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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淡水生态系统面积虽小,却养育了种类繁多的生命。这些淡水物种正面临哪些威胁、威胁又集中在哪些地区,长期以来缺乏清晰的全球图景。一项新研究给出了迄今最完整的答案。

人类活动正在加速生物多样性丧失,淡水系统尤其严重。全球淡水野生动物种群的下降速度超过陆地和海洋同类,湿地消失的速度是森林的三倍,地球上只有37%的大型河流仍保持自由流动。然而,淡水生物多样性危机得到的关注远不及陆地和海洋,政策制定者、公众和资助机构对它的重视程度仍然有限,这留下了一个关键知识缺口:人类活动究竟在哪些地方、以多大强度影响着淡水物种?

这个缺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此前的研究大多只映射了压力本身。研究人员可以在地图上标出哪里有农药施用、哪里有水坝建设,但这不等于标出了这些压力对物种的实际影响。同样的压力在不同群落中可能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而淡水系统的连通性又会让影响沿着水流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只画压力分布,可能会错判真正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更麻烦的是,有些压力根本没有空间数据可用,比如某些渔业活动,它们就被排除在了分析之外。前人研究要么只关注陆地或海洋物种,要么只分析单一压力,没人系统评估过多种压力如何叠加影响淡水生物多样性。

一项新研究试图填补这个空白。研究团队没有直接映射压力,而是换了一个思路:从物种出发,问“这个地点有多少种淡水物种被记录为受到某种威胁影响”。他们使用的核心数据来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一份全球物种保护状况的权威评估名录),覆盖了21,490种淡水物种,包括两栖类、鱼类、哺乳类、蜻蜓和豆娘以及爬行类。红色名录的威胁评估把人类活动归纳为45个标准化类别,从农业用地扩张到水坝建设,从污染到过度捕捞,每个物种都记录了哪些威胁在影响它。

研究团队把这些物种的分布图和威胁记录叠在一起,算出每个子流域里受每种威胁影响的物种比例,这个比例就是影响概率,意思是:在这个地点出现的物种中,有多大比例被记录为受到该威胁的影响。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红色名录只在物种层面记录威胁,不区分威胁在物种分布范围内的空间变化。一种分布很广的鱼,可能在某个地方被水坝影响,在另一个地方却不受影响,但名录上只写“受水坝威胁”。为了处理这种不确定性,研究团队给分布范围小的物种更高权重,因为它们的威胁可以更准确地对应到具体地点。这个方法的核心思路是:不把压力等同于影响,而是看压力是否被记录为对物种产生了实际作用。研究团队最终生成了225张全球威胁地图,覆盖45种威胁和5个类群。把这些地图加总,就得到了一个累积威胁指数,用来衡量每个地点同时面临多少种威胁、每种威胁的影响概率有多高。

结果首先揭示了一个清晰的地理格局。欧洲和西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累积威胁最高。欧洲的情况与长期的用地变化和水资源调控历史一致,多项威胁在此叠加,其中最突出的是城市、农业和工业来源的污染。马格里布地区则同时受到污染、筑坝和密集用水的影响。全球其他高威胁区域包括尼罗河、尼日尔三角洲和东非大裂谷湖泊等主要河流和水体。威胁最低的区域则是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加拿大北部以及撒哈拉、阿拉伯半岛和澳大利亚大沙漠等干旱地带。这说明淡水物种面临的威胁强度与人类活动密度密切相关,但并非完全重合。有些区域的威胁水平超出了人口密度的预期,比如马德雷山脉和大裂谷湖泊。

那么,哪些威胁最普遍?从全球平均来看,三种威胁各自在任何一个子流域中平均影响近四分之一的受评估物种:非木材作物种植(平均影响概率0.281)、水坝和水管理(0.240)、农业和林业废水(0.235)。农业已成为土地利用变化的最大驱动力,化肥和合成化学品的用量呈指数增长,导致广泛的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水坝的普遍存在及其对连通性和水流的干扰,则解释了这一威胁的高影响概率。

但全球平均值只能说明哪些威胁最普遍,保护行动最终要落在具体地点。研究团队进一步找出了每个子流域中影响物种数量最多的主导威胁。把45种威胁归入12个大类后,农业和水产养殖成为最重要的一类,主导了地球陆地面积的29.4%,覆盖了大部分热带地区。污染是第二广泛的主导威胁,占21.8%,尤其集中在欧洲、印度和中国东部。生物资源利用排在第三,占15.3%,主要出现在北半球高纬度地区以及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分地区。

这个格局在不同类群之间差异明显。鱼类的威胁2/3来自生物资源利用(具体是捕捞)和自然系统改造(主要是水坝),分别占其分布区的37.0%和30.5%,这与过度捕捞和河流碎片化对鱼类的已知影响一致。蜻蜓和两栖类主要受农业扩张和集约化影响,分别占31.45%和45.8%,这两个类群的关键生命阶段同时依赖陆地和淡水环境,因此对农业用地造成的栖息地丧失格外敏感。爬行类和哺乳类则以生物资源利用为主,分别占37.8%和43.4%。对爬行类来说,这反映了监管不足的野生动物贸易、传统医药使用以及误捕和迫害带来的多重压力。对哺乳类而言,狩猎是种群下降和灭绝风险升高的重要驱动因素,淡水哺乳类尤其容易受到不受监管的狩猎影响。这些差异说明,保护策略不能“一刀切”,必须针对不同类群的主导威胁制定具体措施。

接下来的问题是:威胁强度高的地方,是否就是灭绝风险高的地方?研究团队把灭绝风险最高的5%区域单独拿出来,比较这些区域中每种威胁的影响概率与全球平均水平的差异。结果显示,71%的威胁在灭绝风险高的区域影响概率高于全球平均,这说明威胁地图确实捕捉到了威胁集中的地方。更关键的是,不同类群即使在灭绝风险高的区域,面临的主导威胁也各不相同,再次印证了针对性保护的必要性。另一个独立指标进一步支持了威胁地图的可靠性:累积威胁指数与活地球指数(一个追踪脊椎动物种群趋势的全球数据库)中的淡水种群趋势做了对比,威胁强度越高的地方,种群下降趋势越明显。这说明累积威胁指数不只是压力的叠加,它确实与种群层面的生物多样性变化相关联。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把威胁从“压力在哪”推进到了“影响在哪”。此前的全球评估要么只画压力分布,要么只分析陆地或海洋物种,要么只关注单一压力。这项研究覆盖了5个淡水类群、45种威胁,生成了225张空间明确的影响地图,为保护优先区划提供了可以直接使用的基线。如果一个地区的主导威胁是农业污染,保护行动就应该针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如果主导威胁是水坝,就应该优先考虑河流连通性恢复。

当然,这项研究也有边界。它依赖红色名录的威胁评估,而红色名录只在物种层面记录威胁,不提供威胁在物种分布范围内的精细空间信息,研究团队用范围大小加权来缓解这个问题,但不能完全消除不确定性。分析基于当前的物种分布图,如果过去的威胁已经导致物种分布收缩,那些区域可能被遗漏。红色名录的覆盖并不完整,许多淡水无脊椎动物和植物还没有被全面评估。研究团队没有直接检验威胁地图与具体保护干预措施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这些地图告诉我们哪里威胁最集中,但不能直接告诉我们哪种干预最有效。

尽管有这些局限,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起点:淡水保护不能再停留在泛泛的“减少人类影响”,而需要根据每个地方的主导威胁组合,制定针对性的策略。欧洲的河流需要控制污染,热带地区的湖泊需要管理农业扩张和捕捞,全球各地的水坝建设则需要更谨慎地评估连通性代价。威胁地图不能代替实地行动,但它能帮助把有限的保护资源投向最需要、也最可能见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