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年八月，京师西市，袁崇焕被押到刑场。围观者从街口一直挤到市曹，叫骂声压过了宣读罪状的声音。一个曾经镇守辽东、令后金军队忌惮的将领，转眼成了众人眼中的“卖国贼”。
刑场上的人群为何如此兴奋？答案不只在一场凌迟，也不只在袁崇焕个人。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一个曾经守护边关的将领，为什么会在舆论和权力的合谋下，变成百姓争相唾弃的对象？
袁崇焕并非世代将门出身。1619年，他中进士后被授职福建邵武知县，后来主动请缨，转入辽东军务。明军在辽东屡遭挫败，许多将领畏缩不前，他却提出经营关宁防线，主张依托城池、火器和训练有素的军队抵抗后金。
1626年，努尔哈赤率军攻打宁远。袁崇焕据城坚守，以红夷大炮击退后金军。努尔哈赤在战后病重，不久去世。宁远之战并没有改变辽东全局，却让袁崇焕成为明廷少有的军事希望。
有意思的是，功劳越大，猜疑也越重。崇祯帝即位后，曾重用袁崇焕，并让他主持辽东防务。袁崇焕提出“五年复辽”的设想，愿意以较长时间整顿军队、修筑防线。可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下，这句话很快从志向变成了束缚他的绳索。
袁崇焕与毛文龙之间的矛盾，也被推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1629年，袁崇焕以整顿军务为由，将毛文龙杀于双岛。此举是否合乎军法，朝廷内部本就争议不断。袁崇焕没有及时化解疑云，反而给了政敌攻击的口实。
同年冬天，皇太极绕道蒙古，突破长城防线，兵临京畿。袁崇焕率军驰援北京，在广渠门、左安门等地与后金军交战。京城保住了，疑心却没有散去。皇太极无法迅速攻下北京，便利用反间计散布消息，称袁崇焕已经与后金暗中议和。
这类传闻未必需要完整证据，只要赶上恐慌的气氛，就能迅速扩散。宫廷担心武将拥兵，官员害怕承担责任，城中百姓又急于寻找一个可以痛骂的对象。袁崇焕于是从“救驾之臣”变成了“引敌入关的罪人”。
据《明史》等记载，崇祯帝最终以谋叛、擅杀毛文龙、与后金议和等罪名将袁崇焕下狱。审讯持续数月，结局早已注定。1630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史料还记载，刑场上的百姓争相唾骂，甚至出现争食其肉的说法。
这里面有多少是真实场景，又有多少经过后世文字渲染，不能一概而论。但刑场人多、民众痛恨，却并非毫无依据。北京遭受兵患后，百姓承受了财物损失和死亡威胁，他们相信朝廷公布的罪名，也把愤怒集中到袁崇焕身上。
一名围观者或许会说：“就是他害得京城遭兵，杀了他才解恨。”旁边的人跟着喊：“朝廷已经定罪，难道还能有错？”几句话，便足以让复杂的军政争端变成简单的善恶判断。
可问题正在这里。百姓看到的是一纸罪状，看不到辽东军饷拖欠、将领彼此牵制，也看不到皇帝对边将既要倚重又始终防备的矛盾心态。舆论一旦被权力设定方向，普通人很难凭借零散消息辨明真相。
明朝并非没有忠臣。于谦在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主持北京防务，击退瓦剌军，挽救了危局。1457年，明英宗复辟，于谦被诬以谋逆罪处死。英宗后来承认于谦有功，却无法挽回既成的冤案。忠臣被杀，往往不是因为没有功劳，而是因为权力结构容不下不受控制的功劳。
袁崇焕死后，辽东局势并未因此好转。1636年，皇太极称帝，国号改为“大清”。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明朝中央政权覆亡。那面曾经把袁崇焕押上刑场的旗帜，也在兵乱与内外交困中失去了最后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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