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把插管建议说完,床上的父亲没有睁眼。大哥在电话里催我问还有多少希望。我握着手机,问出口的却是:“他醒来以后,还能认得我们吗?”
医生说,插管和呼吸机可能帮父亲渡过眼前这一关,但心衰已经很重,即使呼吸稳下来,也无法保证他还能像从前那样醒来、说话。
“那就还有希望,是不是?”大哥的声音从听筒里挤出来。我把免提打开,让医生听见,也让大哥听见医生没有说出口的那半句。
医生请我们到床边,把获益和负担都听完整。他说父亲现在昏睡,叫名字偶尔会皱眉,已经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
插管之后也可能需要镇静,后面能否脱离呼吸机,很难预先判断。
父亲的手露在被子外,指甲修得很短。前些年他还嫌我剪得不齐,总要自己拿小锉刀磨一遍。我想问他一句,却连让他听懂的把握都没有。
医生问父亲以前有没有留下明确的书面意愿。我摇头。大哥也说没有。
父亲平时说过“别让我遭罪”,可那是在看别人住院时说的,我们谁都不敢把那句话当成今天的答案。
大哥让医生再讲一次,不插管会怎样。医生说,药物和吸氧仍可以根据病情继续使用,也会处理喘憋等不适;
只是如果呼吸继续恶化,不用呼吸机,就可能留不住他。
“我明早到。”大哥说,“今天先别替我答应什么。”他说完又补了一句,“也别替爸答应。”
我原本准备说想带父亲回家,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父亲半夜坐不起来怎么办,喘得厉害怎么办,车程里出了事怎么办,我一件也没想好。
医生见我没说话,把纸和笔推过来,让我把担心的事写下。我写了半页,最后一行是:如果他难受,我们还能找谁?
护士来量血压时,父亲的眼皮动了一下。我立刻俯身叫他,等了许久,只见他的嘴唇轻轻张开,又合上。护士替他调整了枕头,我才发现自己一直挡着她。
那天傍晚,大哥从车站打来电话,问父亲有没有醒。我说没有,把医生的话按原样讲给他听。讲到“可能留不住”时,我们都停了很久。
“你是不是想带他回去?”大哥问。我看着父亲住了十几天的病床,说是。他问我能不能一个人照顾,我说不能,这也是我今天没开口的原因。
我们没有立刻商量出结果。大哥在电话里查车次,我到护士站问返家后怎样联系医护人员。护士给了我随访电话,让我先和医生谈妥症状照护,再考虑转运。
第二天上午,大哥赶到医院,外套还带着车厢里的凉气。他先摸了摸父亲的脚,问是不是一直这么冷。我说夜里护士换过被子,脚还是凉。
医生把昨天的判断又当着我们两人的面说了一遍。大哥追问,如果今天插管,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如果撤不下来,又会怎样。
医生逐项回答,没有替我们把任何一项说成必然。
大哥听完,把椅子往父亲床边挪了挪。“爸,你要是听得见,动一下。”父亲没有动。他又叫了一声,才抬头看我。
“你跟他在家待的时间多。”大哥说。我想起父亲烧水总嫌电水壶声音大,也想起他从没认真谈过自己生命最后该怎么过。
“这些我知道,”我说,“可这件事我不知道。”
大哥没有再让我猜,复述了医生讲过的两条路,问我倾向哪条。“如果插管也不能确定他会醒来,我想让父亲回家。”
我说,“可他回去以后受苦,我们怎么办?”
“我也怕。”大哥说。他坐着想了一会儿,转向医生,“我们不插管。其他能让他舒服些的照护,麻烦您教我们怎么接上。”
医生确认了我们的决定,也提醒我们,父亲的情况可能随时变化。大哥亲自重复了一遍:不插管是两个人共同作出的选择,返家后的事也得由两个人承担。
我问得很细:喘憋时先做什么,什么时候联系随访人员,什么情况需要直接叫急救。
医生和护士把能在家做的照护、需要专业人员判断的情况分开讲,我记在手机上。
护士教我们让父亲侧身、清洁口腔和湿润嘴唇,提醒昏睡时不要急着喂水。
我试了一遍,动作慢得让大哥伸手想接,我让他等等,好让我记住父亲的肩该怎样托。
随访人员接通电话,确认了返家的地址和可以联络的时间。大哥把号码也存进手机,又问夜间联系不上该怎么办。
对方让我们把急救电话放在床边,症状有变化就及时求助。
要离开医院时,我在走廊尽头给家里打电话,请邻居帮忙把客厅靠窗的桌子挪开。父亲的卧室门窄,临时病床只能放在客厅;那是他平时坐着听戏的地方。
大哥跟医疗转运人员确认了车和上楼的办法,又把父亲的外套叠好放在包里。
他本想留下陪我安置,单位的电话却一个接一个,下午必须先回去处理,说明天再赶来。
我想说他刚刚答应过要一起承担。他看出我的脸色,说:“我会回来。今晚电话一直开着。”这句话不能替我搬床,也不能替父亲喘气,但我还是点了头。
转运人员来时,父亲被轻轻移到车床上,眉头皱了一瞬。我跟着弯腰看他,等那道皱纹慢慢松开,才把他的拖鞋装进袋子。
车开出医院大门,我回头看了一眼病房那层楼。我们已经听过可能发生什么,也留下了求助的办法,可父亲此刻呼吸的每一下,仍只能由眼前的人看着。
车停在楼下时,邻居已经把电梯门按住了。转运人员推着父亲上楼,我抱着装药和纸张的袋子跟在后面,走进家门才发现客厅那张小桌不在原处。
临时病床靠着窗,原来放桌子的地方空出一块。父亲平时坐在这里听戏,总把音量调得很低;现在窗帘拉着,墙上的钟响得我心烦。
转运人员帮忙把父亲移上床。我扶着他的肩,按护士教的姿势托住他,手臂却抖得厉害。人安稳躺下后,我还保持着半抱的动作,直到有人提醒我可以松手了。
我给大哥发了到家的消息。他回得很快,问床安在哪里,父亲有没有喘。
我拍了一张客厅的照片,打字说“现在还稳”,没拍进床边那个一直没来得及坐的椅子。
邻居帮我把热水壶放到够得着的地方,又问要不要留下。我说先不用,记下她的电话。门一关,屋里只剩父亲不匀的呼吸声和钟声。
我把医生交代的事项贴在床头,又把联系电话写得很大。父亲醒着时最讨厌别人往墙上贴纸,常说有事记在脑子里就行。
我看着那张纸,第一次希望他能嫌我乱贴。
傍晚,我用棉签蘸水,轻轻擦过他的嘴唇。父亲的嘴角动了一下,我停住,叫他:“爸,是我。我们回家了。”
他的眼睛没有睁开。我等了一会儿,继续替他润唇,发现自己用力太轻,棉签几乎没碰到干裂的地方。再试一次,他的下巴微微偏开,我便停手,让他歇着。
大哥打来电话,背景里有人在喊他开会。他问父亲听见“回家”有没有反应。我说嘴角动过,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棉签碰到了他。
他沉默片刻,让我别一个人撑不住还不说。
“你先把事情办完。”我说。我没有告诉他,刚才我叫了父亲三次,只有第一次看见嘴角动;也没告诉他,我多想把那一下当成父亲听懂了“回家”。
夜里,我把椅子挪到床边,按护士教的办法帮父亲变换姿势。抬他的肩时,我记起小时候发烧,是他把我从学校背回家。那时候我嫌他走得慢,一直催。
父亲的手落在床沿。我把食指放进他的掌心,想把手收回去拿毛巾时,他忽然握住了。力道很轻,却足够让我停下来。
“爸,你知道是我吗?”我凑近问。他没有睁眼,手指又紧了一点。我连呼吸都放轻,像怕惊散一句还没说出口的话。
我叫了他的名字,又说了一遍“我们回家了”。那只手过了一会儿松开。我重新把手指放进去,等着同样的力道,父亲的手却静静地摊着。
我换了个位置再试,仍没有回应。窗外有车经过,灯光在天花板上滑了一下。我突然不敢再试,仿佛多试一次,刚才那下握紧就会变得不算数。
手机里,我给大哥录了一段语音:“爸刚才握住我了,他知道回家,他愿意……”说到这里,我停下录音。
屏幕上的发送键亮着,我却想起医生说过,父亲现在不能充分表达。
我删掉那段语音,拨了随访电话。值班人员先问父亲的呼吸、脸色和当时在做什么,再听我讲那次握手,以及后来两次没有回应。
“单凭这一下,没法判断他在表达什么。”对方说,“你可以继续叫他、陪着他,也请别让自己靠一次动作去猜一个决定。现在先看他有没有不适。”
我照着提示观察父亲,发现他呼吸比傍晚快一些。值班人员让我把之前讲过的几项情况再核对,确认暂时没有需要立刻叫急救的变化,并约好天亮后再联系。
电话挂断,我才发现自己站在床边,另一只手还攥着那根用过的棉签。我把它扔掉,洗了手,给父亲重新湿润嘴唇。这次我没有等他用动作回答。
大哥发来消息,问“还好吗”。我写了“爸握住了我”,又删掉,最后发过去:“今晚我一个人不行。你明天能不能来,接我一班?”
他几乎立刻回了电话。我听见他那边门开了又关,才听见他说:“能。你现在先把椅子坐稳,跟我说他怎么样。”
我把呼吸、润唇和随访电话里说的事告诉他,也把那次握手说了,没有加上自己的解释。大哥问:“你觉得他认出你了?”
我看着父亲摊开的手,说:“我很想这么觉得。”
大哥没有替我确定。他让我把电话放在枕边,自己去查明早能赶来的车。我说不用一直陪着,他说等我坐下来再挂。
后半夜,父亲有一阵呼吸重,我按约定的办法联系了值班人员。对方听完我的描述,让我继续观察,并说如果出现先前交代的紧急情况就叫急救。
我把手机放在枕头旁,手边留着那张写满号码的纸。
天亮时,我拨通了白天的随访电话,报了夜里的变化。接电话的人再次问了具体情况,约了当天上门查看的时间。我把时间发给大哥,让他直接来家里。
我掀开窗帘一角,光落在父亲的被角上。他的手没有再握住我,我还是把自己的手放在床边,等他需要换个姿势时能及时扶住。
大哥第二天下午到家,肩上背着装换洗衣服的包。他进门先看临时病床,问为什么放在窗边,又问医院那张床还能不能接回去。
我正把水盆从床边挪开,说窗边有插座,也方便两个人从两侧照顾。大哥拉了拉窗帘,嫌光照着父亲的脸。我把帘子合上,问他要不要先坐到床边看看。
他没有坐,先问我夜里父亲喘得重,为什么电话里只说“现在还稳”。我说那是刚到家时发的;后来我打电话讲过夜里的事。
他指着椅子上的毯子,说:“你一夜都在这里?”
“基本上。”我把手机里的随访记录给他看。他没有接,只看着那把椅子,像是这才知道一夜可以被一把椅子占满。
父亲忽然咳了两声。大哥抢先俯下身,伸手想把枕头垫高。我拦住他,照护士教的方法同他一起扶父亲调整。等父亲缓过来,水盆里的水已经凉了。
上门的随访人员来了,查看父亲的情况,也听我们分别讲了夜里的变化。
她重新示范怎样协助变换姿势,提醒我们留意呼吸和不适,并把需要再打电话的情形说给大哥听。
大哥问:“如果现在送回医院,昨天那条路还能走吗?”随访人员说,医院可以重新评估病情,新的情况也可以再讨论;
但是否插管,仍要看当时的判断和家属的选择,谁都不能许诺结果。
人走后,大哥把包放到墙边,里面露出一件父亲常穿的旧开衫。他说拿错了,父亲现在也穿不上。我把开衫抽出来,折好放在床尾,说冷了还能盖一盖。
他问起昨晚那次握手,我把经过讲了一遍。大哥抬起自己的手,似乎想试,最后却只把被角掖平。
“你昨天要是在电话里说他握手,我可能会觉得他是在答应。”他说。我点头:“我差点就这么告诉你了。”
大哥望着父亲,过了一会儿说:“那时候你问我,我说听你的。现在不能全算在你头上。”他说得很慢,像是怕我把这句话也听成一个确定的结论。
我说:“你当时也问过医生,也说了不插管。我知道。”大哥嗯了一声,却又看向手机上的医院号码。我没有叫他删掉。
傍晚,我请他坐床边,自己去把昨夜用过的毛巾洗了。
他问要做什么,我把润唇的棉签、干净毛巾和记录时间的小本子放在他够得着的地方,说:“你来坐这一夜。”
大哥坐下后,先问父亲想不想听戏。我说平时他爱听,却不知道现在想不想。大哥把手机音量调低,放了一小段,见父亲眉头皱起来,马上关了。
他没有再问我该放哪一段,而是看着父亲的脸。父亲嘴唇干了,他照着刚学的方法润湿;父亲偏过头,他就停下来。动作不熟,手却一直留在床沿。
我把饭盛好端过去,大哥说等会儿。我回厨房吃完自己的那份,回来见他的碗还原封不动,饭已经凉了。他正俯身听父亲的呼吸,连我进门都没察觉。
那一夜我睡在隔壁,门开着。大哥每隔一阵会轻轻走动,倒水、洗毛巾,偶尔叫我看父亲姿势是否合适。我去过两次,他让我回去躺着,说下一次他自己试。
第二天清晨,他端着凉透的饭去热,问我昨天是不是也没吃。我说吃了半碗。他把锅盖放下,没再提“你怎么不早说”。
白天父亲大多昏睡,呼吸有时快,有时慢。大哥把观察到的变化记下来,和我一起打电话给随访人员。
对方听完,让我们继续按交代照护,有明显变化及时联系。
大哥下午回去处理工作,临走前把换洗衣服留在家里,说晚上回来接班。我没有问他会不会又被事情绊住;到天黑,他拎着晚饭进了门。
第三夜,父亲忽然比前两夜更喘。大哥叫我时,已经把床边的小灯打开。我看见父亲的胸口起伏得很急,嘴唇也绷紧了。
我们先按医护人员教过的办法帮他调整姿势,大哥拨通了随访电话。我报出父亲的呼吸变化,听筒那边让我们继续看他的反应,并准备按情况叫急救。
父亲抬起手,碰到脸上的氧气面罩,往外推了一下。大哥立刻握住他的手:“爸,别摘,你现在需要这个。”父亲又推,手背撞在面罩边缘。
我托住父亲的手,先让它离开脸,免得碰伤他。面罩松了,我替他调整好,父亲仍皱着眉,呼吸没有立刻平稳。
大哥的声音变了:“他是在求救。我们现在送医院。”
“我也看见他难受了。”我说。大哥盯着我:“那你还等什么?他昨天握手你说不能猜,今天这一下也要当没看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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