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法国把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全国爆发了持续数月的罢工和抗议;两年后的秋天,法国政府在政治压力下宣布暂停这项改革。一项写进法律的制度,被现实硬生生按下了暂停键。
把目光转回国内,我国的渐进式延迟退休从2025年元旦起实施,没有大规模的社会震荡,按部就班推进。可走过一年多,一个原本藏在角落里的矛盾慢慢浮了上来。
延迟退休实施一年多,一个尴尬的问题终于摆上了台面:制度要求大家晚几年退休,可职场似乎更早地把人请出了门。这个尴尬,可以用两个数字来概括:63和45。
63,是改革完成后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45,是很多人在职场上感受到的那道“隐形门槛”。不少招聘启事写着“35岁以下优先”,一些企业裁员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四十多岁、工资不低、精力被认为不如年轻人的员工。
一边是法律上的退休线往后推,一边是市场上的“退出线”往前挪,两条线之间空出来的十几年,成了很多中年人最焦虑的地带。说句不好听的,制度在给人“加时”,市场却在提前“吹哨”,夹在中间的人既不能下场,也上不了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位?从企业角度看,算的是一笔短期的成本账。
年轻员工工资低、加班多、可塑性强,中年员工工资高、家庭负担重、学习新技能的速度慢一些。在竞争激烈、利润微薄的行业,企业更愿意用年轻人。
从劳动者角度看,很多人在一个岗位上干了二十年,技能和经验高度绑定在某个行业或企业,一旦失业,很难迅速转行。于是,一些人只好去送外卖、开网约车,变成了灵活就业的一员。
灵活就业的“灵活”,有时候让人心酸。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单位那一份也得自己掏,收入不稳定的月份,社保往往是第一个被砍掉的开支。
缴费断断续续,缴费基数偏低,退休时的养老金自然也跟着缩水。延迟退休本意是让大家多缴几年、多领一些,可对那些中年就被挤出正规就业的人来说,多出来的几年反而是一段更难熬的“缴费长跑”。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尴尬:弹性退休的“选择权”到底在谁手里?按照规定,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职工,可以自愿选择提前退休,最多提前三年;到了法定年龄后,经与单位协商一致,还可以弹性延迟。
设计上,这是把选择交给个人。可在现实中,想提前退的重体力劳动者,可能因为缴费年限不够而退不了;想多干几年的白领,可能还没到年龄就收到了裁员通知。
真正掌握主动权的,往往是用人单位,而不是劳动者自己。第三个尴尬,在于养老体系的“支柱”过于单一。
延迟退休之所以必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本养老保险这第一支柱承担的压力太大。中国社科院2019年发布的一份养老金精算报告曾做过静态测算:如果政策和人口结构都按原样走下去,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大约会在2027年前后见顶,此后逐步下降。
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假设一切不变的推演,并不意味着养老金哪天会发不出来,财政补助、全国统筹调剂和投资收益都在持续发挥作用。但它提醒我们,单靠第一支柱扛起整个养老体系,压力会越来越大。
反观第二、第三支柱,至今仍显薄弱。企业年金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参加职工只占企业职工的一小部分;个人养老金制度虽已全国推开,开户的人不少,真正存钱、持续缴存的却不算多。
很多人对“为自己多存一份养老钱”的意识不强,或者根本没有余钱可存。三根柱子里,一根粗、两根细,房子的重心就容易歪。
这里还有一个心理层面的尴尬。很多人对延迟退休的抵触,并不全是因为要多干几年,而是担心“干到了也未必领得到”。
网上关于养老金“穿底”的说法时不时冒出来,加剧了这种不安。其实,基本养老金由国家兜底,按时足额发放有制度保障,这一点要讲清楚、讲透彻。
信心是改革最好的润滑剂,信息越透明,猜疑就越少。把这三个尴尬放在一起看,问题的本质就清楚了:延迟退休是一项“单兵突进”的改革,但养老问题需要“全线推进”。
法定退休年龄调了,就业市场的年龄歧视如果不改,弹性退休的选择权如果不落到个人手里,多支柱的养老体系如果建不起来,那么改革的效果就会打折扣,老百姓的获得感也会大打折扣。在我看来,眼下最需要的,不是对延迟退休本身做文章,而是在三件事上下真功夫。
第一,给大龄劳动者一个“不被嫌弃”的就业环境。
法律层面,对招聘中的年龄限制应当有更明确的规范和惩戒;政策层面,可以对吸纳大龄劳动者的企业给予社保补贴或税收优惠;服务层面,要为四五十岁的失业人员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和转岗服务,让他们的经验找到新的用武之地。第二,让弹性真正“弹”起来。
对于矿工、建筑工人、一线装卸工这类重体力劳动者,现行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政策要执行到位,并适时研究扩大覆盖范围;对灵活就业人员,可以探索更灵活的缴费方式,按月、按季、按年自主选择,并对低收入群体给予缴费补贴,帮他们把年限攒够。
选择权只有在有能力选择的时候,才有意义。
第三,把第二、第三支柱做厚。
企业年金可以进一步降低门槛,鼓励中小企业参与,甚至探索“自动加入、可以退出”的机制;个人养老金可以提高税收优惠的吸引力,丰富投资产品,让普通人愿意存、存得放心。等到三根柱子都粗壮起来,第一支柱的压力减轻了,延迟退休的节奏也会更从容。
放眼国际,德国从2012年开始把退休年龄从65岁逐步提高到67岁,过渡期长达近二十年;法国的改革则一波三折,至今悬而未决。各国的经验都说明,延迟退休从来不只是一道“年龄”题,而是一道涉及就业、社保、财政、代际公平的综合题。
哪里配套跟得上,哪里就推得稳;哪里只顾时间表、不顾老百姓的感受,哪里就会出问题。也有人担心,大龄劳动者留在岗位上,会挤压年轻人的机会。
这种担心在个别行业确实存在,但从全局看,延迟是按月推进的,每年真正因此多留在岗位上的人数有限;更重要的是,随着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未来很多行业面临的不是“岗位不够”,而是“人手不够”。关键在于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在存量里抢座位。
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最大的优势在于节奏稳、留有余地。十五年的过渡期,本身就是给配套措施留足了时间。
现在一年多过去,那些尴尬的问题浮出水面,恰恰是改进的好时机。问题摆上台面,总比藏在桌子底下好。
看见了,就能解决;解决了,改革就会赢得更多人的信任。归根结底,面对老龄化,延迟退休这一步迟早要走,可任何政策最后都要落到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
让每一个想工作的人有活干,让每一个干不动的人能退下来,让每一个退休的人有足够的保障,这才是改革最应该追求的目标。时间表已经排好了,接下来要比拼的,是把每一个细节做实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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