歧视;对中国人的欺压,则来自殖民体系赋予的有限特权,以及军队暴力训练造成的扭曲。有人选择把屈辱转嫁给更弱者,也有人在战争中重新作出选择。1945年日本投降后,这些人的身份、责任与去向,也随之成为东亚战争记忆中难以回避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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