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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仔细探讨下:

公元前218年,博浪沙。秦始皇的车队经过一片开阔地,一柄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从天而降,砸烂了一辆马车。可惜砸中的是副车,秦始皇安然无恙,震怒之下全国搜捕。主使的人改名换姓,逃到下邳躲了起来。

这个人叫张良。

很多人印象里,张良是谋士的天花板,坐在刘邦身边动动嘴皮子的那种人。可他年轻时候,是自己干过的。刺秦失败,他没死心,后来又扶立韩国公子韩成,想借着反秦的浪潮把韩国重新立起来。

结果项羽根本不给他机会,先扣着韩成不让回国,后来干脆在彭城把人杀了。张良的这点家底,两次折腾,散得干干净净。他这才抄小路投奔刘邦,从此安心做别人帐下的人。

张良的经历,先把这个问题的外壳敲开了一道缝。谋士们并非天生就爱给人出主意,不少人是自己撞过墙,才坐到那个位置上去的。

拿今天的话说,给人出主意叫打工,自己拉队伍叫创业。可这两个词搬到古代乱世,味道全变了。今天创业失败,赔掉本钱,还能重新打工,日子照样过。古代扯旗造反失败,押上的是整个家族,父族、母族、妻族,一个都跑不掉。

沛县起兵那一幕,把这层意思演得最透。当时萧何是沛县主吏,曹参是狱掾,都是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刘邦只是个泗水亭长,论资历、论文化,都在这两个人之下。可等大家杀了县令,要推举一个人挑头,萧何和曹参拼命往后缩。

《史记》里写得很直白:这两位都是文吏,爱惜身家,怕事情不成,将来秦朝灭他们满门,所以都让着刘邦。刘邦没那么多家当可输,这个头把交椅就落到了他手里。

当主公的头一道门槛,就在这里:敢不敢把全族男女老少的性命,一起押上赌桌。书读得越多,利害算得越清,这道门槛越难跨。跨不过去,跟聪明不聪明没有关系。

第二道门槛,是一块招牌。

乱世里拉起队伍,光有粮有刀还不够,得有个让陌生人愿意来投奔的名义。项羽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后人,叔侄俩一渡江,楚国旧地的人闻着名头就来了;刘备顶着中山靖王之后的身份,走到哪儿都把这个名头挂在嘴边,落魄到卖草鞋的地步,照样有人愿意跟;曹操的父亲官至太尉,他自己在朝廷做过官,有正式出身,起兵的时候登高一呼,同族的曹仁、曹洪带着人马就到。

这些东西在太平年月看着虚,真到了扯旗的时候,全是硬通货。人家来投奔,图的是一个能摆到台面上的说法,哪怕将来败了,也能说自己当年跟着谁干过什么。诸葛亮有什么?他原籍琅琊,年少时跟着叔父流落荆州,隐居在隆中的茅庐里,没有一官半职,没有宗族部曲,在荆州官场也说不上话。

他要是自己扯旗,旗上写什么?写自己读书多、脑子快?聪明这种东西,在别人帐下是利器,自己挂出去当招牌,天底下没人认。

脑子是软的,名分、地盘、武装是硬的。软的本事没法单独变现,必须附着在硬东西上。韩信打下齐国的时候,手里握着几十万大军,蒯通劝他趁势自立,跟刘邦、项羽三分天下。他犹豫来犹豫去,没答应。

那几十万大军是真的,可将校多是刘邦的旧人,粮草走的是刘邦的体系,他这个大将军也是刘邦登坛拜的。旗子一换,底下人凭什么跟着他走?后来他被吕后诱进长乐宫,连一支肯为他拼命的队伍都调不动。

有人会拿曹操反驳:他不也智谋过人?可他起兵先有父亲攒下的家底,有曹、夏侯两族的子弟兵。把家族和官职拿掉,只剩聪明,他同样拉不起队伍。

讲到这里,大概会有人冒出一个疑问:刘备死在白帝城之后,蜀汉的军政大权全攥在诸葛亮手里,刘禅年轻,他要想自己坐龙椅,谁拦得住?刘备临终还撂下话,“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等于把话都递到嘴边了。可他到死都是蜀汉的臣子。

原因并不绕。诸葛亮手里的权力,合法性来自刘备的托孤。蜀汉上下认的是诸葛丞相,不是诸葛皇帝。他整个人的分量,都压在刘备那块招牌上。招牌一旦换成自己的姓,他就成了自己骂了半辈子的那种人,那些跟着刘备从荆州一路打进来的老部下,立刻就有了跟他翻脸的理由。做丞相,他的话就是蜀汉的政令;真做了皇帝,政令能不能出得了成都,他自己心里都没数。

那些真动了单干心思的人,下场都摆在那儿。李密在瓦岗军,本来是翟让倚重的头号智囊,风头盖过主公。他不满足,设了一场酒,叫人拿好弓给翟让看,翟让刚把弓拉满,埋伏的刀斧手从背后一刀,人就倒了。

李密坐上了头把交椅,瓦岗的人心也从那天起散了。老部下亲眼看见主公的下场,谁还敢把后背露给他?没过多久,他兵败降唐,又想跑出来重拉队伍,在熊耳山被唐军截住,人头落地。

钟会走得更急。大军灭了蜀汉,他想据着蜀地自立,还拉上了姜维。他那套算无遗策的脑子还在,可手下的魏军不认他这个新主公,兵变一起,姜维战死,他自己也死在乱军之中,终年四十。聪明能帮他把蜀汉的军队打败,帮不了他让魏军将士把全家的命押在他钟会身上。

这里头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坐主位需要的,是一种让粗人服气的本事:关键时刻敢扛事,打了胜仗舍得把东西分下去,哪个兄弟落难了,他也肯出头,有时候还得带点糊涂。刘邦自己打仗不行,谋略也不行,可他敢用韩信,敢把关中后方整个交给萧何,输得再惨也不回头。

谋士的职业习惯,是把每条路的风险都算清楚,算得越清楚,越难在该闭眼的时候押上全部。而将士们要的,是一个笃定的背影,不是一个眉头紧锁、反复权衡的先生。太聪明的人坐在主位上,身边的人累,心里发慌,还会悄悄给自己留一手。

明白了这些,回头看谋士们的选择,就清楚了。他们是把自己最值钱的那份智力,入股到别人已经烧起来的灶台上。张良跟着刘邦,功成之后封留侯,早早抽身;贾诩辗转几任主公,进了曹魏做到太尉,活到七十七岁善终。

他自知不是曹操的旧班底,进了曹营就闭门自守,私下不结交同僚,儿女婚嫁也不攀高门,把低调两个字守了一辈子。这些人心里未必没有野心,是把胜率和代价都称过一遍,挑了那条能赢、又不至于输得精光的路。

只是这条路也有它的代价,而且躲不掉。入股的人终究不是东家,天下一旦坐稳,谋士的脑子就从资产变成了让人睡不着的东西。韩信死在长乐宫的钟室,李善长七十七岁被朱元璋赐死,刘伯温的死因到今天还在争论。他们当年把起兵的风险算得明明白白,却没算到,功成之后那顿宴席,有时候比沙场还凶险。

一个时代的位置,总归按那个时代的规矩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