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问题学者，一碰上重大事件就看走眼？
是水平不够，还是有些话本来就不敢说、不想说？
前几天国际上又出了好几件大事。
美国中期选举落幕后，对伊朗政策走向悬而未决，伊朗高层警告抛弃对美幻想、强化战备。
俄乌那边，美国将于11月10日至11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工作层级谈判。
局势变得这么快，之前那些预判又要被拿出来检验一遍。
说到看局势，一位研究俄罗斯问题的高校学者讲过的一番话，很值得琢磨。
宣传不是学者的责任和义务。
常有陌生人在这位学者的视频号下留言，提醒他注意风向、跟着宣传走。
这些人说，并不是他讲的事情不对，而是现在讲不合时宜，甚至质问他为何总与大多数人唱反调，难道随大流不好吗？
在网络上看着风向说话的博主，影响力确实比他大得多，高出上千倍都不止，这无疑是一份泼天的富贵。
这些他既不能要，也不想要。
在他看来，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宣传都不应该成为学者的责任和义务。
对于学者而言，越是大多数人狂热支持的东西，就越要保持警惕。
真正的学者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坚守学术独立性，既不攀附权力，也不攀附资本，只为苍生说人话，不为权贵唱赞歌。
当然，这样做也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
1957年，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期，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工程师对别人说，苏联专家当中不一定都是好人。
仅仅因为这一句话，他就被扣上帽子，调离北京，到东北工作。
到了1965年，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这位工程师又私下对人说，苏联专家当中也不都是坏人。
结果，他又被扣上更严重的帽子，发配到青海接受改造。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位工程师实在太傻，为什么就不懂得注意风向呢？
在这位学者看来，工程师并非不懂得看风向，而是心中有更多需要坚守的东西，这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宿命。
他的悲惨遭遇根本不是他个人的过错。
他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要怪也只能怪他生不逢时。
正如普希金形容好友恰达耶夫时所说，他永远是个哲人，有时则是空想家，而在轻浮的芸芸众生面前，他又是冷静的观察者。
在罗马，他是布鲁图斯；在雅典，他是伯里克利；而在我们这里，他只是一名禁卫军官。
恰达耶夫因为说真话，被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宣布为疯子并受到监管，官方每天派医生去为他“诊病”。
他的一生是凄惨的，但他的代表作《哲学书信》流传后世。
而那些迫害他的人，要么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要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这位学者在国内排名前二的高校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又在全国排名前十的985高校任教，受教育程度远高于绝大多数人。
在他看来，如果现在说话还要注意风向，跟着宣传走，随大流，趋炎附势，尤其是在自己最熟悉的俄罗斯问题上，那才是真正昧了良心。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无论面对领导层还是普通民众，该说的话都必须说出来。
听与不听是他们的事，而坚持说真话，才是一名学者真正的责任和义务。
把这位学者的坚持放回国际问题研究圈里，很多事就好懂了。
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俄乌开打，这几件大事，不少国内学者事前的判断都跑偏了，有的偏得还挺远。
这不全是水平的问题，更像是整个环境在把人往“别说真话”那条路上推。
最要命的一点，是说话的空间太窄。
高校和研究所的经费、职称、课题，几乎都跟上面的口径绑在一起。
顺着说，好处跟着来；逆着说，麻烦找上门。
碰上大国博弈、地缘冲突这类话题，说对了没人记得，说错了就可能被翻出来算账。
这么一来，大家都学精了。
能不下结论就不下，非说不可就来一句“形势复杂多变”“存在多种可能”。
这话挑不出毛病，可也没啥用，说白了就是正确的废话。
贸易战刚打起来那会儿，不少人怕被扣上唱衰的帽子，一个劲儿讲协商共赢，结果被现实狠狠打了脸。
再一个，预测准不准，压根不算成绩。
几年前说的话应验没有，没人统计，也没人在乎。
那谁还愿意天天费劲盯着国际动态？
躲进书斋写理论、复盘历史，稳当又好出活儿。
更绝的是，说错了也没代价。
今天拍着胸脯说某场冲突打不起来，明天真打起来了，照样评职称，照样拿项目。
国外一些研究机构会专门建数据库，把学者的预测一条条记下来打分，谁准谁不准一目了然。
没有这根鞭子在后头抽着，预测自然成了没人愿碰的冷门。
还有就是圈子里太“和气”了。
国际局势这么复杂，光靠一个视角肯定看不全，得有人唱反调、互相挑刺，判断才能越磨越准。
可现实是，连顶级年会都是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台上讲什么，台下都点头，几乎听不到一句像样的反对。
年轻学者想提点不同意见，很容易被当成挑战权威。
期刊和会议还有一道无形的筛子，跟主流不合拍的观点很难露脸。
俄乌冲突爆发前，国内主流声音大多认为打不起来，或者俄军能速战速决。
那些顺着北约东扩脉络看得更远的分析，根本没机会被更多人听到。
关起门来自己跟自己讨论，结论只会越来越像。
真正有本事上国际舞台跟人家正面辩论的学者，数来数去也没几个。
国外那些跨学科、跨国界的激烈交锋，国内很少真正学过来，久而久之，眼界就困在一个小圈子里打转，看对象国也总像隔着一层纱。
学术本身也有点僵了。
不少人还抱着老一套理论框架不放，这些框架很多是从西方搬过来改一改的，碰上新兴国家崛起、非传统安全冒头、全球治理大洗牌这些新情况，就显得不太灵光。
世界变得飞快，手里的工具却还停在十几年前，判断能准才怪。
最让人头疼的，是学术和宣传搅在了一起。
研究国际关系讲究客观冷静，宣传要的是立场和态度，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可有些学者把维护形象、迎合口径摆在了第一位，不利的信息一律绕开，只挑顺耳的证据来用，结论还没开始研究就先定好了。
贸易战那几年就是个现成的例子。
有人为了喊出“必胜”的气势，把自家经济韧性说得天花乱坠，把美国内部矛盾无限放大，却没怎么琢磨对方的产业政策调整和盟友联动。
结果仗打了多久、伤得多深，判断都差了一大截，回头看都有点尴尬。
传播环节也是一样。
媒体和官方智库往外推的观点，大多先过一遍筛，合口味的留下，带刺的拿掉。
那些冷静又有批判性的分析，想被人看到都难。
时间一长，整个圈子都默认了一条潜规则：宣传排第一，客观往后放，谁较真谁吃亏。
这几样毛病还不是各管各的，而是拧成了一股绳。
说话空间小，学术就容易僵；学术一僵，观点越来越像，辩论更搞不起来；宣传化又跟体制口径一唱一和，把空间再压一压。
考核偏偏还不看预测，谁也没动力去捅破这层窗户纸。
最后就成了一个死循环：不敢说，不愿说，到最后连怎么说都不会了。
这不光是预测不准的问题，整个学科也被拖累。
全球格局正在大变的节骨眼上，本该拿出有分量的判断，却常常只能交出一堆四平八稳的套话。
其实这些问题，圈里的人心里都门儿清。
只是学术这只大碗，把每个人的饭碗都盛在了一起，谁也不愿意第一个把碗砸了。
所以像那位学者那样，宁可不要泼天的富贵也要把话说透的人，才显得格外稀罕，也格外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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