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蜀书》里,吕乂的传附在董允之后,全文不足四百字,陈寿却给了他两句几乎打架的评语。一句是“号为清能”,夸他清廉干练;另一句是“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声损于郡县”。同一个人,在郡县被称能吏,到朝堂被记酷吏,这两句话隔着不到一百字,却把蜀汉官场的两套评价标准一并摆了出来。

吕乂字季阳,南阳人。父亲吕常随刘璋入蜀,遂在益州落籍。他少年丧父,好读书,能鼓琴,起家做绵竹令。绵竹是成都北面的门户,驿道、粮仓、邮亭都压在这一个县,县令的日常不是断案,是算账:一县多少丁、多少田、几时起运、路上折耗几成,答不上来就要误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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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里最难算的是人。蜀汉全境编户不足百万,却常年养十万上下的兵,每有征发,各郡都喊人手不够。吕乂在绵竹重核户籍、归并冗役,把隐漏的丁口重新登记,县中用度足而民不扰,陈寿给他的评语只有四个字,“号为清能”。这里的能不是断案如神,是账目对得上、期限赶得上。核出来的丁口,一半要转成运夫,一半留在田里,两头都不能塌,这才是一个县令最难的地方。

建兴年间,诸葛亮连年出军,向各郡调兵调粮,文书下去,多数郡守拖延推诿。吕乂在广汉太守任上自己募了五千人送到诸葛亮军中,一路“慰纳检制”,到营时队伍不散、名册不乱,五千人全数可用。募兵比征兵难,兵是自己招来的,安家粮、行装、路上的口粮都要先垫出来。

这五千人的分量,要放到蜀道的账上才看得清。从汉中到祁山五百里山路,车行不通,只能肩挑背负,运夫自己一路要吃粮,一石粟送到前线往往只剩三斗。哪个郡能凑齐人夫、按期起运,哪个郡就替北伐续了命;凑不齐的郡,前线就得退兵,退一次,下一次的粮道更难走。

第四次北伐,诸葛亮在上邽割麦补粮,仍因粮尽退兵,回师途中上表废了督运的李严,罪名是运粮不继、前后欺瞒。李严是托孤重臣,照样一撸到底。这件事说明蜀汉缺的常常不是田里的稻子,而是把稻子变成前线口粮的那条链子,链子上任何一环松了,十万大军就得回头。

诸葛亮在斜谷用木牛、在祁山用流马,后世把它们想成机关兽,其实是走栈道窄处的独轮小车与四轮小车,载量有限,日行二三十里。真正扛起粮道的还是人夫,一队五百人,来回一趟二十天,路上吃掉的口粮要按人按日预先算好,算少了队伍就散在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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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乂后来做蜀郡太守。蜀郡的底子是都江堰,诸葛亮设堰官,用一千二百人常年维护,岁修淘滩、筑堰、分水,灌区三郡的稻田才不失时。太守要管的正是这笔人力和物料,渠通一年,成都平原就多一年余粮;堰一淤,整个北伐的粮仓跟着空,这比任何一道诏书都实在。

由郡守入朝,他做尚书,继而代替董允为尚书令。尚书令是蜀汉后期的行政中枢,蒋琬、费祎、董允都从这条路上过。史书写他“众事无留,门无停宾”,公文当日批完,门口不积压等着回话的人。这个职位不管打仗,只管把仗所需的东西按时送到,送到就是功劳,送不到就是罪。

北伐的军期按月算,迟过一个月,粮就断在栈道上。尚书令案头摆的是各郡的户数、仓数、运夫数,签一个字,某个县的秋收就要提前半月。吕乂的“无留”,落到纸上就是无数道发往县里的催符,每一道催符背后都有一群人要在限期前把谷子舂成米、装上车。

他的私德几乎无隙:治身俭约,谦靖少言,为政简而不烦。家中没有多余产业,朝堂上不结党、不争名。这一面凑起来,是一个标准的循吏,放进任何一朝的地方官传都立得住。陈寿写人很少用到“俭约”二字,写到了,说明连政敌也挑不出错处,只能在别的地方找话。

另一面就写在同一段里。“持法刻深”,用法严苛;“好用文俗吏”,专挑熟悉簿书、善算钱谷的小吏当耳目。陈寿的断语是“故居大官,名声损于郡县”,官做得越大,郡县那边的口碑越坏。同一支笔写两面,本身就是史法,褒贬不藏在字里,藏在两句的先后次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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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俗吏在汉代是贬词,指只会写公文、打算盘、不通经术的办事员。运粮偏偏只需要这种人:记得住期日,压得住豪强,算得清一县出多少石、几时到。儒生谈仁义,误一日粮期,前线就是几千人挨饿。用人的标准由任务决定,不由风气决定,这一点诸葛亮看得比谁都清楚。

催粮得罪的是谁,史书没写,路径可以推。益州大族田连阡陌,隐户成风,核出一户隐丁,就少一个佃客;追一笔欠租,就动一家的仓。郡县里的“名声”,多半从这些人嘴里出来,再传回京城。清议与考课本来就是两套账,一套记人缘,一套记数字,记数字的那套从来不得人心。

这套做法与诸葛亮的治蜀是同一件东西。诸葛亮说“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赏罚落到县一级,就是考课、期限、追责。吕乂不过执行得比同僚更硬,硬到自己也成了被议论的对象。制度要人执行,执行的人替制度挨骂,这在任何一朝都一样,只是蜀汉的账期更紧。

“名声损于郡县”这句话本身值得琢磨。写史的人依据的是郡县上来的品评,品评握在本地大族和退职官吏手里。被催过租、核过户的人写评语,评价自然偏低;朝廷看的是粮到没到,两把尺子量的不是一件事。陈寿把品评照抄进去,也把考课的结果照抄进去,读者自己权衡。他没有替谁辩解,只把两份材料并排放着,这是史家能做到的极限,也是后人读史最该留意的地方。

延熙十四年,吕乂卒于尚书令任上。他死时,诸葛亮、蒋琬、费祎都已不在,姜维还在陇右一线反复出兵,后方的粮运一年紧过一年。此后蜀汉再没出过一个以调发见长的尚书令。一个政权到了末期,最先空掉的往往不是兵源,是会算账的人。

炎兴元年,蜀汉降魏,账簿被送到魏营: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甲士十万二千,吏四万。粗算下来,两户半人家养一个兵,再加一个吃俸禄的吏。这个比例下,任何一次延误都不能用“民力疲敝”搪塞过去,只能有人被追责,吕乂这类人就是被这套比例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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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评只有一句:吕乂不是能臣与酷吏之间摇摆的人,他是同一套考课制度的两张脸,粮册上写着能,乡评里写着酷,两张纸都是真的,只看你站在哪一头读。

换你坐在那张案前,一边是前线按月等米,一边是乡里求你宽限三日,你先签哪一张?

参考文献: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 郦道元《水经注》,中华书局,2007年 常璩《华阳国志》,巴蜀书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