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事物一样,人类对地衣的认识和探索非常曲折。科学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正确替代谬误的过程,是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发现、探索、验证、总结、推翻的非线性历史。
很多人现在知道地衣是真菌和藻类的共生体,如果我告诉你这个认识是花了近两个世纪才终于获得的,而这样的认识又过去了一个半世纪才又获得一些新的进展,你会惊讶吗?
这一切要从300多年前说起……
一种石蕊属地衣。摄影/雷浩
地衣曾被认为是一种很特别的植物
在1700年出版的拉丁语著作《植物学基础》中,法国植物学家图尔纳福(Joseph Pitton deTournefort)正式建立了Lichen属,地衣被归纳到植物中。图尔纳福承认了地衣与当时常见的苔藓和藻类存在形态上的差异和独特性,不过Lichen属仍然包括了少数苔纲类苔藓。
18世纪,卡尔·林奈通过《自然系统》为混乱的生物世界带来了秩序。但对18世纪末的年轻植物学家而言,投身地衣研究却无异于在学术上自我流放。这不仅是一个技术上极其困难的领域,更是一个在当时主流科学价值观中缺乏“美学”和“神学”吸引力的领域。然而,埃里克·阿卡里乌斯,这位在瓦隆斯泰纳行医的医生,却将毕生精力倾注于此。
当时,植物分类学的主要大厦——显花植物部分已由林奈基本建成。阿卡里乌斯选择地衣,某种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填补真空”的使命感。他试图将林奈的秩序之光延伸到植物界“最黑暗的地下室”。
那时候,地衣的本质尚不明确。林奈将它们归入“藻类”,阿卡里乌斯坚持认为地衣是一个独立的生物门类,拥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周期和器官。
阿卡里乌斯依据生殖器官(子囊盘)的结构,将林奈的Lichen属拆分为约40个新属。这一举措确立了现代地衣分类学的基本框架。
同时,他进行了一场“语言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沿用至今的专业术语:Thallus(地衣体)、Apothecium(子囊盘)、Soredium(粉芽)、Podetium(果柄)、Cyphellae(杯点)。通过这些新词,阿卡里乌斯迫使植物学家们戴上“地衣眼镜”去观察标本,而不是用观察玫瑰花的眼光去审视地衣。
白兰假网衣。摄影/雷浩
地衣为什么会长真菌的结构?
随着19世纪显微镜技术的改进,植物学家们开始深入地衣的内部世界。他们所看到的景象——无色的丝状网络包裹着绿色的球状细胞——成为地衣学史上最大的谜题。
1825年,德国植物学家弗里德里希·瓦尔罗特首次详细描述了地衣的内部结构。他观察到地衣皮层下有一层绿色的细胞层,并将其命名为“性原层”,其中的个体细胞被称为“性原细胞”。
瓦尔罗特及其追随者坚信,这些绿色细胞是地衣的无性繁殖器官。地衣确实通过释放粉芽进行繁殖。因此,逻辑似乎是通顺的:地衣产生性原细胞,性原细胞发育成新地衣。
然而,这在微观层面遭遇了无法解释的局面:
在植物发育中,器官的分化是有迹可循的。但在地衣中,显微镜观察者从未能确凿地记录下“无色菌丝转化为绿色球状细胞”的过程。性原细胞似乎总是“凭空”出现,像异物一样被包裹。
更让19世纪中叶学者感到困惑的是:地衣内部的“性原细胞”与自然界中独立生活的藻类长得一模一样。例如,胶质地衣内部的念珠状链条与独立生活的念珠藻毫无二致,而大多数叶状地衣内部的绿色球体则酷似共球藻或绿球藻。
面对这种惊人的相似性,维护“地衣独立论”的学者们被迫提出了一种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理论—逃逸理论:
自然界中自由生活的藻类,并非独立的物种,而是从地衣体中“意外脱落”或“逃逸”出来的性原细胞。这些性原细胞一旦脱离了地衣母体的控制,就会在自然界中以一种“退化”或“低等”的形态(即藻类)苟延残喘,无法再形成复杂的地衣体结构。
这一理论实际上暗示了所有的藻类都是地衣的“零部件”。它不仅颠倒了因果,还导致了分类学的巨大混乱。
如果说解剖学上的困惑还可以通过“逃逸理论”勉强搪塞,那么生殖生理学领域的实验结果则是对旧范式的致命一击。
这集中体现在著名的法国真菌学家路易·勒内·图拉纳于1852年前后进行的一系列经典实验中。
地衣表面会产生盘状或杯状的结构,称为子囊盘。在显微镜下,这些子囊盘的微观结构—子囊、侧丝和子囊孢子,与典型的子囊菌完全一致。
真菌的器官为何长在植物上?
对于当时的植物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分类学异常。地衣被定义为含有叶绿素的独立植物,但它们的有性生殖器官却完全是真菌式的。这就像是在一棵苹果树上发现了蘑菇的繁殖结构,却被告知这是苹果树自己的花朵。
地衣的表型发育主要由地衣型真菌主导。而从一个地衣体的完整生活史来看,地衣型真菌从孢子萌发到形态建成,中间经历的生物学过程至今未知。摄影/雷浩
为了解开地衣生命周期的谜题,图拉纳等人试图通过播种地衣孢子来人工培育地衣。图拉纳收集了两种壳状地衣的孢子,将其“播种”在湿润的玻璃片上,观察其萌发过程。
孢子确实萌发了,长出了芽管,并迅速发育成了复杂的菌丝网络。这证明孢子确实具有生命力。然而,无论培养时间多长,无论给予多少光照,这些由孢子萌发出的菌丝网中,永远没有出现绿色的性原细胞。在耗尽了孢子自身携带的营养后,这些菌丝停止生长,萎缩并最终死亡。它们从未能发育成具有地衣体结构的成体。
这是一个逻辑上的死结。
前提A :地衣是一个独立的物种。
前提B :孢子是地衣的有性生殖细胞(种子)。
推论:孢子理应能发育成长为完整的地衣成体(包含绿色细胞)。
事实:孢子只能长出无色的菌丝,无法长出绿色细胞。
面对这一矛盾,当时的学者并没有推导出“需要外部伙伴”的结论,而是陷入了更深的困惑。他们推测:实验室条件无法提供某种神秘的“自然养分”,导致性原细胞无法形成,或性原细胞的形成需要特定的环境刺激,而这种刺激在载玻片上是不存在的。
多种石蕊属地衣与苔藓植物混生。摄影/雷浩
破案了!地衣是真菌和藻类的共生体
德国真菌学家安东·德·巴里的研究已经开始松动旧范式的根基。他的工作为理解地衣的真实本质提供了关键的“垫脚石”。
德·巴里的突破口在于一类特殊的地衣—胶质地衣。这类地衣在干燥时呈硬壳状,遇水则膨胀为胶状。
1866年,德·巴里通过精细的显微观察发现,胶质地衣的胶质基质在结构上与自由生活的蓝细菌的胶鞘完全一致。
关键发现是:德·巴里并没有看到菌丝“产生”了念珠藻,相反,他观察到真菌的菌丝正在入侵念珠藻的菌落。他看到了菌丝穿透藻类细胞壁,形成了吸器状的结构。
基于此,德·巴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也许这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生物,而是一种真菌寄生在藻类上。
然而,这一假设立即引发了新的科学困惑:在传统的寄生模型(如锈菌感染小麦)中,寄生总是导致宿主的病变、衰弱甚至死亡。但是,在地衣中,被“寄生”的藻类不仅没有死亡,反而看起来比自由生活的藻类更加健壮、细胞更大、颜色更深,且能够长期存活。
终于,无法调和的矛盾引发了地衣认知的重要变革!
西蒙·施文德纳在1867年9月瑞士自然科学学会的年会上发表其演讲,他试图一举解决前面所有累积的矛盾。
施文德纳的理论以惊人的简洁性结束了瓦尔罗特的纠结:
为什么性原细胞像藻类?
因为它们就是藻类。
为什么看不到菌丝转化为性原细胞?
因为根本不存在转化,它们是两个独立的物种。
为什么孢子长不出地衣?
因为孢子只属于真菌,如果不从外界“捕获”合适的藻类,真菌就无法构建地衣体。
这一解释瞬间理顺了图拉纳实验中的所有反常现象。孢子萌发的菌丝之所以死亡,是因为它们死于“饥饿”—没有捕捉到能够提供碳水化合物的藻类。
施文德纳的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在欧洲植物学界引发了轩然大波。最激烈的反对声来自芬兰植物学家威廉·尼兰德。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地衣分类学权威,尼兰德坚决捍卫地衣的独立性。
如果地衣只是真菌寄生在藻类上,那么地衣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了,地衣学家将沦为真菌学家的附庸。他斥责施文德纳的理论是“荒谬的童话”。
在英国,詹姆斯·克龙比也成为施文德纳最尖锐的批评者,将这一理论描述为“地衣学的罗曼史”。
彼时,分类学家依赖形态的稳定性来建立体系,而施文德纳的理论似乎在暗示这种稳定性是建立在不稳定的寄生关系之上的,这直接威胁了分类学的根基。
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德国真菌学家海因里希·安东·德·巴里的介入起到了决定性的调和作用。
1878年, 德· 巴里在斯特拉斯堡的一次演讲中,正式创造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共生”(Symbiosis)一词。他将共生定义为“不同生物的共同生活”。
这一概念剥离了施文德纳描述中的“主奴”道德色彩和病理学暗示,提供了一个中性的框架,能够涵盖不同程度的生物间关系。德·巴里的支持为二元论提供了强大的理论背书。
而真正终结争论的是人工合成地衣的成功。
既然图拉纳的孢子因为缺失藻类而死,那么如果在孢子萌发时人为加入特定的藻类,会发生什么?
里斯(Reess,1872)成功实现胶质地衣的孢子与念珠藻结合。斯塔尔(Stahl,1877)在德·巴里的指导下,完成了Endocarpon的合成。博尼耶(Bonnier,1886)对Xanthoria进行了合成实验,进一步巩固了证据链。
这些实验将“自然发生论”彻底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尽管尼兰德和克龙比至死未改其口,但到了19世纪末,新一代的生物学家已经普遍接受了地衣是由真菌和藻类组成的这一事实。
然而,一个新的故事正在一个半世纪之后悄悄发生。
树皮上的皱梅衣。摄影/雷浩
地衣中第三类重要成员——担子菌酵母!
就这样,地衣变成了生物学教科书中经典的共生范例。
自19世纪德国植物学家西蒙·施文德纳提出地衣是“真菌与藻类共生体”以来,科学界长期认为地衣由一种子囊菌(ascomycete)和一种光合藻类(algae)或蓝细菌(cyanobacteria)组成。子囊菌构建地衣的菌丝骨架,藻类通过光合作用提供碳水化合物,“一种真菌+一种藻类”的二元模型延续了约150年,鲜有人质疑其完整性。
然而,2016年,托比·斯普里比尔(TobySpribille)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封面文章,彻底动摇了这一教条。
他们发现,许多大型地衣(macrolichens)的皮层中隐藏着一类此前被忽视的担子菌酵母(basidiomycete yeasts),它们构成了地衣共生体中的“第三共生体”。
这一发现的起点,是一个长期困扰地衣学家的问题。
在北美西部森林中, 两种形态相近的胡须地衣— Bryoria tortuosa 和Bryoria fremontii—常在同一生境中交织生长。前者呈黄色,能产生有毒的次生代谢产物普鲁宾酸(vulpinic acid);后者为褐色,无毒,常被当地原住民作为食物。
从传统分类学看,两者的子囊菌宿主和共生的光合藻类在遗传上高度一致,甚至几乎无法通过常规分子标记区分。
那么,为什么遗传背景几乎相同的两种地衣,会表现出如此显著的表型差异?有毒物质的产生能力从何而来?这仅仅是基因表达的微小差异所致,还是存在其他未被发现的因素?
这一问题的背后,是地衣生物学中一个更深层的科学问题:地衣的表型可塑性由什么决定?如果共生体的基因组相同,表型差异是否可以归因于共生群落中未被认知的成员?
斯普里比尔猜测,或许地衣体内还存在某种“隐藏的角色”,调控着次生代谢产物的合成与表型塑造。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斯普里比尔团队比较了两种胡须地衣B.tortuosa和B.fremontii的基因表达谱。在分析数据时,团队意外地发现了一组不属于已知子囊菌和藻类基因组的转录本。
这些序列与担子菌酵母的基因高度同源,尤其属于一个名为Cyphobasidiales的目。起初,研究人员怀疑这些序列来自外部污染或偶然附生的微生物。
但进一步分析显示,这些酵母基因不仅持续存在,而且表达量相当可观,远非随机污染所能解释。
为了验证酵母是否真正存在于地衣体内,团队运用了荧光原位杂交和高分辨率显微镜成像。结果显示,酵母细胞并非散落在地衣表面,而是密集分布于地衣皮层的疏水蛋白层中。这一位置紧邻菌丝与外界环境的交界处,表明酵母与地衣菌丝之间存在稳定的空间整合,而非偶然附着。
更关键的是,在产生普鲁宾酸的黄色胡须地衣中,担子菌酵母的数量显著高于无毒的那种胡须地衣。酵母丰度与地衣有毒次生代谢产物的含量呈正相关。
这一结果强烈暗示,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酵母,调控或参与了地衣毒性表型的形成。
2016年7月,斯普里比尔等人在《科学》上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了相关研究。
这一发现颠覆了“一种真菌+一种藻类”的经典模型。许多大型地衣实际上可能是由子囊菌、光合藻类和担子菌酵母共同组成的三方乃至四方共生体。
换言之,地衣的表型并非仅由主要共生伙伴的基因决定,还受到“隐藏伙伴”的调控。
斯普里比尔的发现引发了地衣生物学乃至共生研究领域的深刻反思。
地衣并非简单的二元合作,而更像一个微型生态系统,其中不同微生物之间的代谢分工和信号交流可能远比想象中丰富。
而故事还没结束。
地衣中的共生藻不是严格二选一
在地衣这个由真菌和藻类(或蓝细菌)组成的共生体中,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非此即彼”的框架来理解它们的共生伙伴选择——要么是与绿藻共生的“绿藻型地衣”,要么是与蓝细菌共生的“蓝藻型地衣”。
然而,这一看似稳固的认知,最近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青藏高原肺衣属的考察中被打破了。故事的起点源于一次意外的发现。2023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团队在对青藏高原横断山区进行地衣研究时,注意到一种本应只与蓝细菌共生的蓝藻型肺衣,在其地衣体的藻层中,竟然也观察到了绿藻的身影。
这一现象迅速引发了研究者的好奇心:这是偶然的杂质,还是地衣主动采取的适应性策略?
为了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生物学意义,研究团队进行了进一步采集和检测。
结果发现,在不同海拔采集的蓝藻型肺衣样品中,都检出了绿藻,而且绿藻并非偶然的“偷渡客”,而是稳定的共生伙伴。
通过多基因测序和系统发育分析,研究人员还发现,大部分蓝藻型肺衣中的绿藻与邻近绿藻型肺衣的绿藻在遗传上并不相同。这打破了“从邻居那里偷绿藻”的假设,暗示绿藻的获得可能涉及更复杂的生态过程,或者直接来自环境中的自由生活藻类。
更重要的是,功能性实验显示,在极低湿度下,这些蓝藻型肺衣不仅没有停止代谢,反而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实现净碳吸收。
这项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在青藏高原的高海拔环境中,原本仅依赖蓝细菌的肺衣,通过获取绿藻,实现了一种“二合一”的共生策略。
这种被命名为“绿藻-蓝藻型地衣”的形态,让地衣具备了在缺乏液态水、仅靠空气湿度就能激活光合作用的能力,从而在严酷的干旱环境中获得了关键的生存优势。
我们真的认识地衣了吗?
上述是地衣科学认识发展过程中几个重要的节点事件,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背后是不同时代的地衣学家不断探索的结果。
即使是那些站在所谓“错误立场”的科学家,他们的工作都在不断推动地衣学的发展。
从300多年前图尔纳福建立Lichen属,到阿卡里乌斯试图赋予地衣独立的分类体系;从“性原细胞”之谜,到“逃逸理论”;从图拉纳孢子实验暴露出的逻辑死结,到施文德纳提出真菌与藻类共生;从“一种真菌+一种藻类”的经典二元模型,到2016年发现的第三共生体,再到今天对绿藻、蓝细菌等复杂共生关系的重新认识——
每一次答案的获得,都同时意味着一个旧问题被重新打开。
最后,给大家陈述一个我认为非常能代表当下地衣认知水平的事实:
迄今仍缺乏一个可重复、从纯培养出发并完成生殖结构形成及再建体的完整生命周期合成体系。
上述19世纪的早期地衣重合成实验实现了真菌与藻类的人工结合并形成类地衣结构,从而有力支持了西蒙·施文德纳的共生理论。然而,这些实验通常未能完成完整生命周期,因此更适宜被界定为“部分合成”或“功能性重建”,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完全合成”。
也就是说,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真正把地衣完整地“造出来”。
科学探索的魅力,正在于不断打破我们自以为坚固的认知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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