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天,青岛码头附近的曲会刚散,22岁的张宗和在人群中注意到一个短发姑娘。她叫孙凤竹,年仅16岁,穿着朴素,举止却很大方。她唱昆曲,也爱游泳,带着张宗和姐弟在青岛游玩,彼此的距离就在这些小事中慢慢拉近。

那时的张宗和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准备到苏州教书。孙凤竹则生活在青岛。两人相识时间不长,却见了十几次面,看电影,逛小店,在海边散步。临行那天,孙凤竹到码头送他,两人各拉着一根紫色纸带。船开远了,纸带断开,短暂的相逢也被迫告一段落。

张宗和到了苏州,信却没有停。他寄去胭脂,写去长信,字里行间都是年轻人的牵挂。孙凤竹的母亲看过信,曾笑说:“这些话也值得花邮票吗?”在她看来,信中尽是些家常闲谈,却不知道那正是两人维系感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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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原本已经谈妥的婚事被战乱打断。张家离开苏州,孙家也从青岛迁往广州。两家人各自逃难,生活从读书、教书和唱曲,转向了物价上涨、疾病缠身与四处奔波。

1938年,两家在汉口正式为两人订婚。张宗和日后回忆,那段时间自己常伏在桌边写信,也常躲到僻静处读孙凤竹寄来的信。得知她病情加重后,他请假赶往广州。两年未见,孙凤竹已经明显消瘦,肺病也比过去严重许多。

孙家的处境同样艰难。孙父外出谋职,母亲患病,家里缺少稳定收入,只能靠典当物品维持。面对这样的家庭状况,孙母曾劝张宗和重新考虑婚事:“凤竹的身体,恐怕撑不了多久。”张宗和没有退缩,只说:“我第一次见她,就认定是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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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局势恶化后,张宗和决定带孙凤竹离开。临行前,他想替她赎回冬衣,可手头的钱不够,只能卖掉订婚戒指。金店伙计当着他们的面把戒指剪断。这个细节后来一直留在张宗和的记忆里,像是战乱生活留下的一道硬伤。

两人一路经过广州、柳州、贵阳、重庆,最终抵达昆明。途中孙凤竹数次吐血,张宗和四处寻找药物,却常常无功而返。孙父在重庆病逝,张宗和担心妻子承受不住,暂时隐瞒了消息。孙凤竹还写信询问父亲的病情,却不知道那封信已经无法送到收信人手中。

1939年2月5日,张宗和与孙凤竹在昆明结婚。婚礼设在蒋梦麟家中,清华师友前来道贺,张家三姐、四姐也在场。孙家无人出席,这让孙凤竹十分难过。婚宴结束后,张宗和吹笛助兴,客人直到深夜才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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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就在新婚之夜,孙凤竹再次吐血。她哭着说:“这不是好兆头。”张宗和只得安慰她:“见红是喜事。”话虽如此,他心里并不轻松。新婚后的日子,并没有因为婚姻确定而变得安稳,夫妻俩仍被疾病、经济压力和分离反复牵扯。

为了让妻子安心养病,张宗和曾把她送到姐姐身边,自己到宣威教书。孙凤竹独自在家,常因寂寞与他争吵。她会因夜里倒水、回家稍晚这样的小事发脾气,转过身又悄悄替丈夫准备热水。张宗和把这些琐事记进日记,写得很细。他明白,妻子的任性并非刻意为难,而是病痛和孤独逼出来的依赖。

孙凤竹曾对丈夫说:“只要能为你再活十年,我就满足了。”后来她怀孕,尽管身体虚弱,仍坚持留下孩子。1940年7月8日,女儿张以靖出生。母亲身体已经很差,却把喂奶、换尿布、煮奶瓶等事情一件件扛了下来。孩子成了她生活中少有的支点,也让这个颠沛中的家庭短暂获得了安定。

战时物价不断上涨,张宗和的教员收入难以养活一家三口,孙凤竹便到图书馆工作。后来夫妻带着女儿回到合肥张老圩,张宗和先病倒,孙凤竹日夜照料,自己却在劳累中再次垮下去。她身体本就虚弱,还要应付家中亲友往来,病情因此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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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11日,张宗和准备外出赴宴,孙凤竹忽然叫住他,希望他陪自己躺一会儿。张宗和坐在床边与她说了几句话,随后才离开。下午,佣人匆忙赶到席间,说孙凤竹吐血了。张宗和回家时,她已经脸色苍白,目光失去神采。那一年,孙凤竹24岁,距离结婚只有五年。

孙凤竹去世后,张宗和花了很长时间整理两人的往事。1944年冬天起,他在灯下写《秋灯忆语》,记录相识、通信、逃难、结婚、生女以及病榻相守的细节。文字里没有刻意渲染,却把一个战乱年代中的家庭如何被疾病和离散推向破碎,写得清清楚楚。

1947年,张宗和再婚,妻子刘文思善待张以靖,也愿意祭拜孙凤竹。可张宗和始终没有忘记亡妻。1973年,他重到昆明,专程看了当年居住过的房子。1977年5月15日,张宗和去世,享年63岁。那本《秋灯忆语》,成为他留给孙凤竹,也留给那段岁月的一份私人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