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的秦代“二世诛大臣及诸公子”只有冷冰冰一行字，却明确说明了秦二世胡亥屠戮手足一事，《澎湃新闻｜古代艺术》获悉，西北大学科研团队近日公布了对秦始皇陵东侧上焦村陪葬墓中一名年轻男性遗骸的颅面复原成果，或许让被屠戮“秦始皇之子”的真正面容从史书走入现实。据陕西媒体报道，复原图上的男子与《史记》中记载的秦始皇“蜂准、长目”特征有相似之处。
相关考古学者接受澎湃新闻采访表示，复原面容的墓主是秦始皇之子的身份判断，只是一个假说，而非被确证的事实，“那张复原的面容，价值在于让我们与一个秦代悲剧个体的距离变得更近，但它不应该被误读为一份身份鉴定书。”值得一提的是，原秦始皇陵考古队长、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在其著作《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2011年出版）中，对上焦村墓葬的“始皇子女说”曾提出质疑。
上焦村陪葬墓中一名年轻男性遗骸的颅面复原图。陕视新闻 图
据西北大学科研团队近日通过陕视新闻等公布的信息，复原图上的男子有着橄榄形的眼睛与高挺的鼻梁，面部轮廓，与《史记》中记载的秦始皇“蜂准、长目”特征有相似之处，有研究者推测“大概率是秦始皇的儿子”。然而，比这张脸更早进入考古记录、也更具冲击力的，是这具遗骸的出土状态：头骨右颞骨中嵌着一枚青铜箭头，头和四肢在被肢解后置于棺内。主持上焦村墓葬发掘的知名考古学家袁仲一，当年在清理简报中只用了一句不带任何修饰的话来记录这类现象——“身首四肢分离，属非正常死亡”。
这句话的克制本身，就是一条线索。一位长期在秦始皇陵从事考古的学者，面对一批形制规整、随葬品等级极高的墓葬，却只能用“非正常死亡”来描述其中的遗骸，说明墓主人的身份与他们的死法之间，存在着无法用常规墓葬逻辑来解释的断裂。
十七座墓，七具带伤的年轻骸骨
史书记载，秦始皇去世胡亥称帝后，赵高建议：“灭大臣而远离骨肉”，其后，一场宫廷屠杀便开始，“二世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十公主（左石右乇）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史记·李斯列传》）。
秦二世墓
上焦村墓葬
上焦村墓葬群位于秦始皇陵的东南侧，发现始于1976年10月。秦俑考古队在秦始皇陵外城东墙约350米处探明17座陪葬墓，呈南北向一字排列，间距2至15米。当年10月至次年1月，考古队发掘了其中8座。8座墓均带斜坡墓道，属“甲”字形墓，一棺一椁。7座墓内出土了人骨，为5男2女，死亡年龄集中在20至30岁之间。
上焦村墓葬群示意图
遗骸的状态远比年龄更令人震动。一具头骨滚落至椁外填土中，右太阳穴处卡着折断的铜镞；另一座墓中，头、躯干与四肢分开摆放。还有一具女性遗骸相对完整，但上下颌骨错位，呈现被缢杀的迹象。与此同时，随葬品却毫不含糊地指向皇室规格：金、银、铜、铁、陶、玉、漆器及丝绸残迹等200余件，其中包括一件刻有“少府”二字的银蟾蜍饰件——“少府”是秦代中央官署，皇家专属工坊的标记。生前的尊贵与死时的残毁，被压缩在同一座狭小的墓坑之中。
知名考古学家的判断：不是乱坟岗，可能是秦始皇的公子与公主
对于上焦村这批墓葬的定性，知名考古学家袁仲一是关键人物。作为上焦村秦墓发掘的主持者，袁仲一主持发掘后撰写的正式考古简报——《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在结论部分并没有直接写成“是始皇的公子及公主墓”。据相关讨论引述，简报的表述是“可能是始皇子女或宗室大臣”。
2007年9月29日《浙江日报》的一篇报道，题为《父子“相伴而眠”2000多年》。报道围绕秦始皇陵西北侧一座“中”字形大墓的墓主推测（袁仲一倾向于认为是秦末代王子婴）展开，袁仲一说：“此外，按照目前已经探明的考古史实，始皇陵外城垣东侧上焦村西的17座陪葬墓是始皇的公子及公主墓，内城北部东区及西内外城垣之间的两个陪葬墓区则是始皇后宫人员墓地。”
袁仲一接受采访时解释上焦村这批墓葬的性质时，用的逻辑是：墓葬等级和位置指向皇室近亲，而遗骸的“非正常死亡”状态则指向一场政治性的集体处决。这一思路为后续研究设定了基本框架。
1996年，李淑萍发表《临潼上焦村秦墓发微》，同样从墓葬规格与出土物出发，认为墓主身份等级较高，并推测其为秦朝王室人员，结合史籍记载，指向秦始皇的子女。
两枚私印与《史记》的一行字
有意味的是，上焦村两座墓葬各出土铜印一枚：男性墓中为方形桥纽，阴文小篆“荣碌”（释为“荣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官网此前曾发文表述是“应为墓主的私印，墓主名为‘荣禄’”，“推测墓主为秦始皇之子”。女性墓中出土的私印印文为“阳滋”，学界推断其可能指向秦始皇女儿的名字。
《史记·李斯列传》留下的记载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僇”是杀戮，“矺”是分裂肢体的酷刑。上焦村男性墓主头骨中的箭镞、肢解后归棺的骨骼，与“矺死”的物质痕迹之间，不需要太多想象力的跳跃。私人印章锁定身份，骨骼创伤对应死法，墓葬位置确认陪葬关系——三条线索各自独立，却在同一处墓地中交汇。袁仲一当年那句“身首四肢分离，属非正常死亡”，在“荣禄”印与《史记》的这段文字之间，或许可以找到对应。
然而，原秦始皇陵考古队长、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在其著作《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2011年）中，对上焦村墓葬的“始皇子女说”提出了质疑。他的论证从墓葬数量、位置、形制与葬俗等多个维度展开。段清波认为，印章的证明力被高估，因为“荣禄”和“阳滋”这两个名字，均未出现在《史记》所记载的秦始皇子女名单之中。印章证明了墓主拥有私人姓名和高等级身份，但无法将其锚定在“始皇之子”这一具体亲属关系上。将印章上的名字直接等同于史书中的某位公子，中间存在无法弥合的文献空白。
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
复原的脸并非身份证明
回到那张复原的面孔。西北大学科研团队的技术路径是明确的：用手持式激光三维扫描仪获取颅骨表面的三维点云数据，在3406人的国人颅面数据库中匹配同性别、同年龄段的软组织厚度参数，逐层“贴附”到颅骨模型上，再经AI算法校准五官比例，最终输出复原面容。这是一套在考古学框架内运行的数字技术，其产出是“根据颅骨形态推断的可能面貌”，而不是身份证明。
这一复原面容与《史记》所载秦始皇“蜂准、长目”存在“相似之处”。一位知名文化学者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这种视觉上的呼应当然具有公众传播上的感染力，但在考古学论证的链条上，它处于最外围的位置：面容相似既不能排除巧合，也不能替代印章、墓葬制度与创伤证据所构成的身份判断，“其实报道中面容与《史记》所载秦始皇‘蜂准、长目’相似的说法，在论证效力上极其微弱——‘蜂准长目’本身是主观的文学描述，且面容相似既不能排除巧合，也无法建立亲子关系。”
可以说，该男性墓主的“秦始皇之子”身份“仍属疑似，而非定论”。上焦村7具可鉴定遗骸，目前能与具体姓名或文字直接对应的只有“荣禄”与“阳滋”两例，其余遗骸的身份仍处于墓葬整体定性所覆盖的范围之内，尚未获得独立的身份确认。
但相关考古学者也表示，“疑似”并不等于“无意义”。恰恰相反，上焦村墓葬的价值在于，它让《史记》中一段原本只能被阅读的文字，获得了骨骼、墓葬位置与创伤痕迹的联想。无论他们最终被确证为始皇子女，还是如段清波所推测的高级客卿，他们死于秦末那场政治清洗的事实，以及他们被草草肢解、又葬于帝陵之侧的命运，都构成了对那个时代最沉重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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