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一毛不拔”被当作骂人的话用了两千多年,被骂的源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杨朱。孟子一句“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将杨朱钉在自私自利的耻辱柱上。然而,《列子·杨朱》中那句被截断的话,完整面貌是: “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前半句拒绝的是以“利天下”之名对个体毫毛的征用,后半句拒绝的是以“奉一身”之名对天下资源的独占。这不是吝啬,而是一条双向的权利边界。我认为《杨朱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人权宣言》,开以权利对抗权力之人权先河。
杨朱的核心主张是“贵己”、“为我”、“全生保真”,杨朱学派在战国时期影响力极大,曾与墨学并称为“显学”,孟子称“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中国在汉朝时期“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了,如果墨学与杨朱之学发扬光大,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学说,墨学重科学技术,杨朱之学重维护人权,或许中国将在世界上最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孟子骂杨朱“无君”,斥为“禽兽”,理由是“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如果反过来理解,杨朱不就是反专制,以个人之权利反抗君王的绝对权力吗?一个拒绝无条件向君王“拔毛”的人,等同于否定君权本身。这恰恰从反面印证了杨朱命题的政治尖锐性:当权力可以随时要求个体以“利天下”的名义作出牺牲时,个体说“不”的姿态,就是人权意识最初的萌动。
梁启超在近代重新发现杨朱时,把话说得更透:“非争此一毫,争夫人之损我一毫所有权也。”争的不是一根毫毛,争的是“我的”这个“所有权”。他还将杨朱与严复译介的群己权界思想对接:“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实即人人不损一毫之义也。”可惜杨朱学说没有留下系统学说,只有只言片语。因此我们看不到这个学派的任何权利法案和救济机制,只看到他提出的消极的防御性原则:我的身体和生命,不因任何宏大名义而被轻易征用。
战国时期的其他大学问家都对杨朱学说给过评价,《韩非子》称他“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吕氏春秋》称其“贵己”,西汉时期的《淮南子》称杨朱学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这些表述皆指向同一个核心:个体生命本身具有不可让渡的价值,它不是任何外在目标的工具。梁启超一方面奉杨朱为“主张权利之哲学家”,另一方面也坦率指出“杨朱非能解权利之真相者也”。杨朱“知权利当保守而勿失,而不知权利以进取而始生”。他只有防御,没有建构;只有“不许你拔”,没有“我应该得到什么”。或许杨朱学说更丰富,只是没有流传下来。
如果他的学说在那个时代就被发扬光大,顺着这条以“不”为语言的、关于边界与限度的线索继续阐述下去,那么杨朱的“不拔”与“不取”就会构成一种对称的正义观:我不侵犯你,你也别侵犯我;我不以天下奉一人,你也别以天下之名拔我一毛。这种对称性中隐含的,是对权力任意性的朴素抵抗。现代人权话语中“我的权利我做主,你的权利我尊重”的内核,与杨朱的逻辑之间,是不是存在着一种遥远的呼应?有法学研究将杨朱思想概括为“个人本位与个体权利意识”,并指出其同时构成“对君主制的挑战与反叛”,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现代人权不仅仅是个体说“不”的权利,更是一套关于权利如何被承认、如何被救济、如何在制度中被安放的安排。杨朱的“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描绘的是一种道家式的自发秩序想象:当每个人都守住自己的边界,天下自然太平。我认为:杨朱学说自然是有些乌托邦的,他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了人权的制度蓝图,而在于提醒任何形式的公共名义或集体目标,都不应吞没个体说“不”的底线。在这个意义上,杨朱触碰到的是人权观念必须面对的那个原初底线:权力的正当性,始于对“不”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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