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北京,人民大会堂内外正在进行共和国首次授予军衔的准备工作。名单公布后,人们注意到,王近山、周希汉、陶勇、王必成、郑维山五位战将都被授予中将军衔。论战场名气,他们各有一面旗帜;论授衔时的职务,却不能只看谁的部队名声更响。
这五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不是长期坐在机关里形成资历,而是在恶战中一步步打出来的。指挥所往往设在前沿,命令下得快,部队跟得上,关键时刻敢于承担责任。这样的将领,战术价值不在纸面上。
王近山在晋冀鲁豫和第二野战军时期,长期担任主力部队指挥员。他指挥作战风格鲜明,敢打硬仗,也善于抓住战机。第六纵队、十二军等部队的战斗传统,与他的指挥经历密切相关。
解放战争后期,王近山担任第十二军军长。抗美援朝期间,他还曾参与志愿军第三兵团的指挥工作。上甘岭战役中,十五军和十二军部队承受了极大压力,王近山所处的指挥层级,也使他对大兵团作战有了更直接的经验。
周希汉的长处,则体现在稳、准、狠。他在第二野战军长期担任重要军事职务,曾任十三军军长。刘伯承对部属要求极严,能够被他长期倚重,说明周希汉不仅勇猛,更有较强的组织和判断能力。
有一次,部属谈到战场上的险情,周希汉只说:“仗要打,办法也要找。”这句话未必是正式史料中的名言,却很符合他的作战风格:不靠夸张表态,而是把困难拆开处理。遗憾的是,他没有参加抗美援朝,后来主要投入海军建设。
陶勇和王必成,是华东野战军中颇具代表性的两位纵队司令员。陶勇率领华野第四纵队,王必成指挥第六纵队,两支部队都经历过苏中、鲁南、莱芜、孟良崮以及淮海等重要战事。
陶勇的部队作战灵活,善于在复杂地形中连续突击。新中国成立后,他较早进入朝鲜战场,曾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并在长津湖战役期间承担指挥任务。那场战役环境极端严酷,部队面对的不只是敌军火力,还有严寒、补给和地形带来的多重考验。
王必成进入朝鲜战场的时间相对较晚,但他同样是华东部队中经验丰富的主力将领。回国后,他长期负责大军区和地方武装建设,体现出从野战指挥转向国防建设的另一条道路。
郑维山的军事生涯,带有鲜明的华北战场印记。他曾任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后来担任第六十三军军长。平津战役及西北方向的作战中,这支部队承担过硬任务,郑维山也因此成为杨成武、罗瑞卿所率部队中的重要战将。
抗美援朝期间,郑维山任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杨成武回国后,他又奉命主持第二十兵团工作。能够在不同兵团之间承担指挥任务,说明他的能力已经超出单一军或纵队作战的范围。
问题的关键,落在1955年授衔时的职务上。当时,王近山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也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周希汉任海军参谋长,陶勇任东海舰队司令员,王必成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
若按当时的行政级别衡量,王近山、郑维山、周希汉、陶勇所处位置大体属于副兵团级,王必成的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则为正军级。也就是说,五人之中并不存在一位凭职务明显压倒其他人的“最高者”。
若一定要分出层次,王近山和郑维山担任大军区副司令员,负责首都方向的重要防务;周希汉掌管海军参谋工作,陶勇则直接负责东海舰队。三类岗位性质不同,不能简单用一个高低次序排列。
因此,标题中的答案并不是某一人的单独胜出。大授衔时,王近山、郑维山、周希汉、陶勇的职务层级基本相当,王必成略低一级。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五位猛将在战后分别走向陆军指挥、海军建设、舰队防务和军区管理,形成了不同的军事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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