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上海,鲁迅收到台静农来信时,恐怕没有想到,信中提到的一番转达,后来会被反复讲成“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故事。
事情的起点,不在瑞典学院的会议桌前,而在一次普通的婚礼上。9月中旬,台静农参加魏建功的婚礼,席间遇到了刘半农。两人谈到中国作家能否进入国际文学视野,刘半农提到了一个名字:鲁迅。
当时,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被认为与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方面有联系。有人希望为中国作家争取一个候选人的位置,梁启超是被谈论较多的人选。刘半农却觉得,若论文学创作,鲁迅更为合适。
这句话的关键,在于“觉得合适”,而不是“已经提名”。
刘半农了解鲁迅的性格。他知道鲁迅对名声、奖项以及外界的过度推举,一向保持警惕。若直接把消息告诉鲁迅,鲁迅很可能当场拒绝。于是,刘半农请台静农代为询问,先看看鲁迅本人是否愿意,再决定是否准备材料和译作。
台静农后来回忆,自己于9月17日写信,将刘半农的意思告诉鲁迅。9月25日,鲁迅回信作答。信中的态度很明确,却并没有出现“瑞典学院已经提名”这样的信息。
鲁迅写道:“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这不是一封接受提名后的谢辞,而是对朋友建议的回应。鲁迅感谢刘半农的善意,也拒绝参与这件事。两者之间,隔着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差别:一边是私人推荐,另一边才是正式提名。
鲁迅在信里还谈到梁启超。他认为,梁启超自然不应凭借名望获得这一奖项,自己同样不够资格。世界上还有许多更优秀的作家,尚且没有得到承认,像他翻译过的《小约翰》,原作者的文学成就就很高,却没有获得这项荣誉。
这段话常被理解成鲁迅过分自谦。其实,鲁迅关注的并不只是个人得失。他担心,中国作家若因为肤色和国别受到额外照顾,反而会让一些人误以为中国文学已经足以和各国最杰出的作家并肩。这样的虚荣,可能比没有奖项更麻烦。
鲁迅甚至表示,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适合获得这项奖的人,瑞典方面最好不要因为照顾中国人而勉强作出安排。话说得很重,但这正是鲁迅的表达方式,直接,不留情面,也不愿把文学评价变成民族面子。
有意思的是,后来的传闻把这封信重新包装了一遍。先是“刘半农推荐鲁迅”,慢慢变成“鲁迅获得提名”;再往后,又被说成“鲁迅已经拿到奖项,只是本人拒绝”。在传播过程中,推荐、提名、获奖三个不同概念,被压缩成了一件事。
1989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和鲁迅研究室负责人陈漱渝为核实此事,专程赴台北向台静农求证。台静农所讲的经过,与这封信能够对应起来:有人提出设想,刘半农认可鲁迅,台静农负责转达,鲁迅明确拒绝。整个过程里,看不到正式评选已经启动的证据。
后来还有两段材料,引起过更多争议。2005年,有记者采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对方提到,斯文·赫定曾建议把奖项授予胡适,还说在1930年代中期,瑞典方面曾向鲁迅传递过希望提名他的意思,但鲁迅认为自己不够资格。
这段说法如果准确,指向的也是另一次可能发生的接触,时间不在1927年。它不能直接证明1927年那封信对应着正式提名,更不能把刘半农的个人判断,改写成评委会的决定。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汉学家马悦然谈到此事时,则表示自己查阅过瑞典学院档案,认为“瑞典学院询问鲁迅是否愿意接受奖项”的说法并不可靠。在他看来,相关传闻缺乏档案支持。
两位评委的说法在时间和细节上并不完全一致,这恰恰说明,后人不宜用一句“鲁迅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概括全部事实。能够确认的,是1927年刘半农确实有过推荐鲁迅的想法,鲁迅也确实写信表示谢绝;至于是否存在后来更正式的接触,则仍需以档案为准,不能靠传闻补全。
把这件事说清楚,并不是要降低鲁迅的文学地位。恰恰相反,历史人物经不起过度神化,事实本身也不需要依靠传奇来增加分量。1927年那封信最重要的地方,不在于鲁迅是否错过一项国际奖项,而在于他怎样看待名声、资格与文学评价。
至于“鲁迅曾获得提名后主动放弃”的说法,至少就1927年这次经过而言,证据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刘半农提出的是个人意见,台静农完成的是一次转达,鲁迅给出的则是一封拒绝信。事情到这里,已经足够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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