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 百度百科“李克强”词条及人民网、新华网公布的李克强同志简历;《李克强同志生平》;《北大之精神》收录的李克强《师风散记》;中国新闻周刊、光明网文摘报等媒体对北大法律系77级同学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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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北京的冬天冷得干脆。未名湖结着厚厚一层冰,博雅塔的影子压在冰面上,一动不动。
北大法律系77级的毕业季到了。这个班里不少同学都在为出国奔忙。
有人伏案抄写申请材料,有人在图书馆里啃专业词汇,有人托亲戚朋友打听海外学校的消息。
人群里有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用两个月的时间复习出国预备研究生考试的相关课程,以他的成绩,留学名额十拿九稳。
他英语好,成绩全优,是全校27位优秀毕业生之一。
他叫李克强。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北大的马石江找上了门。一次,两次,三次……前前后后,先后10多次找他谈话。
十多次谈话过去,那张通往海外的船票,终究没有用上。
一个人攥着多年苦读换来的机会,究竟是哪些话,让他把已经迈出去的脚步收了回来?
而当1981年岁末那个寒意渐深的冬天,李克强走进马石江的办公室时,没有人会想到,接下来这十多次谈话,会让桌上那叠复习资料悄悄换了去处,也会把一个年轻人的人生,引向一条谁都没有料到的路……
【一】合肥少年与凤阳的田埂
要弄明白1981年岁末那一连串谈话,得先把时钟往回拨,一直拨到二十多年前的安徽。
李克强是安徽定远人,1955年7月3日生于安徽合肥。
老家在定远,人却是在省城合肥长大的,说起来是个地地道道的城里孩子。
1962年9月,他先后在合肥市南门小学、第八中学读书,1973年12月加入共青团。
他读书的那些年,正赶上特殊时期。校园的节奏被打乱,书不好找,课也不能按部就班地上。
一个少年想踏踏实实读点东西,路得自己去摸。
这一段日子没有留下多少惊人的故事,却给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手边有书,心里就踏实。
1974年3月,十八岁的李克强告别合肥,来到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成了一名知青。
凤阳这个地方,在中国人的记忆里分量不轻。
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家乡,一曲凤阳花鼓唱了几百年的穷苦和漂泊。一个城里来的青年脚踩进这片土地,等着他的是实打实的日子。
下田,挑担,扶犁,抢收抢种,哪一样都是力气活。
肩膀上的血泡磨破了,结成茧,茧又磨得更厚。
夏天日头毒,田里的水烫脚,冬天北风顺着领口往里灌。
收工回到住处,农家的灯火一盏接一盏地熄了,他还守着一点昏黄的光翻书。那个年头灯油金贵,灯芯拨得小小的,光亮只够照着手掌大的一块书页。
苦日子里,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他的性子。他的父亲李奉三几次想把他从凤阳调回城里,让他少吃点苦,都被他拒绝了。
他说自己不想搞特殊化,想靠自己的实力回去。一个十八九岁的后生,肯把这句话说出口,也肯把这句话落到实处。
1976年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6年11月至1978年3月,他担任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才二十一岁。
大队书记看着是个小职务,担子却一点不轻。
一个大队的生产安排、乡亲们的口粮分配、一家一户的冷暖纠纷,都得有人拿主意。
开会,算工分,调解矛盾,安排农活,样样绕不开。夜里还要把明天的活计在心里过一遍,哪块地先收,哪几个劳力顶上,哪户人家缺粮要照应。
农村的日子教给他几个朴素的道理:账要算清,话要说到做到,事要一件一件办成。这些道理没写在任何一本书里,日后却比许多书都管用。
1978年冬天,离大庙不远的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在一份契约上按下了红手印。
那时李克强已经离开了凤阳,没能亲眼看见这一幕。他走的是另一条路,一条从田埂通向燕园的路。
这条路的入口,是1977年冬天的一场考试。
【二】从田埂到燕园
1977年秋天,一个消息从北京传向四面八方:高考恢复了。
十年里,大学的门对许多年轻人关得严严实实。
这一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知青、工人、农民、军人,只要有一点读书的底子,都开始把压在箱底的旧课本翻出来。
那一年的冬天,全国有五百多万人走进考场,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考试。
此时的李克强还在大庙大队支部书记的位置上。
白天,他是乡亲们口里的“李书记”,要张罗生产,要处理一大堆杂事。夜里,他还是那个守着煤油灯的读书人。
能不能考上,谁心里都没底,但这盏灯,他一直没熄过。
通知书来的时候,他被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了。
1978年3月,他结束了大庙大队的工作,开始了在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习生活。他也是高考恢复后,北大法律系的第一批学生。
从凤阳的田埂到北京的燕园,隔着一千多公里,也隔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燕园里有湖,有塔,有成排的老树,有堆满书的图书馆,有操着各地口音的同学。
他们中有从农村来的,有从工厂和部队来的,也有刚出中学校门的,年龄参差不齐,经历各不相同,却都怀着同一种饥渴: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法律系的师资很扎实。
龚祥瑞、沈宗灵等一批名师执教,课堂上讲的是法理,是宪法,是比较法,是一个国家怎样用规则管理自己。
1979年7月,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先后通过,从1980年1月起施行,新中国有了第一批像样的基本法典。
学法律的学生们,亲眼看着一部部法条从无到有,那种兴奋,是后来的学生很难体会的。
李克强的状态,同班同学至今记得清楚。他英语底子不算厚,却下了狠功夫。
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小本子,正面是英文单词,背面是中文解释,走路背,吃饭背,坐公交车的时候也在背。
同学何勤华后来回忆,他在路上背,在食堂排队时背,等公共汽车时也在背。
北京的冬天动不动零下十几度,手伸出来都嫌冻得慌,他嘴边还一团一团冒着白气,念念有词。
这股劲头,在他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从容。
他不是那种埋头苦读、对周围毫不理会的人,同学们遇到英文难题,常常找他帮忙。
有人曾在听外国专家讲座时没听明白一个词,转头问他,他随口就答出来,对方才恍然大悟。
同学间后来有个说法:这批学生是北大法律系的“黄埔一期”。曾教过77级的杨敦先称赞当年八十多名法律系学生为“黄埔一期”。
日后这个班里走出了行政法学家姜明安、刑法学家陈兴良、民法学家郭明瑞、律师陶景洲、华东政法大学的何勤华、政治学者王绍光……
一班同学,各自在不同的行当里发光。
可在1978年的春天,他们谁也没想那么远。他们只是一群太久没摸到课本的年轻人,坐在教室里,把每一个字都当成宝贝。
李克强的燕园时光,才刚刚翻开第一页。
【三】译稿、论文与学生会
大学四年,李克强留下了不少让同学印象深刻的东西。
最先被注意到的,是他的翻译。到了大三,他已经可以翻译法律文献了。
同学的日记里记着一笔:1980年5月17日,他翻译的《英国宪法资料》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共一万多字。
一个大三学生的译稿,被国家立法部门的机构采用,这在班上是不小的新闻。
他的学业不止于翻译。
同班同学陶景洲回忆,他写过一篇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用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去解释法学问题,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他还翻译了《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参考。
这些成果背后,有一位老师的影子,就是龚祥瑞。
龚祥瑞早年留学英国,学识贯通中西,在比较宪法和行政法领域声名卓著。
一批英文不错的学生常常往他那里跑,李克强是其中最勤快的一位。
在龚祥瑞的指导下,他和杨百揆、刘庸安一起翻译了英国法官丹宁的名著《正当法律程序》,李克强是这本书的第一译者。
这部译著翻译的时间很长,直到1999年才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学业之外,他还有另一重身份。
1978年到1982年,他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同时担任校学生会负责人。
一个班里八十多人,一个学校里几千人,学生会的事务千头万绪:组织活动,反映同学诉求,协调各系之间的往来。
这些事琐碎,不显眼,却最见一个人的耐心和分寸。
他在学生会里的做法,在同学中口碑不错。说话不快,遇事不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时,他往往先听完,再慢慢说出自己的看法。
大学里的实践也没落下。
1980年,大三的李克强和班上不少同学去南京的法院实习。
把课本上的条文放进真实的案子里,他才真切感受到法律怎样落到具体的人身上。
到了大四,他又组织二十多位同学翻译《牛津法律词典》,前后用了一年,词典成功译了出来。陶景洲回忆起这件事,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组织能力很强。
这一点很要紧。
一本词典,二十多个人,每个人的英文水平不同,进度也不同,要在约定时间里译完、统稿、校对,靠的不光是英语好,更靠有人把大家拢在一起、把事情推到底。
这件事,同学们看在眼里,学校里的老同志也看在眼里。
那几年他心里的盘算,同学们大多知道:他想做学术,以后当教授。
读书、翻译、写论文,一步一步朝着这个方向走。
毕业后去欧美进修一番,再回来站上讲台,这是当时许多优秀学生共同的设想,李克强也不例外。
四年的燕园生活,把一个从田埂上走来的知青,磨成了一个学问扎实、做事稳当的年轻人。他的路看上去清清楚楚,直直通向讲台。
可就在毕业前夕,这条看似笔直的路,忽然被人轻轻拨了一下。
【四】毕业前夕的那张船票
1981年岁末,燕园的空气里有一种特别的躁动。
毕业分配的消息一天比一天近。法律系77级的宿舍里,常常有人聊到半夜,话题绕来绕去,离不开三个字:出国去。
那几年,国门刚开不久,海外的学校、实验室、图书馆,对这些读了四年书的年轻人来说,像一扇半掩着的大门。
李克强也在门前站着。
毕业前的两个月,他复习了有关课程,雄心勃勃地准备留美考试。
桌上摊着专业书、笔记本和一摞摞抄满单词的卡片,台灯下的影子,一坐就是大半夜。
按他的成绩,留学名额十拿九稳。同班同学何勤华等人回忆,以他当时的学业成绩,出国的成功几率非常大。
他的成绩单,确实漂亮。
1982年1月,他以全优生的荣誉毕业,是全校27位优秀毕业生之一。
大学四年所有的积累,似乎都在为这一刻铺路:英文、论文、译稿、龚祥瑞教授的指点。再过几个月,他就能背着行囊,去一个陌生的国度,把没读完的书读下去。
到这里,故事本该顺顺当当往下走。
可偏偏有一个人,把目光落在了他身上。
这位老同志193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去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他是北大党委的马石江。
他看重的是什么?为什么偏偏是李克强?这一点,先按下不表。
只说这谈话的次数。
一次,两次,三次……先后十多次。十多次,对一个毕业前夕、又忙于备考的学生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打扰;对一个已经有了明确打算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实实在在的考验。
不难想象,那些日子里,复习资料一直摊在桌上,书页上的批注一天比一天密。
有人看见他还在翻单词,有人看见他夜里从办公室出来,一个人沿着湖边慢慢走,走得很慢。
班上的同学隐约听说了,有人好奇,有人羡慕,也有人替他犯嘀咕。
有同学半开玩笑地问他:你到底走不走?
他笑笑,没有正面回答。
北大的冬天,天黑得早。路灯一盏盏亮起来,把博雅塔映成一个暗影。他把书合上、又翻开,翻开又合上。
十多次谈话,一次比一次沉。到了某一天,他做出了决定。
而当1981年岁末那个寒意渐深的冬天,李克强第十几次从那间办公室走出来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看上去不动声色的年轻人,会在谈话的最后一刻,做出一个让整座燕园议论纷纷的决定。
也把自己的人生,带到了一个谁都没料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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